2016.1.13（星期三）

基金會的野口小姐介紹在日本媒體工作的S先生和我認識。

    約在基金會對面的酒店大堂，隻有我們一桌。S先生是日本人，會說中文，但語速很慢，經常說到一半就像是放棄了繼續的打算，雙手抱臂兀自點頭。我轉動着奶茶杯子，滿室隻有瓷器碰撞的聲音。

    尴尬沉默的時刻，S先生忽然拿出我去年出版的一本短篇小說集，翻到第一篇，指着其中一個出場不過兩三百字的配角——女主角偶遇的一個畫家，問我：“你寫的是×××嗎？”他說出一個名字，吓了我一跳，那并不是一個多麼大名鼎鼎的畫家，他竟一下子說準。

    S先生說：“我看過你主持的訪談節目，剛好是你采訪這個畫家。”

    我大學剛畢業時做過半年訪談節目主持人，采訪各種“高端人士”，那畫家是我的采訪對象。他畫的是一種耗時不太久的畫——類似酒店大堂挂的那種裝飾畫。他得意地自稱每天早上六點起床之後先用兩小時畫價值兩百萬的畫，再做别的事。采訪結尾我問他的夢想是什麼，他說是在八十歲之前畫的價格超過畢加索。

    采訪結束之後，畫家請包括我在内的攝制組吃飯。他左右兩邊各坐了五六個年輕貌美的學繪畫的姑娘，異口同聲如環繞立體聲一般贊美這位畫家。看到人如此不遮掩地展示财富帶來的權力，總會讓我覺得尴尬。他們單薄的人性就像戲劇舞台上的醜角臉譜，鼻子上被塗抹了一大塊白粉。

    “能看出你很不喜歡那個畫家。”S先生說。

    我以為采訪中自己對畫家的态度掩飾得很好，不斷贊美他的遠見，誇他為國争光。原來這麼容易就露出了馬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