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離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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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廣播節目中幫助成千上萬的父母，使他們能夠更好地了解孩子的情緒。
]的古怪卻可敬的兒科醫師兼心理分析學家，他有過一個著名論斷：所有的母親“從一開始”就厭惡自己的寶寶。
他的意思是，母親并非不愛寶寶，隻不過她們也厭惡寶寶。
“稱職的”母親在某種程度上是這種厭惡的投影，通過消毒，她消除了自己的矛盾心理和猛烈且别扭的情緒，并将自己想要放棄的沖動保存在真空密封的小罐子内。
溫尼科特還補充道：“在寶寶有能力意識到母親厭惡他之前，母親便已厭惡寶寶了。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可能會因覺得殘忍或後悔而顫抖不已。
溫尼科特還認為根本不存在寶寶這種東西。
寶寶僅作為母親的一部分而存在。
寶寶沒有個性，無法獨立存在，既然如此，除了你自己，你還能去愛或恨什麼呢？弗洛伊德則更為傳統，他寫道：“在（母親生的）孩子身上，母親自己身體的一部分在面對自己時如同對待某個與自己無關的客體，出于自戀，她們會給予這種物體完全的客體之愛。
”下列情形在孕婦文化中的确比比皆是：很難優先考慮母親自己的情緒，這種情緒很片面，它孤獨地幻想着帶有花邊的搖籃、雪白的小衣服、天使般的嬰兒床、星星徽章和泰迪熊。
就像一個青少年在自己那貼滿海報的房間夢見了流行明星那樣，一位初為人母者的愛存在于腦海之中，也存在于她用物質投入換來的華服之中。
我從這種服飾的演變中看見了在未來某個時刻扭轉局面的希望：在超市的下一個走道裡，帶有頭盔、武器和錐形胸部的物品取代了天使和泰迪熊；含有添加劑而難以辨認的包裝袋裡裝滿了看似小型交通事故或小規模爆炸的物品，取代了那些小巧的完美罐子。
那個無關的客體顯然得到了他應得的。
面對這種彰顯出我對女兒感情的強烈對比，我本不該驚訝，卻還是吃了一驚。
像大多數人一樣，我這輩子為愛所困。
我的這些愛首先遵守了家族叙事的慣例，後又遵從了浪漫主義習俗。
我從未試圖去改寫這些規則。
我曾與它們的步調和發展趨勢保持一緻。
可這份全新的愛明顯由我負責。
每當想到自己的孩子，我都會突然渴望為自己過去所有的無能為力做出補償，用我希望别人愛我的方式去愛：滿懷仁慈、徹徹底底、明明白白。
眼下她對這份愛的體驗還相當可疑與模糊。
我希望把它記下來，放進抽屜裡留給她，仿佛它是某種産權、契約書，如此一來，若我有不測、來不及向她解釋我有多愛她，她至少還留有某種證據，某份遺産。
幾乎從一開始便很有必要去向她解釋，并非因為她太小，無法理解她被人愛着，而是因為這份愛本身，或者至少是我對這份愛的經營，在初期遭遇了一些困難，鑒于這份愛由我負責，我覺得有必要做些說明。
女兒六周大時，某天早上我獨自在家，試圖讓她入睡。
我異常疲憊。
前一晚充斥着激烈的言辭、超現實冒險和有關忍耐的驚人壯舉，黎明已經到來，如同一場宿醉。
她和我已好幾小時未眠。
十小時内，這也許是我第二十次喂她，并将她放入搖籃。
我可沒指望一下能休息多久：我隻想要屬于自己的幾分鐘時間，整理一下那張亂糟糟的臉，在鏡子前大聲說話，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瘋了。
此刻，我不是隻想讓她睡覺。
她必須睡覺，不然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我的處境突然變得合乎情理起來，非常絕望，且不容置喙。
我把她穩穩放入搖籃，然後抽身去了衛生間并關上了門。
很長一段時間内屋裡沒有任何聲響，這讓人既慶幸又害怕。
這段時間由我來做主，同時也有如下可能：她的需求不會屈服于我的；她繼續存在，讓我失去耐心，讓我無法去愛，讓我無力擁有她。
然後，她在隔壁哭了起來。
我大叫起來。
我不太清楚自己在叫些什麼，大概是太不公平，顯然不可理喻之類的話，就因為我想要屬于自己的五分鐘。
睡覺去！我一邊叫，一邊站在她的搖籃前。
我之所以大叫，不是因為我覺得她也許會聽我的話，而是因為我意識到自己特别想把她扔到窗外。
她異常驚恐地看着我。
這是她這輩子頭一次坦誠地帶着情緒看我。
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她終于睡了，靜靜地，乖乖地，同時謝絕了我的幫助。
她從我身旁撤離，讓我倍感羞愧；睡眠如此讓人渴望，卻也難以忍受。
我想叫醒她，給她我的愛。
由于她安靜地一動不動，我的愛再次變得完美，而她甚至都沒有醒過來看一眼。
我拖着疲憊的身軀走到電話旁抽噎了起來。
我朝她吼了，我忏悔道。
最終，我向好幾個人忏悔了我的行為，可他們都未給予我期待中的那種寬恕。
他們說，天啊，寶貝真可憐。
他們說的不是我。
他們又說，别擔心，我猜她會忘掉的。
我明白，我隻能靠自己來消化我那些過激情緒，我已經失去了愛的庇護。
作為母親，我無法得到他人的諒解。
我意識到，這便是所謂的負責任。
久而久之，我越來越受“沒人愛的孩子”這個想法的折磨。
一聽到遺棄和虐童的故事，我就很揪心。
我會因有關孤兒、難民和戰時兒童的新聞照片哭泣。
一檔每周專注報道需要手術的兒童的電視節目會讓我瘋狂地用指甲抓沙發。
我的同情心，我那籠統的恻隐之心已濃縮成一個傷口，一塊因知情和有能力傷害他人而産生的暗瘡。
我意識到，在愛裡，我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不是施害
]的古怪卻可敬的兒科醫師兼心理分析學家，他有過一個著名論斷：所有的母親“從一開始”就厭惡自己的寶寶。
他的意思是，母親并非不愛寶寶，隻不過她們也厭惡寶寶。
“稱職的”母親在某種程度上是這種厭惡的投影，通過消毒，她消除了自己的矛盾心理和猛烈且别扭的情緒，并将自己想要放棄的沖動保存在真空密封的小罐子内。
溫尼科特還補充道：“在寶寶有能力意識到母親厭惡他之前，母親便已厭惡寶寶了。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可能會因覺得殘忍或後悔而顫抖不已。
溫尼科特還認為根本不存在寶寶這種東西。
寶寶僅作為母親的一部分而存在。
寶寶沒有個性，無法獨立存在，既然如此，除了你自己，你還能去愛或恨什麼呢？弗洛伊德則更為傳統，他寫道：“在（母親生的）孩子身上，母親自己身體的一部分在面對自己時如同對待某個與自己無關的客體，出于自戀，她們會給予這種物體完全的客體之愛。
”下列情形在孕婦文化中的确比比皆是：很難優先考慮母親自己的情緒，這種情緒很片面，它孤獨地幻想着帶有花邊的搖籃、雪白的小衣服、天使般的嬰兒床、星星徽章和泰迪熊。
就像一個青少年在自己那貼滿海報的房間夢見了流行明星那樣，一位初為人母者的愛存在于腦海之中，也存在于她用物質投入換來的華服之中。
我從這種服飾的演變中看見了在未來某個時刻扭轉局面的希望：在超市的下一個走道裡，帶有頭盔、武器和錐形胸部的物品取代了天使和泰迪熊；含有添加劑而難以辨認的包裝袋裡裝滿了看似小型交通事故或小規模爆炸的物品，取代了那些小巧的完美罐子。
那個無關的客體顯然得到了他應得的。
面對這種彰顯出我對女兒感情的強烈對比，我本不該驚訝，卻還是吃了一驚。
像大多數人一樣，我這輩子為愛所困。
我的這些愛首先遵守了家族叙事的慣例，後又遵從了浪漫主義習俗。
我從未試圖去改寫這些規則。
我曾與它們的步調和發展趨勢保持一緻。
可這份全新的愛明顯由我負責。
每當想到自己的孩子，我都會突然渴望為自己過去所有的無能為力做出補償，用我希望别人愛我的方式去愛：滿懷仁慈、徹徹底底、明明白白。
眼下她對這份愛的體驗還相當可疑與模糊。
我希望把它記下來，放進抽屜裡留給她，仿佛它是某種産權、契約書，如此一來，若我有不測、來不及向她解釋我有多愛她，她至少還留有某種證據，某份遺産。
幾乎從一開始便很有必要去向她解釋，并非因為她太小，無法理解她被人愛着，而是因為這份愛本身，或者至少是我對這份愛的經營，在初期遭遇了一些困難，鑒于這份愛由我負責，我覺得有必要做些說明。
女兒六周大時，某天早上我獨自在家，試圖讓她入睡。
我異常疲憊。
前一晚充斥着激烈的言辭、超現實冒險和有關忍耐的驚人壯舉，黎明已經到來，如同一場宿醉。
她和我已好幾小時未眠。
十小時内，這也許是我第二十次喂她，并将她放入搖籃。
我可沒指望一下能休息多久：我隻想要屬于自己的幾分鐘時間，整理一下那張亂糟糟的臉，在鏡子前大聲說話，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瘋了。
此刻，我不是隻想讓她睡覺。
她必須睡覺，不然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我的處境突然變得合乎情理起來，非常絕望，且不容置喙。
我把她穩穩放入搖籃，然後抽身去了衛生間并關上了門。
很長一段時間内屋裡沒有任何聲響，這讓人既慶幸又害怕。
這段時間由我來做主，同時也有如下可能：她的需求不會屈服于我的；她繼續存在，讓我失去耐心，讓我無法去愛，讓我無力擁有她。
然後，她在隔壁哭了起來。
我大叫起來。
我不太清楚自己在叫些什麼，大概是太不公平，顯然不可理喻之類的話，就因為我想要屬于自己的五分鐘。
睡覺去！我一邊叫，一邊站在她的搖籃前。
我之所以大叫，不是因為我覺得她也許會聽我的話，而是因為我意識到自己特别想把她扔到窗外。
她異常驚恐地看着我。
這是她這輩子頭一次坦誠地帶着情緒看我。
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她終于睡了，靜靜地，乖乖地，同時謝絕了我的幫助。
她從我身旁撤離，讓我倍感羞愧；睡眠如此讓人渴望，卻也難以忍受。
我想叫醒她，給她我的愛。
由于她安靜地一動不動，我的愛再次變得完美，而她甚至都沒有醒過來看一眼。
我拖着疲憊的身軀走到電話旁抽噎了起來。
我朝她吼了，我忏悔道。
最終，我向好幾個人忏悔了我的行為，可他們都未給予我期待中的那種寬恕。
他們說，天啊，寶貝真可憐。
他們說的不是我。
他們又說，别擔心，我猜她會忘掉的。
我明白，我隻能靠自己來消化我那些過激情緒，我已經失去了愛的庇護。
作為母親，我無法得到他人的諒解。
我意識到，這便是所謂的負責任。
久而久之，我越來越受“沒人愛的孩子”這個想法的折磨。
一聽到遺棄和虐童的故事，我就很揪心。
我會因有關孤兒、難民和戰時兒童的新聞照片哭泣。
一檔每周專注報道需要手術的兒童的電視節目會讓我瘋狂地用指甲抓沙發。
我的同情心，我那籠統的恻隐之心已濃縮成一個傷口，一塊因知情和有能力傷害他人而産生的暗瘡。
我意識到，在愛裡，我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不是施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