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望當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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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好臉色，就忘了自己是誰了，女友突然翻臉走了，病來如山倒了，命運不再是維納斯，馬上變臉成美杜莎了。
看她一眼，你就變成石頭人了。
那是被吓的。
剛當盲人那一陣子，就聽說在舊社會，盲人隻能有三條路，算命、賣藝和要飯。
我不争氣，還是走上第二條路，這是後話，暫且撂下。
開始的時候，我還真有機會學算命。
我在盲校的小學同學，他爸爸就是算命的。
他們家住在鐵西區的盲人大院，一個福利工廠的家屬宿舍，由于福利工廠有很多盲人職工，很多就搭伴過日子結婚了，他們住在一起生兒育女，有的兒女因為遺傳，也成了盲人，這種家屬宿舍叫盲人大院。
我同學就是這情況。
他爸爸是個算命高手，經常拄着盲杖，大街小巷地替人占蔔。
收入比上班強。
某天，他爸爸高興，說想傳授我兩手，至少可以謀生。
他給我講，算命的聖經是一本叫《淵海子平》的古書，我們這行當的祖師有唐代的袁天罡、宋代的邵康節、明代的劉伯溫等。
當然我還知道諸葛亮和徐茂公，在評書裡聽來的。
聽起來挺神奇的，學起來卻很枯燥，有點像學數學。
先要背天幹地支，還要學五行跟這些符号的搭配，又加上四方五色，農曆年月日的天幹地支五行屬性是計算人的生辰八字的基礎。
這麼多符号、概念、顔色走馬燈似的轉起來，你掐指一算，果斷地叫停，然後你看到的靜止的排列組合就是問蔔者的命運。
我最怕數學了，所以開始就很怵頭，就覺得老天爺沒打算賞這碗飯給我。
還有一種叫梅花易數的，是邵康節創立的，據說不靠複雜的計算，靠起卦當時的直覺，或者突然鳥鳴，或者誰無意說了個數字，都可入卦。
這有點像吉蔔賽人占蔔，觀察咖啡殘渣推算，或者觀察飛鳥的軌迹。
但梅花易數會的人很少，估計這種人也不出來賺錢。
我的那個小學同學後來子承父業走上第一條道路，而我走第二條路了——賣藝。
我爸本來給我買了把二胡，盲人不都拉二胡嘛。
可我覺得二胡這個樂器太苦了，學了它，一輩子都苦巴巴的，找了個媳婦，還給地主惡霸搶走了。
那時候，電影《瞎子阿炳》裡面就是這樣的。
1984年，媽媽給我買了把百靈牌的六弦琴，二手的二十元，是我當時一個月的夥食費。
那一瞬間，我看到命運她老人家會心地笑了一下。
再倒一下磁帶，失明前我還畫過一張素描，大概是1978年，我的右眼視力隻剩下0.4了，左眼失明。
我在家旁邊的一所街道小學上一年級，沒有校園，路邊的一間房子就算教室，那時這類小學叫抗大小學。
一年級有圖畫課，現在想起來就是臨摹，老師發一張小畫，我們照着描一遍。
剛開始畫拖拉機紅彤彤的，畫沒畫過毛主席，我忘了，估計不敢亂畫。
一天我在家裡，好像是下午，有個小黑闆，有粉筆，我開始瞄一幅畫，是挂曆上的還是某本畫冊上的，我想不起來了。
記得有山，山背後有雲，半山腰蜿蜒着一條路，還有亭子，反正挺複雜的。
我一下午就坐在黑闆前，畫呀畫，畫錯了，就擦掉，重新來，最後終于畫好了。
我用了好幾種顔色的粉筆，畫得可像了，我自己都覺得很驚訝，主要是專注地做了一下午，完成了一樣東西，前所未有的感覺，時間突然變快了。
天馬上黑下來，爸媽要下班回家了，後來那幅畫怎樣了，估計被我擦掉了。
那時候不知道這是我有生之年第一幅也是最後一幅畫，沒有太重視。
磁帶快進一下。
這些年，我去過紐約大都會、MOMA、倫敦的國家美術館、馬德裡的普拉多博物館、巴塞羅那的加泰羅尼亞國家藝術博物館……站在凡·高、莫奈、達利畫前，深深地感到失明真是一個人生的大缺憾。
有時候會暗暗地懷恨帶我去這些美術館的同伴，常常賭氣坐在走廊的凳子上，說我不走了，你自己看，看後回來找我。
坐在那兒，我就想，别人也經常陪我去唱片店，一架子一架子地挑選唱片，通常陪伴者對唱片并沒有那麼大興趣。
上大學時還有很多明眼同學給我讀書，大多是女生。
那讀的都是啥書啊，《存在與虛無》《悲劇的誕生》，還有《紅樓夢》裡不小心蹦出來的生殖器，人家當時不定多煩呢。
那現在自己陪别人逛美術館，就生氣了？再想，站在那些名畫前，咫尺天涯，就是不讓你看見，不也是一種當頭棒喝嗎？人是有界限的，或者說你要直面自己的不可能，經常看看鴻溝深淵，可以提醒自己生命原本如此，無須大驚小怪。
還有一回，我去江蘇江陰，朋友帶我去當地的一個古廟遊覽，古廟前的廣場上，有一些擺攤算命的，都是明眼人，大家正熱火朝天地招攬生意呢，我一出現，一個拄着盲杖、戴着
看她一眼，你就變成石頭人了。
那是被吓的。
剛當盲人那一陣子，就聽說在舊社會，盲人隻能有三條路，算命、賣藝和要飯。
我不争氣，還是走上第二條路，這是後話，暫且撂下。
開始的時候，我還真有機會學算命。
我在盲校的小學同學，他爸爸就是算命的。
他們家住在鐵西區的盲人大院，一個福利工廠的家屬宿舍，由于福利工廠有很多盲人職工，很多就搭伴過日子結婚了，他們住在一起生兒育女，有的兒女因為遺傳，也成了盲人，這種家屬宿舍叫盲人大院。
我同學就是這情況。
他爸爸是個算命高手，經常拄着盲杖，大街小巷地替人占蔔。
收入比上班強。
某天，他爸爸高興，說想傳授我兩手，至少可以謀生。
他給我講，算命的聖經是一本叫《淵海子平》的古書，我們這行當的祖師有唐代的袁天罡、宋代的邵康節、明代的劉伯溫等。
當然我還知道諸葛亮和徐茂公，在評書裡聽來的。
聽起來挺神奇的，學起來卻很枯燥，有點像學數學。
先要背天幹地支，還要學五行跟這些符号的搭配，又加上四方五色，農曆年月日的天幹地支五行屬性是計算人的生辰八字的基礎。
這麼多符号、概念、顔色走馬燈似的轉起來，你掐指一算，果斷地叫停，然後你看到的靜止的排列組合就是問蔔者的命運。
我最怕數學了，所以開始就很怵頭，就覺得老天爺沒打算賞這碗飯給我。
還有一種叫梅花易數的，是邵康節創立的，據說不靠複雜的計算，靠起卦當時的直覺，或者突然鳥鳴，或者誰無意說了個數字，都可入卦。
這有點像吉蔔賽人占蔔，觀察咖啡殘渣推算，或者觀察飛鳥的軌迹。
但梅花易數會的人很少，估計這種人也不出來賺錢。
我的那個小學同學後來子承父業走上第一條道路，而我走第二條路了——賣藝。
我爸本來給我買了把二胡，盲人不都拉二胡嘛。
可我覺得二胡這個樂器太苦了，學了它，一輩子都苦巴巴的，找了個媳婦，還給地主惡霸搶走了。
那時候，電影《瞎子阿炳》裡面就是這樣的。
1984年，媽媽給我買了把百靈牌的六弦琴，二手的二十元，是我當時一個月的夥食費。
那一瞬間，我看到命運她老人家會心地笑了一下。
再倒一下磁帶，失明前我還畫過一張素描，大概是1978年，我的右眼視力隻剩下0.4了，左眼失明。
我在家旁邊的一所街道小學上一年級，沒有校園，路邊的一間房子就算教室，那時這類小學叫抗大小學。
一年級有圖畫課，現在想起來就是臨摹，老師發一張小畫，我們照着描一遍。
剛開始畫拖拉機紅彤彤的，畫沒畫過毛主席，我忘了，估計不敢亂畫。
一天我在家裡，好像是下午，有個小黑闆，有粉筆，我開始瞄一幅畫，是挂曆上的還是某本畫冊上的，我想不起來了。
記得有山，山背後有雲，半山腰蜿蜒着一條路，還有亭子，反正挺複雜的。
我一下午就坐在黑闆前，畫呀畫，畫錯了，就擦掉，重新來，最後終于畫好了。
我用了好幾種顔色的粉筆，畫得可像了，我自己都覺得很驚訝，主要是專注地做了一下午，完成了一樣東西，前所未有的感覺，時間突然變快了。
天馬上黑下來，爸媽要下班回家了，後來那幅畫怎樣了，估計被我擦掉了。
那時候不知道這是我有生之年第一幅也是最後一幅畫，沒有太重視。
磁帶快進一下。
這些年，我去過紐約大都會、MOMA、倫敦的國家美術館、馬德裡的普拉多博物館、巴塞羅那的加泰羅尼亞國家藝術博物館……站在凡·高、莫奈、達利畫前，深深地感到失明真是一個人生的大缺憾。
有時候會暗暗地懷恨帶我去這些美術館的同伴，常常賭氣坐在走廊的凳子上，說我不走了，你自己看，看後回來找我。
坐在那兒，我就想，别人也經常陪我去唱片店，一架子一架子地挑選唱片，通常陪伴者對唱片并沒有那麼大興趣。
上大學時還有很多明眼同學給我讀書，大多是女生。
那讀的都是啥書啊，《存在與虛無》《悲劇的誕生》，還有《紅樓夢》裡不小心蹦出來的生殖器，人家當時不定多煩呢。
那現在自己陪别人逛美術館，就生氣了？再想，站在那些名畫前，咫尺天涯，就是不讓你看見，不也是一種當頭棒喝嗎？人是有界限的，或者說你要直面自己的不可能，經常看看鴻溝深淵，可以提醒自己生命原本如此，無須大驚小怪。
還有一回，我去江蘇江陰，朋友帶我去當地的一個古廟遊覽，古廟前的廣場上，有一些擺攤算命的，都是明眼人，大家正熱火朝天地招攬生意呢，我一出現，一個拄着盲杖、戴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