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望當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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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墨鏡、留着長發的盲人,身旁好幾個人攙扶跟随,這聲勢一下子把在場的都鎮住了,現場立刻安靜下來,有個擺攤的咳嗽了一聲,跟我搭讪,大師,您好多年沒來了,這是剛下山嗎?他把我錯當成來踢場子的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連忙解釋,我不會算,我是賣藝的,大家别客氣,繼續發财。

     我十四歲時,寫了一本日記,用盲文寫的。

    記述的是初戀的小心情,竟然還寫了一首詩: 你又何必歎息, 生活難道真的一覽無餘? 你又何必哭泣, 命運難道真的無情無義? 啊,何必何必, 走路的人, 又何必在乎路的崎岖。

    
臉紅了,看我的起點多麼低,當然現在也沒高到哪兒去。

    那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學裡流傳的是席慕蓉,高級一點的是朦胧詩。

    我那時候需要的是勵志,就是要“扼住命運的咽喉”。

    如果那時候就頹了,那我早完了,勵志雖然讓我在生活中掙紮着攀上一個個階梯,為将來能過上有尊嚴的日子打下了基礎,可也阻礙了自己的審美進程,不是有一種觀點嘛,“救亡運動”終止了“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對于個人也适用。

     盲人不能太頹,不然會被生活碾紮粉碎,屍骨無存。

    阿炳就挺頹的,抽大煙逛妓院,所以他的結局并不很好。

    不知道荷馬、彌爾頓生活得怎麼樣?找到老婆了嗎?是否衣食無憂?博爾赫斯過得挺好的,應該向他學習。

    博爾赫斯是後天失明,他應該不用為生計發愁,不用總顧念尊嚴問題。

    他能坦然地靜觀失明,将其化成生命嶄新的維度。

    他有一篇文章是論失明的,說失明并非人們通常想象的黑,其實是灰,雲霧一樣地包裹着你,黑也需要視覺去感受的。

    我也覺得是這樣,我就此聯想到,如果生是“有”,死并非是跟“有”相對的“無”,當喪失了主觀感受的時候,“無”也不存在。

     帕慕克在小說《我的名字叫紅》裡講道,失明是一種極緻的寂靜,那些畫細密畫的大師,為了追求最後的寂靜,常把自己的眼睛刺瞎。

     可我并沒覺得很甯靜,相反,經常躁動難耐,生活充滿了不安全感。

    比方我現在還常常做同樣的夢,小時候的家,夜裡,門上的插銷壞了,總插不嚴,門外好像有什麼東西要進來,我就死死地頂住門。

    還有很多夜裡,做個長長的夢,醒來,因為看不見周圍,會短暫地忘了自己睡在哪兒,躺在床上一動不敢動,拼命回想我在哪兒。

    心裡恐慌,害怕自己滑脫堅實的現實,被沖到未知的無何有之鄉。

     尤其在巡演的路上,兩天換一個地兒,賓館、酒店、客棧,換得真是今夕不知何夕。

     有一次,午夜夢回,我想确認自己睡在哪座城市,我摸到床前茶幾上的電話,問前台,這裡的地址是什麼?我不能直接問我在啥城市,那人非把我當老年癡呆對待不可。

    前台很禮貌地回答我,這裡是鼓樓賓館。

    然後我就更暈了,南京、開封、甯波、北京、西安,好幾個城市都有鼓樓,我具體在哪兒還是搞不清。

     隻有失明者才有這樣的遭遇,失明至少強行地把我從人群中剝離出來,其間況味不足為外人道。

     為了這雙絕望的眼睛,我吃了不少苦。

    小時候,吃各種藥,藥太苦,我媽就先準備好一羹匙白糖,藥咽下去,糖馬上到嘴裡。

    中藥喝得要嘔吐,熱乎乎、苦森森一大碗,一口氣喝不下去,就停下來幹嘔再捏着鼻子喝。

    有的偏方我都覺得太過分了。

    有一次,有個缺德的江湖大夫,說藥湯裡要加入藥引子,他的獨家秘方是生吃豬拱嘴。

    我問他啥道理呢?他解釋說,你眼睛裡長了白内障,這個豬拱嘴可以把白内障拱掉。

    這一點我對我爸媽還是有意見的,為了給我治病,盲目相信,啥偏方都敢招呼,我被迫生吃了不少個豬拱嘴。

    那時候就想,自己的身體還是要自己說得算才好,快點長大吧,離家出走,有多遠走多遠。

     球後注射,就是向眼睛裡注射藥物,眼瞅着大針頭奔你眼睛來了,“砰”的一聲,半個腦殼,被猛錘了一下,事後眼睛大半天都睜不開。

    這種酷刑,要有好幾個人按住我,伴随着哇哇大哭。

     我還做過左眼球摘除手術,要全麻,口鼻上蓋一塊味道刺鼻的紗布,過一會兒,腦子就一片混沌了,但跟睡覺不一樣,你偶爾還能聽到手術器皿碰撞的叮當聲,等到醒來,左眼永遠沒了。

    眼眶塌陷,戴上一個大眼罩。

    摘除後,我的右眼視力迅速下降,不久,徹底失明了。

    醫生說,好像左眼不摘除也可以。

    有這麼害人的嗎?那時爸媽還不懂得醫院也有醫療事故,根本就沒追究。

    從此,結束了我治眼病的苦難曆程。

     在此我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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