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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本來坐在室外，覺得一點點雨不妨礙喝茶，但雨漸漸密了，關靜又穿白色真絲襯衫，我們就挪到王爺廟裡面。
房間内開着空調，卻不禁煙，我們先打兩個噴嚏，然後都拿出了七星，開始抽煙後空氣就舒服多了，潮氣混雜煙霧，兩個人有好一會兒不想說話。
王爺廟以前是戲樓，現在和城中所有帶院子的古迹一樣，不過給人打牌喝茶，賣十塊錢一杯的青山綠水。
廟建在河邊石崖上，崖身上的“喚魚池”三個字據傳是蘇東坡真迹，都說他在這裡釣過魚。
廟内石壁上有“還我河山”，倒的的确确是馮玉祥的字。
一九四四年抗戰艱難，馮玉祥來城中發起節約獻金愛國運動，籌到一個多億，有大鹽商一筆拿出一千五百萬。
這些都是關靜告訴我的，沒想到她變成文化人。
初中她成績一直不好，讀中專時花了一筆錢，後來又托人進了本地銀行。
我考上大學的夏天，去找她吃飯，在櫃台前等她下班，看她穿式樣古老的襯衫和一步裙，化紅臉蛋和血盆大口妝，飛快數錢，數完一疊又重新從第一張數起，如此往複三遍。
她後來跟我說：“第一個月就數錯了，罰了兩千。
”現在關靜是一家區支行的副行長，有個丈夫，但我們不怎麼提到他，關靜自己開車來接我，她先是開一輛福克斯，去年換成寶藍色minicooper。
反複打量自己的生活時，我總會想到關靜，好像以她為坐标，我才能确定自我位置。
可能她也過得不好，不然她為什麼一直沒有生孩子？為什麼她從來不帶丈夫和我吃飯？為什麼有時候半夜三點，她會在朋友圈轉“女人這輩子不能犯的十個錯誤”，她犯了什麼錯誤？為什麼她熱衷于和所有同學維持聯系，哪個生活幸福的銀行副行長這麼閑？這麼想下去，讓我更容易和她交往，雖然她的不好隐藏在“可能”的水底，我的卻浮動在青天白日的水面。
這兩年關靜總是主動來找我，就像讀大學和剛開始工作那幾年，我志得意滿野心勃勃，尚未意識到前方看似水泥鋪就的大路，會漸次出現泥沼般挫敗。
我總是主動找她，那時候我是一個重點大學畢業後留在北京的律師，以結婚為前提談了一個同行男朋友；她剛剛從櫃台調到房貸部，幾次相親後也有了固定男友，我一目了然過得比她好，卻沒有好太多，這讓我們的友誼持續下來，持續到她一目了然過得比我好、卻沒有好太多的現在。
我們是兩隻蜈蚣風筝，開始并排飛在有風的地方，後來風太大了，她偏離方向，我則一路下墜，墜向今天。
以前我們當然也聊男人，後來這個話題漸漸退場，現在我們和所有閨蜜一樣，聊眼霜、年終獎和包，這并不意味着男人在我們的生活中變得不再重要，而是真正重要的話題，我們都不再向對方——事實上是任何人——提起。
我在婚姻中有過兩次無人知曉的一夜情（不知道怎麼回事，離婚後反而沒有機會）；她有一次在唱歌間隙出去接了七八次電話，再回來唱《勇氣》，包房内的旋轉彩燈下，我看她淚光粼粼。
唱完歌，我們一起去吃了串串香，我們依然親密，隻是不再知道對方生活中真正發生了什麼，把一切秘密混混沌沌煮進這口油膩的鍋裡。
抽完第二支七星，關靜問我：“你去見了林淩沒有？” “見了，難道白收錢不幹活，見了兩次了。
” “她怎麼樣？” “能怎麼樣……看守所裡……跟我說吃得還可以，因為我爸托人給公安那邊打了個招呼……能吃什麼？也就是早上能加個蛋，晚飯有點肉吧，我也是估計，我們哪能聊這麼多……” “那你們聊什麼？” “案情啊……你說律師和當事人能聊什麼……” “她怎麼說？真是她殺的？
房間内開着空調，卻不禁煙，我們先打兩個噴嚏，然後都拿出了七星，開始抽煙後空氣就舒服多了，潮氣混雜煙霧，兩個人有好一會兒不想說話。
王爺廟以前是戲樓，現在和城中所有帶院子的古迹一樣，不過給人打牌喝茶，賣十塊錢一杯的青山綠水。
廟建在河邊石崖上，崖身上的“喚魚池”三個字據傳是蘇東坡真迹，都說他在這裡釣過魚。
廟内石壁上有“還我河山”，倒的的确确是馮玉祥的字。
一九四四年抗戰艱難，馮玉祥來城中發起節約獻金愛國運動，籌到一個多億，有大鹽商一筆拿出一千五百萬。
這些都是關靜告訴我的，沒想到她變成文化人。
初中她成績一直不好，讀中專時花了一筆錢，後來又托人進了本地銀行。
我考上大學的夏天，去找她吃飯，在櫃台前等她下班，看她穿式樣古老的襯衫和一步裙，化紅臉蛋和血盆大口妝，飛快數錢，數完一疊又重新從第一張數起，如此往複三遍。
她後來跟我說：“第一個月就數錯了，罰了兩千。
”現在關靜是一家區支行的副行長，有個丈夫，但我們不怎麼提到他，關靜自己開車來接我，她先是開一輛福克斯，去年換成寶藍色minicooper。
反複打量自己的生活時，我總會想到關靜，好像以她為坐标，我才能确定自我位置。
可能她也過得不好，不然她為什麼一直沒有生孩子？為什麼她從來不帶丈夫和我吃飯？為什麼有時候半夜三點，她會在朋友圈轉“女人這輩子不能犯的十個錯誤”，她犯了什麼錯誤？為什麼她熱衷于和所有同學維持聯系，哪個生活幸福的銀行副行長這麼閑？這麼想下去，讓我更容易和她交往，雖然她的不好隐藏在“可能”的水底，我的卻浮動在青天白日的水面。
這兩年關靜總是主動來找我，就像讀大學和剛開始工作那幾年，我志得意滿野心勃勃，尚未意識到前方看似水泥鋪就的大路，會漸次出現泥沼般挫敗。
我總是主動找她，那時候我是一個重點大學畢業後留在北京的律師，以結婚為前提談了一個同行男朋友；她剛剛從櫃台調到房貸部，幾次相親後也有了固定男友，我一目了然過得比她好，卻沒有好太多，這讓我們的友誼持續下來，持續到她一目了然過得比我好、卻沒有好太多的現在。
我們是兩隻蜈蚣風筝，開始并排飛在有風的地方，後來風太大了，她偏離方向，我則一路下墜，墜向今天。
以前我們當然也聊男人，後來這個話題漸漸退場，現在我們和所有閨蜜一樣，聊眼霜、年終獎和包，這并不意味着男人在我們的生活中變得不再重要，而是真正重要的話題，我們都不再向對方——事實上是任何人——提起。
我在婚姻中有過兩次無人知曉的一夜情（不知道怎麼回事，離婚後反而沒有機會）；她有一次在唱歌間隙出去接了七八次電話，再回來唱《勇氣》，包房内的旋轉彩燈下，我看她淚光粼粼。
唱完歌，我們一起去吃了串串香，我們依然親密，隻是不再知道對方生活中真正發生了什麼，把一切秘密混混沌沌煮進這口油膩的鍋裡。
抽完第二支七星，關靜問我：“你去見了林淩沒有？” “見了，難道白收錢不幹活，見了兩次了。
” “她怎麼樣？” “能怎麼樣……看守所裡……跟我說吃得還可以，因為我爸托人給公安那邊打了個招呼……能吃什麼？也就是早上能加個蛋，晚飯有點肉吧，我也是估計，我們哪能聊這麼多……” “那你們聊什麼？” “案情啊……你說律師和當事人能聊什麼……” “她怎麼說？真是她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