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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過晚飯,我和父母散步到旭河對岸。

    旭河上有兩座橋,剛下過雨,平橋漫水,應該是橋面的地方,現在浮着幾個黑膠輪胎,有男人赤膊坐在輪胎上撒網捕魚。

    我們走上大橋,攤販們占滿人行道,賣襪子、發飾、十塊錢三條的内褲和西藏風格的綠松石項鍊耳環。

    有一家賣石榴,裂開兩個作為樣品,有瑪瑙樣鮮紅的籽,我們一路沒有說話,現在倒是商量起要不要買石榴,最後買了五個。

     父母對我非常失望,看起來是因為我的離婚,其實是因為我在離婚後暴露的一切:三十九歲,沒有房子,沒有車,沒有男人,也沒有男人追求。

    三十九歲還要有人追求不容易,我從來長得不美,四肢細細,卻有肚腩,皮膚發黃,粉底顔色一直不對,總像一張臉上浮動另一張臉。

    剛搬到鼓樓後的那兩個月,我也晚上十點化好妝,走到後海喝酒。

    從小區到水邊需要走一條石子路,高跟鞋走在上面有一種絕望的決心,但我一直堅持穿8厘米尖頭細跟鞋。

    我換過不少酒吧和不少裙子,卻一直沒有人請我喝酒,始終沒有。

    我也就放棄了,現在每天穿拖鞋T恤出門,喝老北京酸奶,坐在酸奶鋪的塑料矮凳上。

     在别的家庭,“律師”這種身份也許還能拿出來搪塞,但我的父母都在市司法局工作,都有點職位,見慣了畏畏縮縮沒有案源的律師,頂着合夥人的頭銜卻出不起合夥人的份子錢,這更讓他們一眼可以看透我的生活,看透隐藏其下的落魄失敗。

    父母是關靜一定要找到我做林淩律師的原因,司法局對案子說不上有什麼具體用處,但聽起來總更讓人放心,更何況——關靜私下裡對我說——“肯定是要判刑的吧?那起碼進去了能托人照顧。

    ”我答應她,這沒有問題,司法局管監獄。

     拿着一袋子石榴繼續往前走,漸漸到了老街,青石闆兩旁是黑瓦平房,每個人都坐在路邊乘涼吃西瓜,把西瓜籽吐在石闆和石闆縫隙。

    爸爸突然說:“你代理的那個同學,叫什麼來着,好像就住在這一帶……死的那個好像也是,說是同一個居委會,現在分别派了人做兩邊男人的工作。

    ” 我簽了偵查階段律師代理,隻收兩萬,這個價格極低,卻多少能彌補我在股市上損失的錢,在無人察覺的隐秘之處,我想蓋住這又一場失敗。

    和林淩的丈夫王雲雷簽好合同,拿到一萬塊首付款,裝在一個用金粉印着“新春賀喜”的紅包裡,他讪讪說:“……家裡找不到信封……”王雲雷穿戴整齊,看不出住在老街,家中還沒有獨立衛生間,每天早上需要排隊上公共廁所,關靜後來說,那兩萬塊是她的錢。

     我們走到公共廁所,新近裝修過,貼滿一看即是公共廁所的白色瓷磚,作為居委會的業績,門口放了幾盆茉莉,尿騷味混茉莉香,晚風又帶水氣,讓這附近有一種含糊的定位:窮,卻又有點風情。

    承包公共廁所的是一對夫妻,大概就住邊上,在門廊裡支了一張塑料圓凳,兩個人蹲在地上吃飯,各自抱着大碗,幾種菜混在一個大鋁盆裡。

    我辨認出莴筍燒泥鳅和蒜薹肉絲,走過了才輕聲對爸媽說:“守廁所的吃得還可以。

    ” 空氣中有天然氣味,我以為是誰家煮湯撲鍋,爸爸卻說:“一直這樣,快一個月了……上次井下漏的氣還沒散完,這兩天下了雨,味道已經淡了。

    ” “那天晚上你們都去了?” “去了,晚上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