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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今天(二十九日)一共吊了一個集裝箱的食物和三個大型油罐,現在上面的油料可以維持兩天,食品也沒有問題”。

     我把這些一字一句寫到筆記本上,她記下的應該也差不多,我們大概都希望采訪能一直持續下去,熬過這個必然帶來混亂的夜晚。

    唐家山上沒有一棵樹,我們各自躲在一塊巨石後面和編輯打電話,試圖逃避命運和欲望的召喚。

    但雨終于大到我們隻能躲進帳篷,軍隊給記者專門留了一個帳篷,今天隻有我們兩個記者,政委咬着火腿腸說:“将就一下,特殊時期,大家不分男女,都是同志。

    ” 同志們沒有在那個晚上做愛,這很難操作,防潮睡袋裡隻能裝下一個人,如果離開睡袋,外面很冷,何況震動聲和其他音效難以控制。

    我們應該把這些問題都周密思考過一遍,最後選擇了通宵聊天,黑暗和雨聲蓋住了這件事的倫理與道德,隻餘下毫無意義的話語,以及從中生出的、毫無道理的快樂。

    第二天走出帳篷,天已經放晴,有直升機正在低空空投小型油罐,但我忘記了去查實工作人員的名字,那篇稿子我後來并沒有寫出來。

     回到綿陽,林夏半夜兩點偷偷溜進我房間,又在下午兩點溜回自己房間,九點前後走廊吵了一陣,後來整個賓館靜下來,林夏進來時随手挂上了“請勿打擾”。

     我們鄭重其事互相保證,就這麼一次。

    然後輪流去洗澡。

     林夏的身體完全符合我的想象,進入後我才意識到自己為此已經想象多時。

    做了一次後,她起身拉開窗簾,月光照進來,于是我們又做了一次。

    她問:“我們說的就一次,是指就這個晚上吧?不是……不是真的就一次吧?” 我說:“嗯,包夜都不算次數。

    ” 其實也就三次。

    我有點累,這十幾天工作強度很大,但第三次我故意拖得很長,猥瑣、傷感以及精液味一起在房間裡彌漫開來。

    我略略擡身,看着眼前這個姑娘,我問她:“喂,你今年幾歲?” “二十八啊。

    ” “看着不像。

    ” “都說我顯小。

    ” 時間過于迅猛地劃過七年,林夏現在還是顯小,但實打實看得出上了三十。

    她往臉上拍爽膚水,問我:“你要不要上來睡一會兒?” 我搖搖頭。

    我很困,但上來睡一會兒意味着先要做一次愛。

     她躺下去,把被子蓋住頭:“那你晚飯再叫我。

    ”斷續偷情多年,兩個人漸漸也像夫妻,性對大家都不再重要,但如果沒有性,會比夫妻更顯尴尬,所以總要有一個人率先睡着。

     生活并不是一步走到今天,但當中的邏輯的确讓人費解。

    包夜過後,我們甚至沒有加對方的MSN,穿好衣服,兩個人交換了名片,那張名片我在回北京的飛機上撕掉,沖進馬桶,不知道怎麼回事,我記住了林夏的手機号碼。

     地震第二年,我離開報社,去了一家門戶網站做小中層,收入是漲了一點,但并沒有多到讓我振奮。

    我去網站隻是因為大家都去了,每個人都在焦急地挪動位置,停留原地似乎意味着失敗,我才三十一歲,不知道怎麼成功,卻也沒有準備好失敗,在任何領域的失敗。

     每日坐班的工作很枯燥,但在家看久了美劇也一樣會覺得枯燥。

    我完全接受了這件事,反正我也沒有特别想做的事,填寫愛好的時候,我也會寫:“足球,音樂,電影。

    ”我寫這三樣不過因為這永遠不會出錯。

    外部世界劇烈變動,我卻發現自己的内心停滞下來,如果一路要命地順遂,我大概能在十年後當上公司高層,年薪百萬,分一些期權,偶爾能上别家門戶的财經版。

    我也憧憬那一天,起碼我和小葉能換一套房子。

    現在的房子在四惠,小區在一号線頭上,坐地鐵要經過一條錯綜複雜的小路,如果懶得走,可以坐十塊錢的黑車或者五塊錢的蹦蹦。

    我們都想住在朝陽公園邊上,晚上去藍色港灣散步,坐在湖邊喝杯啤酒——那種我們想象中更為正宗的北京中産生活,早餐吃711的包子而非老家肉餅,不需要坐黑車和蹦蹦,出地鐵可以沿着一條有樹的路,步行回家。

     公司每天在國貿有班車開往中關村,我總準時趕上,四環永遠堵車,我能在車上舒舒服服睡一覺。

    往返班車漸漸成為我最喜歡的地方,它把我困在當下,耽誤上班,延遲回家,手機電池耗盡接不到電話,二十封郵件沒有及時回複,一切都不能歸咎于我。

    那輛車緩慢而準确地帶領我,往未來去,那個時候,我對未來并無其他想象。

     我隻管十個人,卻忽然變得重要,總有企業公關請我參加活動,簽到之後,能領一個紙袋,裡面有現金信封、禮品和材料,有一些人領完紙袋就走,我稍有節操,總是坐到最後。

    生活有些變化,但這種變化太容易适應,畢竟實打實多了一些錢,我拿這些錢買了更好的西服、領帶和皮鞋,我甚至用上了男士香水和面霜,開始健身,人生是這樣順理成章往前流動,直到有一天,遞給我紙袋的人是林夏。

     她白了起碼三層,化沒有眼影的淡妝,穿黑色小禮服裙,細跟鞋,頭發似卷非卷,撥在一邊肩膀上。

    當然比在綿陽時美,但我不認識她,我也希望她不認識我,我從來沒有這麼不想從一個人手裡接過裝着紅包的紙袋。

    然而我們都是專業人士,得走完這套流程——簽到,寫上身份證号碼(為防冒領),交換名片——這個場景讓我比和她做愛時更覺赤裸,我們此時都失去了遮蔽。

    我想到在唐家山的帳篷裡,兩個人聊的話題,是彼此最喜歡的導演。

    林夏喜歡小津安二郎,我沒看過,沉默中想尋找一個更拗口的名字,但隻能想到李安。

    李安很好,李安永遠是一個得體的答案,就像聊到俄羅斯文學,我們隻需要說,我喜歡普希金。

     我們又一次交換了名片,這次我沒撕掉。

    過了幾天,我給林夏打電話,沒有借助名片,我背出了她的号碼。

     我為什麼要給林夏打電話?我和小葉的婚姻那時還沒有問題,大部分時間我坐班車轉地鐵,七點半總能到家,下地鐵就給小葉打電話,她開始炒綠葉菜。

    晚餐總是一葷一素一湯,小葉的剁椒魚頭在朋友中是有名的,有時候我們兩個人吃一份三斤魚頭,可以任性地隻吃好的部位,兩塊腮邊肉小葉都夾給我,我則為她從湯中翻出魚泡。

     我為什麼要給林夏打電話?不知道為什麼。

    毫無理由的沖動。

    就像肝部長了腫瘤,我卻一狠心,把好端端的胃切了三分之一。

    在應該對生活下手的時候,我們總是懦弱地選擇最好下手的那部分。

     電話那邊林夏猶豫了一會兒,還是答應來和我吃飯,後來我才知道,那段時間她和前男友又分了手。

     我們在荷花市場那條美食街來回走了兩次,最後選中一家江浙飯館,露台有一塊沒有被燈光覆蓋,又能看到一角水面,殘荷留梗,樣子俗豔的舫船慢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