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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船頭亮着紅燈籠。
秋天快到盡頭，長時間坐在戶外會冷，但我們甯願裹緊外套。
一人吃了幾個醉血蛤，我終于開口說話：“你怎麼也離開報社了？” “大家不是都走了……你不也是。
” “但我還是在做新聞，隻是換了個平台。
” “你是男人啊……都是這樣的，男記者去網站當領導，女記者去企業做公關。
”林夏滿不在乎地喝了小半杯啤酒，我知道她并不是不在乎。
她喜歡做記者，地震時一天寫三個版，我已經回到北京，她又待了一周，寫了兩篇特稿。
和林夏上床後，有大半年時間，我每天看她工作的報紙，二〇〇八年年底，她有篇報道得了一個網站評選的小獎，我反複點進那個頁面，看一眼她的照片又關掉。
她穿牛仔褲和藍白色條紋T恤，手裡拿一份盒飯，那是在擂鼓鎮我用手機給她拍的，拍得不好，完全糊掉，但看得見背景是我們坐去唐家山的那架直升機。
“說是都這麼說，但是……但是好像有點可惜？你以前做得那麼好，你應該去雜志，真正做深度報道。
” 林夏低頭又喝了一會兒酒，才說：“本來我是要去的，有幾家雜志找過我，但是……但是他們都說，女記者這麼做下去總不是辦法，我都要三十了……他們都說，我換地方也寫不了幾年……” 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但我完全熟悉這種語調。
他們都說，女記者這麼做下去總不是辦法，男記者一直做記者總不是辦法。
他們都說，應該轉型，應該順應時代。
時代意味着變動，意味着你有能力變動。
風真的冷起來，林夏又點了熱黃酒。
話語漸漸增多，我和林夏都意識到，我們是同一種人，那種看起來一路順流而上、事實上失卻真正勇氣的人。
我們本來隻是在極盡無聊中想再偷一次情，但誰能猜到呢，性不過是最讓人信服的理由，我們最後成了朋友。
林夏睡過去後，我出門見人。
赫賽汀是處方藥，我在網上找到一個人，允諾能幫我買到藥，收五萬日元，我不知道他用了什麼辦法，但中國人總有中國人的辦法。
我們就約在澀谷車站的忠犬八公像。
出酒店我找了一會兒，那隻狗比我想象中要小，蹲在人群中，不遠是抽煙處，擠不進去的人在門口匆匆抽兩口。
對面有一個不知所起的綠皮火車廂，敞開車門，我約的那個人——網名叫“林老闆”——就坐在車裡刷手機，邊上坐着幾個老太太，她們看起來也沒有等人，就是打扮妥當，化着濃妝，坐在那裡。
林老闆不會超過二十五歲，染了黃發，戴三個耳釘，卻和日本人一樣見面就鞠躬，客客氣氣叫我“方先生”。
他已經拿到了處方（我并沒有關心用什麼辦法），帶我去池袋一家藥房拿藥，“澀谷也有，但池袋那邊是中國人開的”，他說。
池袋給人一種無秩序的安全感，尚未走出地鐵口，已經有人大聲使用手機，地面明明沒有垃圾，卻讓人覺得髒。
我們經過一家極小的中華物産店，門口有一盒盒涼菜，路過時我迅速看了一眼，似乎有鴨脖子和豬耳朵。
藥房裡沉默地坐着不少人，林老闆說，“都是中國過來的，和你情況差不多”。
有人邊上壘着幾個紙箱，看起來要趕去機場。
電飯煲、馬桶蓋，大概箱子裡還有藥妝，林老闆又說，“很多人這樣，來都來了，順便買點回去。
” 我也開始思考應該買點什麼，說得沒錯，來都來了。
也許可以給小葉買幾套雪肌精？我隻記得這個牌子。
大學剛畢業，我們在南四環租了一個小房子，小葉那時候是見習記者，要跑突發，出入各類跳樓、車禍以及火災場所。
有一次有人說要跳北京飯店，她和攝影記者站在長安街上等了兩個小時，“中間我想辦法去買了一把傘。
”小葉說，但那個人後來坐電梯下來了。
她曬得很黑，做愛時堅持要關燈，說白回來再給我細看，“等轉正了我就去買兩瓶雪肌精”，我都快射了，小葉還在想這件事。
我忘記她後來有沒有用雪肌精，也許她用了更好的牌子。
轉正後小葉做了文化編輯，一直做到現在，很少去戶外，她又變得太白。
小葉是我們身邊唯一一個十年沒有換工作的人，掙得不多，圈内也沒什麼人知道她，奇怪的是，她從來不給人失敗感。
每天早上她洗澡吹頭發，精神抖擻擠一号線上班，晚上又精神抖擻擠一号線回家給我做飯，晚上她讀書、看美劇、敷面膜、寫博客。
我從來不知道她的博客地址，小葉說，我們不需要事事告訴對方，我同意，所以我沒有告訴她有林夏這回事。
這兩年我們不大以夫妻的方式相處，隔着距離，我對小葉有一種莫名的敬重，因為她對生活從無怨氣，而我們，我們都是有的，有時候看起來是積極上進，其實不過是怨氣。
林老闆替我取了号，前面有二十個人，我們出門去抽煙，馬路對面有中年女人拉住人叨叨傳教，從“神愛世人”到“赦免你的罪”，我聽到她拉住一個男人許久，說“就是你們的頭發也都被數過了。
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
”但那個男人幾乎秃了頂。
一支煙可以很長，我和林老闆居然聊了起來。
“做這個能掙到錢嗎？” “還可以吧，國内得癌症的人挺多的……這兩年越來越多。
” “所以你沒有别的工作？” “沒有，我還在讀書。
” “哪個學校？” “東大。
” 我吃了一驚，但直接表達吃驚好像不禮貌，隻好問他：“你學什麼？” “日本文學。
” “研究生？” “博士。
” 話題在這裡斷了，聊天的方向出現混亂，我不知道和一個代購癌症藥且網名叫林老闆的人說什麼，我也不知道和一個日本文學博士說什麼。
日本文學，我隻讀過兩本村上春樹和東野圭吾，以前剛和小葉戀愛，我也給她寫信，因為并沒有什麼話想寫，隻能抄書，“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會再相逢”，小葉隻說，那本書不怎麼吉利。
和林夏第二次上床後，她去洗澡，我穿戴整齊坐在沙發上，好像初來乍到，正在等主人給我倒水，茶幾上擺着一本《挪威的森林》。
後來我漸漸發現，林夏的文藝修養大概和我差不多，她的确看過小津安二郎，但也就看了那麼兩部，《東京物語》和《秋刀魚之味》，不會更多。
她跟我一樣，認為自己應當對人生有點野心，卻并未找到野心的指向，我們在一起，上床之餘總是聊圈内動态，誰去了哪裡拿到什麼職務，誰辭職創業，現在已經拿到第幾輪風投，我們不停給對方分享資訊，好像這樣就可以減少自己的焦慮，其實兩個人的焦慮都加倍，我們還是每周見一面，有時候做愛非常慌張，因為大家都着急回郵件。
去年林夏又辭了職，現在在阿裡巴巴剛收購的一家小公司做公關
秋天快到盡頭，長時間坐在戶外會冷，但我們甯願裹緊外套。
一人吃了幾個醉血蛤，我終于開口說話：“你怎麼也離開報社了？” “大家不是都走了……你不也是。
” “但我還是在做新聞，隻是換了個平台。
” “你是男人啊……都是這樣的，男記者去網站當領導，女記者去企業做公關。
”林夏滿不在乎地喝了小半杯啤酒，我知道她并不是不在乎。
她喜歡做記者，地震時一天寫三個版，我已經回到北京，她又待了一周，寫了兩篇特稿。
和林夏上床後，有大半年時間，我每天看她工作的報紙，二〇〇八年年底，她有篇報道得了一個網站評選的小獎，我反複點進那個頁面，看一眼她的照片又關掉。
她穿牛仔褲和藍白色條紋T恤，手裡拿一份盒飯，那是在擂鼓鎮我用手機給她拍的，拍得不好，完全糊掉，但看得見背景是我們坐去唐家山的那架直升機。
“說是都這麼說，但是……但是好像有點可惜？你以前做得那麼好，你應該去雜志，真正做深度報道。
” 林夏低頭又喝了一會兒酒，才說：“本來我是要去的，有幾家雜志找過我，但是……但是他們都說，女記者這麼做下去總不是辦法，我都要三十了……他們都說，我換地方也寫不了幾年……” 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但我完全熟悉這種語調。
他們都說，女記者這麼做下去總不是辦法，男記者一直做記者總不是辦法。
他們都說，應該轉型，應該順應時代。
時代意味着變動，意味着你有能力變動。
風真的冷起來，林夏又點了熱黃酒。
話語漸漸增多，我和林夏都意識到，我們是同一種人，那種看起來一路順流而上、事實上失卻真正勇氣的人。
我們本來隻是在極盡無聊中想再偷一次情，但誰能猜到呢，性不過是最讓人信服的理由，我們最後成了朋友。
林夏睡過去後，我出門見人。
赫賽汀是處方藥，我在網上找到一個人，允諾能幫我買到藥，收五萬日元，我不知道他用了什麼辦法，但中國人總有中國人的辦法。
我們就約在澀谷車站的忠犬八公像。
出酒店我找了一會兒，那隻狗比我想象中要小，蹲在人群中，不遠是抽煙處，擠不進去的人在門口匆匆抽兩口。
對面有一個不知所起的綠皮火車廂，敞開車門，我約的那個人——網名叫“林老闆”——就坐在車裡刷手機，邊上坐着幾個老太太，她們看起來也沒有等人，就是打扮妥當，化着濃妝，坐在那裡。
林老闆不會超過二十五歲，染了黃發，戴三個耳釘，卻和日本人一樣見面就鞠躬，客客氣氣叫我“方先生”。
他已經拿到了處方（我并沒有關心用什麼辦法），帶我去池袋一家藥房拿藥，“澀谷也有，但池袋那邊是中國人開的”，他說。
池袋給人一種無秩序的安全感，尚未走出地鐵口，已經有人大聲使用手機，地面明明沒有垃圾，卻讓人覺得髒。
我們經過一家極小的中華物産店，門口有一盒盒涼菜，路過時我迅速看了一眼，似乎有鴨脖子和豬耳朵。
藥房裡沉默地坐着不少人，林老闆說，“都是中國過來的，和你情況差不多”。
有人邊上壘着幾個紙箱，看起來要趕去機場。
電飯煲、馬桶蓋，大概箱子裡還有藥妝，林老闆又說，“很多人這樣，來都來了，順便買點回去。
” 我也開始思考應該買點什麼，說得沒錯，來都來了。
也許可以給小葉買幾套雪肌精？我隻記得這個牌子。
大學剛畢業，我們在南四環租了一個小房子，小葉那時候是見習記者，要跑突發，出入各類跳樓、車禍以及火災場所。
有一次有人說要跳北京飯店，她和攝影記者站在長安街上等了兩個小時，“中間我想辦法去買了一把傘。
”小葉說，但那個人後來坐電梯下來了。
她曬得很黑，做愛時堅持要關燈，說白回來再給我細看，“等轉正了我就去買兩瓶雪肌精”，我都快射了，小葉還在想這件事。
我忘記她後來有沒有用雪肌精，也許她用了更好的牌子。
轉正後小葉做了文化編輯，一直做到現在，很少去戶外，她又變得太白。
小葉是我們身邊唯一一個十年沒有換工作的人，掙得不多，圈内也沒什麼人知道她，奇怪的是，她從來不給人失敗感。
每天早上她洗澡吹頭發，精神抖擻擠一号線上班，晚上又精神抖擻擠一号線回家給我做飯，晚上她讀書、看美劇、敷面膜、寫博客。
我從來不知道她的博客地址，小葉說，我們不需要事事告訴對方，我同意，所以我沒有告訴她有林夏這回事。
這兩年我們不大以夫妻的方式相處，隔着距離，我對小葉有一種莫名的敬重，因為她對生活從無怨氣，而我們，我們都是有的，有時候看起來是積極上進，其實不過是怨氣。
林老闆替我取了号，前面有二十個人，我們出門去抽煙，馬路對面有中年女人拉住人叨叨傳教，從“神愛世人”到“赦免你的罪”，我聽到她拉住一個男人許久，說“就是你們的頭發也都被數過了。
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
”但那個男人幾乎秃了頂。
一支煙可以很長，我和林老闆居然聊了起來。
“做這個能掙到錢嗎？” “還可以吧，國内得癌症的人挺多的……這兩年越來越多。
” “所以你沒有别的工作？” “沒有，我還在讀書。
” “哪個學校？” “東大。
” 我吃了一驚，但直接表達吃驚好像不禮貌，隻好問他：“你學什麼？” “日本文學。
” “研究生？” “博士。
” 話題在這裡斷了，聊天的方向出現混亂，我不知道和一個代購癌症藥且網名叫林老闆的人說什麼，我也不知道和一個日本文學博士說什麼。
日本文學，我隻讀過兩本村上春樹和東野圭吾，以前剛和小葉戀愛，我也給她寫信，因為并沒有什麼話想寫，隻能抄書，“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會再相逢”，小葉隻說，那本書不怎麼吉利。
和林夏第二次上床後，她去洗澡，我穿戴整齊坐在沙發上，好像初來乍到，正在等主人給我倒水，茶幾上擺着一本《挪威的森林》。
後來我漸漸發現，林夏的文藝修養大概和我差不多，她的确看過小津安二郎，但也就看了那麼兩部，《東京物語》和《秋刀魚之味》，不會更多。
她跟我一樣，認為自己應當對人生有點野心，卻并未找到野心的指向，我們在一起，上床之餘總是聊圈内動态，誰去了哪裡拿到什麼職務，誰辭職創業，現在已經拿到第幾輪風投，我們不停給對方分享資訊，好像這樣就可以減少自己的焦慮，其實兩個人的焦慮都加倍，我們還是每周見一面，有時候做愛非常慌張，因為大家都着急回郵件。
去年林夏又辭了職，現在在阿裡巴巴剛收購的一家小公司做公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