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騰的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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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新聞辦說：“今後重大事件，都沒獨家新聞，這也是為了公平競争”，這是他的風格，這次“升降級”問題，他幾乎做到了。
不過這位“掌門”有足夠的理由支撐他的做法：“國家頭的機關關能讓記者随時推門就進？我們不僅讓進了，有時還泡了方便面讓記者在足協辦公室吃。
” 與日本不是一個檔次 “一個專家告訴我，以前中國一支省級隊就可以橫掃日本，但現在我看情況恰恰相反過來了。
”閻世铎很憂慮。
“我高興的是亞洲杯上中國隊的作風，而非成績，雖然半決賽我們隻輸了一個球，但我認為要真讓日本國家隊來打，肯定不止一個，我不掩差距——中國足球與日本足球根本不在一個檔次”，這是曆民中國足協掌門人都沒有勇氣，但閻世铎這個勇氣。
雖然這與他“總局辦公廳主任”的強硬背景有關，但閻世铎能如此向媒體總結亞洲杯，證明他至少不是一個“護短”的人。
“所以，我認為最關鍵的是要學日本抓好青少年培訓。
” “升降級”不是主要問題 “跳出足球看足球”，這是閻世铎上任後的名言，也許隻有像這樣“跳出”的人才适合管理中國足球，他沒有顧忌，他說：“大家都在關心‘升降級話題’，其實在我心目中，這根本不是主要問題，中國足球問題不少，哪裡一個‘升降級’就能解決的。
這句話，是這次采訪閻世铎最理性的話。
不論是“呼吸法”還是“休克法”，都不是解決中國足球出路的根本方法，作為中國足球的“掌門人”，絕對不能僅僅以競賽形式的變化來尋求突破。
閻世铎說：“它隻是中國足球若幹問題之一，我認為中國足球的首要問題是搞好後備力量的建設，像日本那樣，常年有一萬餘人在巴西訓練，比起楗力寶隊，人家是幾百人裡挑一個，當然迅速崛盧了。
人才匮乏的問題，才是閻世铎關注的首要問題。
外行如何領導内行 閻世铎，1952年出生，祖籍大連，在大連當了式農兵學員，後進入北京體育大學攻下體育法碩士學位，曾在中央央校培訓，80年代中期在國家教育部體育司工作，當過老師，後進入國家體委“政策法規司”任司長，主持中國足協工作前是國家體育總局辦公廳主任。
有人說中國足球最缺兩點：一是教育，二是法制。
讓當過老師學過法律的閻世铎來管理中國足球似乎很合适。
閻世铎當年在國家體委是機關“三才子”之一，參與草過《體育法》，以“頭腦清晰、精通政策、能說會道”著稱。
但閻世铎不懂足球，以前也不看足球，直到足協後才看熱鬧看了一回歐洲杯，所以閻世铎不斷聲稱“我是新人，我是門外漢”，但閻世铎第一天上任就向中國足協工作人員說：“跳出足球看足球。
”他用他的方式。
閻世铎在足協内部訓人時極嚴厲，亞洲杯申辦時就曾因申辦不到位拍桌子，據說，幾乎是達到提綱挈領直點要害毫不留情滔滔江水之勢，就連着裝，也在足協下明确要求，正式場合一律西裝革履，細心的人們可以發現，從今年下半年開始，中國足協穿“西裝”的多了，不論氣溫多高，隻要正式場合都必須執行着裝要求。
今年夏天，據說有一次在秦皇島參加會議，氣溫已高達36℃，但閻世铎還是一身正規西裝出現在主席台，慌得一旁隻穿了T恤的其他足協官員趕緊想辦法，找不到西裝的從其他人脘子上扯下領帶系上……“如何樹立足協的權威”，閻世铎說，從作風抓起，從公衆形象抓起。
但閻世铎也很低調，有時還在比自己年齡大的足協官員前自稱“小閻”，有一個星期天去足協，正好鐵門關着，裡邊一工作人員問：“誰呀？星期天不上班。
”他邊敲門邊說：“是我，小閻。
”門打開後，驚出那位工作人員一身冷汗。
在無錫，不少人請閻世铎簽名題字，閻世铎都拒絕了，他說：“我從不給人題字的。
” 閻世铎極愛看書，據說有時出差也帶着一本書。
在北京，我問：“你最愛看哪種書？”閻世铎說：“傳記，偉人們的傳記，最喜歡的一本是《馬克思傳》。
”閻世铎非常崇拜鄧小平，經常套用一些小平的話，亞洲杯申辦時，他就對正在給擁有投标權的亞足聯執委做工作的足協官員提醒，不要盲目樂觀，“小平同志說得好，不要輕信外國人”。
閻世铎不懂足球，是足協上下皆知的，但現在人們漸漸發覺這個“不懂球的”卻“懂管足球”，閻世铎昨天說了：“這并不意味我不愛足球，因為我的格言是‘使命即愛好’，中國足球就是我的使命，因此我愛好它。
” 閻世铎是怎樣的一個人？其實這個問題是會随着時間的推移、中國足球的勝負而發生變化的。
去年的這個時候，我采訪王俊生先生時他曾說：“這個位置就像沖浪”，我想閻世铎也會随着浪尖不停變化，中國足球無疑是一道大考題，不知閻世铎将怎樣一一解答。
也許，他會成為一個勝利者，也許他會成為又一個王俊生，為了中國足球，我們希望他是前者。
結束沉重 閻世铎從哪兒來？又要到哪兒去？其實這也是意味着中國足球從哪裡來？又将到哪裡去？ 與王俊生一樣，閻世铎也是個“曆史符号”，不過這符号卻象征着中國足球的成敗興衰。
按斯蒂芬"蔣威格的觀點：“曆史，就是由細小的人與細小的瞬間組成。
”因此，了角閻世铎也是從一個側面了角中國足球今後的命運。
王俊生憶成為中國足球的B角。
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要稱其一聲“王俊生先生”，因為他畢竟給一在的A角——閻世铎提供了很多曆史數據。
這些數據，在某種意義上講，就像飛機上的“黑匣子”一樣彌足珍貴。
A角的閻世铎不可能徹底割裂與B角的曆史關系。
雖然閻世铎宣稱“跳出足球看足球”，但事實上誰也不可能真正“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閻世铎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有特色的中國足球道路上走得更遠”，在這次采訪中，我發現基于他的背景、他的性格、他的工作作風他可能做到這一點。
因此，袁偉民物色的這個人物不見得讓人驚喜卻有其合理性。
“我的帽子是拿在我手上的”。
上任半年後說出的這句話，大概可以算作閻世铎的準正式“就職宣言”，或許也可視為對中國足球、中國球迷的一份承諾。
閻世铎不懂足球，但他懂政策、懂社交、懂管理，或者就像足協内的人士說的“懂當官”。
當然，這個評價可以是積極的也可以是消極的。
閻世铎的核心思想就是把足球當成一盤大局，讓每個人都能“真誠以待，找到快樂”。
他要結束一個“過于學生的時代”，讓足球變得快樂起來。
這顯然是不容易的事，但這個提法本身無疑具有積極性和建設性。
但願我們與閻世铎先生能一起兌現這張“快樂支票”。
生于悲劇性格 如果你愛一個人，送他去海外踢球吧！ 如果你恨一個人，送他去海外踢球吧！ 那裡是天堂與地獄的結合部，他将在刀鋒上跳舞…… 楊晨在頭痛，痛不欲生的痛，因此馬加特也開始頭痛，兩個“頭痛”的人引爆了中國球員海外踢球的生存内幕。
這層曾經意味着“尊嚴”與“貞操”的紙，一夜間被血淋淋地捅破了！ 對楊晨的聲援，如果還停留在“娘家人”式的義憤慎膺無疑是幼稚——聲讨馬加特、聲讨施拉普納，甚至聲讨背後的“新納粹主義”将于事無補，我們必須正視——中國球員的性格是否是悲劇命運的根源。
性格決定命運。
你不願在酒忱裡喝紮啤，你不願說出發音濁重的德語，你甚至不願意綻開一絲微笑表達自己的善意，然後别人就要“Finish”掉你！ 馬克爾斯說，如果沒有獸性，你永遠成不了森林大帝；凱撒說，如果你不是羅馬人，你永遠統治不了羅馬城；而謝暈在1995年也說,不會吃六成熟的牛排,就很難真正做一個外國人。
“是我來适應德國，還是德國來适應我”，問題就這麼簡單。
在品行上堪稱中國球員的傑出代表的楊晨，無法有從德國，當然就不能征服德國。
這一點擁有八分這一外國血統，能把英語說得和上海話一樣純熟，并很鬧情緒穿着削肩手工呢大衣在機場與拖拉普納行親吻擁抱禮的謝暈在海上“四大飄零”中無疑是唯一的反證。
最勤勉的楊晨、最敬業的楊晨、最謙遜的楊晨，一切都符合着中國人關于“好小夥”品行标準的楊晨，就将這樣被“Finish”掉——因此我們必須檢視一下中國足球的教育是否危害着中國球員海外生存發展。
“中國式性格”，就像器官移植一樣必須遭到另外肌華表的排斥性。
謝暈說，“生于1977”；我說，“生于悲劇性格”……在中國“醬缸教育”裡腌制的産品，很難調和外國人的胃口。
我們必須學會像外國人一樣生活，才能學會像外國人一樣的踢球。
這就是所謂的“足球文化”。
在水晶宮的草坪上，我曾經吃驚地發現夾雜在隆巴多等大腕之中的範志毅不再擁有那對高聳的肩膀。
在發自遙遠佩魯賈的各種“家書”書中，我悲哀地發現馬明宇不斷的“今天仍沒有上場”、“明天我将學語言”以及“習慣了多加咖喱的牛排”等信息。
什麼樣的教育環境制造什麼樣的性格，什麼樣的性格将制造出什麼樣的命運。
中國球員尚不及做好足夠的心理準備便匆匆上睡了，這像極了當年湧動“出國潮”時的第一代移民。
“第一代移民”，是必須付出代價的，他們注定是要被犧牲掉的一代，改變生存環境的急躁心态與客觀存在的“卑微”門第之間的矛盾将讓他們産生強烈的受挫感，就像那部電影《移民》，要麼在堅守中消亡。
要麼在跑姿中生存。
因此我們先前的樂觀是多麼的缺乏根據，我們以為坐在悶熱的船艙裡橫渡了大西洋就到達了樂土，但随之而來的則是更為險峻的生存挑戰。
記住美國黑人說的，漂白我們的皮膚用了整整百年。
唯一讓我們寬慰的是，我們還有“第二代”、“第三代”，在漫長的“服從”之後一我們也有“征服”的一天，如果這一天來臨，那麼楊晨、馬明宇們的失敗算是擁有一些英雄意味了……。
因此，讓頭痛欲裂的楊晨學學《北京人在紐約》中的王啟明吧，王啟明站在碩大無比的紐約機場大叫“我在美國就混了！” 或者，就像當年鄉下青年拉斯蒂涅站在巴黎高處面對夜色的狂呼——“來吧巴黎，讓我們拼一場吧！” 這，将是中國球員突破悲劇性格的唯一出路。
左腳右腳與草鞋布鞋 早年—— “全民皆兵”運動轟轟烈烈，縣武裝部幹事下鄉大練民兵，從走“一、二、一”入手。
惜乎農民兄弟由于接受教育機會太少，缺乏集體配合的磨練，始終走不出整齊劃一的隊形，相當數量的“民兵”們甚至弄不懂“左”“右”口令的不同。
本該的一字長蛇陣走兩下便慘不忍睹地變成彎彎扭扭的“毛毛蟲”。
“左腳、右腳，左腳、右腳，左右左——唉！又弄錯喽！”“武裝部”顆粒子汗直價冒。
“啥子左右左嘛，我們咋弄得懂這些‘洋盤呢’呢？”農民兄弟不免有抱怨，有的甚至鞋一蹬，一屁股坐在田坎上“罷練”，練兵計劃大有夭折之勢。
村長王老幺覺悟自然高于普通群衆，而且深谙“村情”，靈機一動附耳向“武裝部”獻上一計：“不如讓民兵左腳穿草鞋，右腳穿布鞋，‘左右左’搞不懂，‘草鞋布鞋’總曉得該出哪隻腳喽……” “武裝部”大喜，依計果然屢試不爽，一袋煙的功夫，大夥兒就在為一彪合格的“民兵”——從“左腳右腳”到“草鞋布鞋”理論聯系實際之後，皆大歡喜。
——扯回來說，這故事極眼下的中國足壇，洋教練就是“武裝部”，中國球員就是那幫土民兵。
洋教練初來時大抵是一腔熱血的，不管是“平行站位”“戰術紀律”還是“職業精神”，都要與國際接軌。
但中國足球的農民兄弟們“髦”不起這個時，“左腳右腳”的接受起來非常别扭，所以，所有的“武裝部”就得屈從于“國情”“村情”。
有那個可愛的村長王老幺，就會有“草鞋布鞋”的調調，“理論聯系實際”遲早會顯靈的。
李章洙曾經高舉“師道尊嚴”的大旗，但農民兄弟們不買他的賬，所以李章洙教了鐵頭孫慶的厲害後，也不再“左右左”，改為“草鞋布鞋”了。
據說他與“快刀浪子”高峰小酌一杯已是很正常的事，并且很快就學會“京罵”與兄弟們“B”來“B”去……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桑特拉奇、科薩洛維奇、彼德洛維奇、内波姆尼亞奇，無一不變成可愛的“武裝部”。
因為“草鞋布鞋”可以相安無事，所以誰也不願意不識趣地“左右左”了。
陳亦明早就說過：“與國際接轉”遲早要變成“國際與我們接軌”的。
但并非所有的武裝部都那麼聰明，洋人很少穿布鞋，草鞋更是前所未聞，所以堅守“左右左”的大有人在，但他們都死得很慘。
我始終不明白塔瓦雷斯為什麼要在昆明“抓嫖”，這種“掃黃打非”的事應該由公安（至少也是聯防）來管。
他不懂“入鄉随俗”，當然要被農民兄弟踢下田坎去。
“昆明事件”至今還是個“懸案”，但穿不來“草鞋布鞋”的塔瓦雷斯在中國肯定走不上康莊大道了。
戴大洪曾痛心疾首地大罵“僞職業”，這實際上是在痛斥“左右左”朝“草鞋布鞋”的庸俗化—— 那個“民兵”段子有個尾巴——“武裝部”回城後惟知“草鞋布鞋”而分不清“左右左”，之後精神恍惚劃成“布鞋派”。
因此，那些洋人們返回國内後指不準會有什麼後遺症，也許，桑特拉奇每天都要高呼三遍“為了咱山東人榮譽”的口号；彼德洛維奇再也不會像憤怒的獅子般沖進場，他連過斑馬線都會小心翼翼；而“狂人”塔瓦雷斯痛定思痛，每天穿着“草鞋布鞋”在巴西海灘上遊走不定…… 從“左腳右腳”到“草鞋布鞋”，不知是“武裝部”的悲哀還是農民兄弟的悲哀。
但“存在就是合理”，既然我們隻能這樣才可在田坎上健步如飛，那麼就“草鞋布鞋”吧——有些刺耳，習慣便好。
如果的冠軍 當上海申花在撫順像“多米諾骨牌”一般垮出個1比6後，這支中國甲A馐最優秀、運營最成功的職業隊就不幸退出了’99冠軍争奪戰。
于是，在理論中存活于“冠軍候先圈”的就是遼甯、泰山、全興了。
讓我們借一個水晶球，透視一下三個“如果的冠軍”的未來。
如果遼甯撫順奪冠： 這将應驗中國甲A“凱澤斯勞滕”的說法，它符合着中國人在金庸武俠作品中“少年俠氣”或“一劍鎮江湖”的審美情趣——事實上，這幫要麼“披頭士”，要麼“闆兒寸……光頭”，進球後還能策劃出比迪廳DJ還要瘋狂的形體動作的“新新人類”，确實給中國足壇的陳腐之氣帶來了另類“沖出亞洲”的新意。
天才就是天才，即使生長于張引這樣的“老醬缸”裡，天才的才華也遠遠超過了俺黃瓜、泡蘿蔔。
足球，最終是靠才氣橫溢的年輕人完成的——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說法。
然後呢？“後遼甯時代”的締造者們會在“從勝利走向勝利”中發覺，時光磨去了他們的銳氣，啤酒揮發了他們的激情——缺乏一個真正職業化意義的建制，最終讓天才們遍尋方向不成後撞上一面塵封已久的鏡子——裡面是痛器流的孫賢祿與一臉木然的小王濤。
精英+精英的勝利不等于職業化的勝利，這是一個悲慘的輪回。
※※※※ 如果泰山奪冠： 徐根寶會最先跳将起來，因為無情否決了他關于“雞蛋理論”的闡釋——中國足球上不去，關鍵在于雞蛋（球風吹草動）素質不好。
沒有宿茂臻與巴力斯塔的泰山什麼都不是，那幫既無才華又無經驗的泰山衆将一直僅擁有“老實憨厚”的美德，但桑特拉奇就是将這筐平庸的雞蛋孵出了恐龍——“一頭獅子率領着綿羊可以打敗一頭綿羊率領的獅子”，桑特拉奇把這句名言挂在冠軍的旗杆上——讓徐根寶們呆呆地瞻仰。
這個結局可能是對中國足球一條最棒的建議——它從根本上地動搖着中國教練們某些理論基礎。
而桑特拉奇的勝利也補足着遼甯天才們的缺陷，我們在想：如果讓桑特拉奇執教遼甯隊或中國隊呢？ 但中國人往往把勝利庸俗化——下個賽季前出現的一個奇觀将是所有的甲A老闆都像當年的倒爺一樣遠征東歐，把“桑特拉八”“桑特拉九”們“倒騰”過來。
市場主充斥着無數水貨貂皮大衣。
※※※※ 如果全興奪冠： 我得承認，我将親眼目睹一座流淌着淚水與全興酒的城市——這個經濟欠發達，除了熊貓還沒有其它驕傲的城市将在“上帝的餡餅砸下”之後狂歡三日。
6年的疾情、“成都保衛戰”的苦難及長期高額的上座率一起換來了回報。
就像當年的那不勒斯，擁有一兩個傑出人物，加上前所未有的運氣就可以藉之沖頂。
但那不勒斯後來走了馬拉多納、卡雷卡，那不勒斯後來苦苦與命運掙紮。
僅有激情與癡情是不夠的，孤獨站在高地上的全興，必須學會在高地上打一口“老井”。
——三個“如果的冠軍”，三種不同的命運。
’99甲A怎樣選擇？ 蛤蟆鏡、紅茶菌以及桑尼效應 趕時髦，中國人一向“髦”得有趣。
70年代末，“矢村警長”一不小心就把蛤蟆鏡“戴”遍神州。
滿大街都晃着“黑蛤蟆”——而且商标一定不撕，乍看，侯躍文說“就像長了白内障”。
再晚些有個“紅茶菌時代”——那種毛茸茸的東西據說可以延年益壽，這導緻幾乎每個中國老面姓家庭都有玻璃器皿“供奉”着，看起來，怪怪的就像“動物标本”。
呼啦圈、卡拉OK以及絕對超過世界鋼鐵總産量的“盤圓”、“螺鋼”。
中國人前仆後繼地從一“髦”走向另一“髦”。
桑特拉奇的成功，印證了我在《如果的冠軍》中的猜測——而且不止來了“桑特拉八”“桑特拉九”，照眼下情形，大可直逼“桑特拉二十七”（加上國家隊）。
這可能是南聯盟解體以來最猛烈的“人口外流”。
毫無疑問，桑尼（這是時髦叫法）和他的斯拉夫兄弟們繼蛤蟆鏡、呼啦圈等之後，勢不可擋地成為這個時段中國人最時髦的東西，而且“髦”得舍不得撕商标。
來自南斯拉夫的——曾經與桑尼或米盧戰鬥過的——對中國人有深厚友誼的——有20年以上共産黨黨齡的，現在每月還在繳納黨費的老布爾什維克，這是一種令人興奮的介紹，它似乎就是“勝利”的标志物。
但是，中國人對某種東西莫名遞發出的熱衷源于一種幼稚，這使得以怎樣的速度一湧而上，就會以怎樣的速度全面撤退——有過“蛤蟆鏡”的人現在羞于啟齒了；喝過“紅茶菌”的人更是痛心疾首了…… 我早年的一個鄰居，曾經把家裡弄得和化學實驗室一樣，并逢人便吹噓個“菌”形狀如何壯觀，那時還沒有“基因工程”一說，但他虔誠地認為這将使他和他的家人長年益壽——直到醫生發現他兒了腸子裡長了菌毛。
戴了“蛤蟆鏡”的人不一定真酷；供了“紅茶菌”的人不一定長命百歲。
既然滿大街的“桑尼”與滿世界的“蛤蟆鏡”，“紅茶菌”“髦”的是一種“時”，那麼蛤蟆鏡、紅茶菌有過時的時候，“桑尼”也有敝履的可能。
這不知是蛤蟆鏡們的悲哀，還是中國人的悲哀——看着尾随着“蛤蟆鏡史”“紅茶菌史”企圖建立“南斯拉夫史”的桑尼們，我就幻覺着中國人對着一隻眼鏡腿東一隻空玻璃瓶發呆。
辮子剪了 “剪辮子等于革命”，這是阿Q的想法。
“未莊”于潭死水，能夠讓阿Q激動的事并不多，而剪辮了是他最心馳神往的一樁。
但他至死都沒能弄懂“革命黨”和“反革命黨”，圓圈圈尚未畫妥當，就被拖出去一刀剁了。
其實阿Q想的根本不是革命，而是“小尼姑的滑膩臉蛋與吳媽的腳”。
這是“投機主義革命者”的真實體現。
支撐這個觀點的有力佐證還有，他并未剪辮子，隻是将辮了用筷子盤了，以便随時可以放下。
“老子革命了！”——有一天我驚愕地發現甲A14支隊齊刷刷“改了制”，學着洋人的模樣成立了“有限的”、“無限”的公司。
雖然其中戲有剪了辮子、也有
不過這位“掌門”有足夠的理由支撐他的做法：“國家頭的機關關能讓記者随時推門就進？我們不僅讓進了，有時還泡了方便面讓記者在足協辦公室吃。
” 與日本不是一個檔次 “一個專家告訴我，以前中國一支省級隊就可以橫掃日本，但現在我看情況恰恰相反過來了。
”閻世铎很憂慮。
“我高興的是亞洲杯上中國隊的作風，而非成績，雖然半決賽我們隻輸了一個球，但我認為要真讓日本國家隊來打，肯定不止一個，我不掩差距——中國足球與日本足球根本不在一個檔次”，這是曆民中國足協掌門人都沒有勇氣，但閻世铎這個勇氣。
雖然這與他“總局辦公廳主任”的強硬背景有關，但閻世铎能如此向媒體總結亞洲杯，證明他至少不是一個“護短”的人。
“所以，我認為最關鍵的是要學日本抓好青少年培訓。
” “升降級”不是主要問題 “跳出足球看足球”，這是閻世铎上任後的名言，也許隻有像這樣“跳出”的人才适合管理中國足球，他沒有顧忌，他說：“大家都在關心‘升降級話題’，其實在我心目中，這根本不是主要問題，中國足球問題不少，哪裡一個‘升降級’就能解決的。
這句話，是這次采訪閻世铎最理性的話。
不論是“呼吸法”還是“休克法”，都不是解決中國足球出路的根本方法，作為中國足球的“掌門人”，絕對不能僅僅以競賽形式的變化來尋求突破。
閻世铎說：“它隻是中國足球若幹問題之一，我認為中國足球的首要問題是搞好後備力量的建設，像日本那樣，常年有一萬餘人在巴西訓練，比起楗力寶隊，人家是幾百人裡挑一個，當然迅速崛盧了。
人才匮乏的問題，才是閻世铎關注的首要問題。
外行如何領導内行 閻世铎，1952年出生，祖籍大連，在大連當了式農兵學員，後進入北京體育大學攻下體育法碩士學位，曾在中央央校培訓，80年代中期在國家教育部體育司工作，當過老師，後進入國家體委“政策法規司”任司長，主持中國足協工作前是國家體育總局辦公廳主任。
有人說中國足球最缺兩點：一是教育，二是法制。
讓當過老師學過法律的閻世铎來管理中國足球似乎很合适。
閻世铎當年在國家體委是機關“三才子”之一，參與草過《體育法》，以“頭腦清晰、精通政策、能說會道”著稱。
但閻世铎不懂足球，以前也不看足球，直到足協後才看熱鬧看了一回歐洲杯，所以閻世铎不斷聲稱“我是新人，我是門外漢”，但閻世铎第一天上任就向中國足協工作人員說：“跳出足球看足球。
”他用他的方式。
閻世铎在足協内部訓人時極嚴厲，亞洲杯申辦時就曾因申辦不到位拍桌子，據說，幾乎是達到提綱挈領直點要害毫不留情滔滔江水之勢，就連着裝，也在足協下明确要求，正式場合一律西裝革履，細心的人們可以發現，從今年下半年開始，中國足協穿“西裝”的多了，不論氣溫多高，隻要正式場合都必須執行着裝要求。
今年夏天，據說有一次在秦皇島參加會議，氣溫已高達36℃，但閻世铎還是一身正規西裝出現在主席台，慌得一旁隻穿了T恤的其他足協官員趕緊想辦法，找不到西裝的從其他人脘子上扯下領帶系上……“如何樹立足協的權威”，閻世铎說，從作風抓起，從公衆形象抓起。
但閻世铎也很低調，有時還在比自己年齡大的足協官員前自稱“小閻”，有一個星期天去足協，正好鐵門關着，裡邊一工作人員問：“誰呀？星期天不上班。
”他邊敲門邊說：“是我，小閻。
”門打開後，驚出那位工作人員一身冷汗。
在無錫，不少人請閻世铎簽名題字，閻世铎都拒絕了，他說：“我從不給人題字的。
” 閻世铎極愛看書，據說有時出差也帶着一本書。
在北京，我問：“你最愛看哪種書？”閻世铎說：“傳記，偉人們的傳記，最喜歡的一本是《馬克思傳》。
”閻世铎非常崇拜鄧小平，經常套用一些小平的話，亞洲杯申辦時，他就對正在給擁有投标權的亞足聯執委做工作的足協官員提醒，不要盲目樂觀，“小平同志說得好，不要輕信外國人”。
閻世铎不懂足球，是足協上下皆知的，但現在人們漸漸發覺這個“不懂球的”卻“懂管足球”，閻世铎昨天說了：“這并不意味我不愛足球，因為我的格言是‘使命即愛好’，中國足球就是我的使命，因此我愛好它。
” 閻世铎是怎樣的一個人？其實這個問題是會随着時間的推移、中國足球的勝負而發生變化的。
去年的這個時候，我采訪王俊生先生時他曾說：“這個位置就像沖浪”，我想閻世铎也會随着浪尖不停變化，中國足球無疑是一道大考題，不知閻世铎将怎樣一一解答。
也許，他會成為一個勝利者，也許他會成為又一個王俊生，為了中國足球，我們希望他是前者。
結束沉重 閻世铎從哪兒來？又要到哪兒去？其實這也是意味着中國足球從哪裡來？又将到哪裡去？ 與王俊生一樣，閻世铎也是個“曆史符号”，不過這符号卻象征着中國足球的成敗興衰。
按斯蒂芬"蔣威格的觀點：“曆史，就是由細小的人與細小的瞬間組成。
”因此，了角閻世铎也是從一個側面了角中國足球今後的命運。
王俊生憶成為中國足球的B角。
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要稱其一聲“王俊生先生”，因為他畢竟給一在的A角——閻世铎提供了很多曆史數據。
這些數據，在某種意義上講，就像飛機上的“黑匣子”一樣彌足珍貴。
A角的閻世铎不可能徹底割裂與B角的曆史關系。
雖然閻世铎宣稱“跳出足球看足球”，但事實上誰也不可能真正“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閻世铎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有特色的中國足球道路上走得更遠”，在這次采訪中，我發現基于他的背景、他的性格、他的工作作風他可能做到這一點。
因此，袁偉民物色的這個人物不見得讓人驚喜卻有其合理性。
“我的帽子是拿在我手上的”。
上任半年後說出的這句話，大概可以算作閻世铎的準正式“就職宣言”，或許也可視為對中國足球、中國球迷的一份承諾。
閻世铎不懂足球，但他懂政策、懂社交、懂管理，或者就像足協内的人士說的“懂當官”。
當然，這個評價可以是積極的也可以是消極的。
閻世铎的核心思想就是把足球當成一盤大局，讓每個人都能“真誠以待，找到快樂”。
他要結束一個“過于學生的時代”，讓足球變得快樂起來。
這顯然是不容易的事，但這個提法本身無疑具有積極性和建設性。
但願我們與閻世铎先生能一起兌現這張“快樂支票”。
生于悲劇性格 如果你愛一個人，送他去海外踢球吧！ 如果你恨一個人，送他去海外踢球吧！ 那裡是天堂與地獄的結合部，他将在刀鋒上跳舞…… 楊晨在頭痛，痛不欲生的痛，因此馬加特也開始頭痛，兩個“頭痛”的人引爆了中國球員海外踢球的生存内幕。
這層曾經意味着“尊嚴”與“貞操”的紙，一夜間被血淋淋地捅破了！ 對楊晨的聲援，如果還停留在“娘家人”式的義憤慎膺無疑是幼稚——聲讨馬加特、聲讨施拉普納，甚至聲讨背後的“新納粹主義”将于事無補，我們必須正視——中國球員的性格是否是悲劇命運的根源。
性格決定命運。
你不願在酒忱裡喝紮啤，你不願說出發音濁重的德語，你甚至不願意綻開一絲微笑表達自己的善意，然後别人就要“Finish”掉你！ 馬克爾斯說，如果沒有獸性，你永遠成不了森林大帝；凱撒說，如果你不是羅馬人，你永遠統治不了羅馬城；而謝暈在1995年也說,不會吃六成熟的牛排,就很難真正做一個外國人。
“是我來适應德國，還是德國來适應我”，問題就這麼簡單。
在品行上堪稱中國球員的傑出代表的楊晨，無法有從德國，當然就不能征服德國。
這一點擁有八分這一外國血統，能把英語說得和上海話一樣純熟，并很鬧情緒穿着削肩手工呢大衣在機場與拖拉普納行親吻擁抱禮的謝暈在海上“四大飄零”中無疑是唯一的反證。
最勤勉的楊晨、最敬業的楊晨、最謙遜的楊晨，一切都符合着中國人關于“好小夥”品行标準的楊晨，就将這樣被“Finish”掉——因此我們必須檢視一下中國足球的教育是否危害着中國球員海外生存發展。
“中國式性格”，就像器官移植一樣必須遭到另外肌華表的排斥性。
謝暈說，“生于1977”；我說，“生于悲劇性格”……在中國“醬缸教育”裡腌制的産品，很難調和外國人的胃口。
我們必須學會像外國人一樣生活，才能學會像外國人一樣的踢球。
這就是所謂的“足球文化”。
在水晶宮的草坪上，我曾經吃驚地發現夾雜在隆巴多等大腕之中的範志毅不再擁有那對高聳的肩膀。
在發自遙遠佩魯賈的各種“家書”書中，我悲哀地發現馬明宇不斷的“今天仍沒有上場”、“明天我将學語言”以及“習慣了多加咖喱的牛排”等信息。
什麼樣的教育環境制造什麼樣的性格，什麼樣的性格将制造出什麼樣的命運。
中國球員尚不及做好足夠的心理準備便匆匆上睡了，這像極了當年湧動“出國潮”時的第一代移民。
“第一代移民”，是必須付出代價的，他們注定是要被犧牲掉的一代，改變生存環境的急躁心态與客觀存在的“卑微”門第之間的矛盾将讓他們産生強烈的受挫感，就像那部電影《移民》，要麼在堅守中消亡。
要麼在跑姿中生存。
因此我們先前的樂觀是多麼的缺乏根據，我們以為坐在悶熱的船艙裡橫渡了大西洋就到達了樂土，但随之而來的則是更為險峻的生存挑戰。
記住美國黑人說的，漂白我們的皮膚用了整整百年。
唯一讓我們寬慰的是，我們還有“第二代”、“第三代”，在漫長的“服從”之後一我們也有“征服”的一天，如果這一天來臨，那麼楊晨、馬明宇們的失敗算是擁有一些英雄意味了……。
因此，讓頭痛欲裂的楊晨學學《北京人在紐約》中的王啟明吧，王啟明站在碩大無比的紐約機場大叫“我在美國就混了！” 或者，就像當年鄉下青年拉斯蒂涅站在巴黎高處面對夜色的狂呼——“來吧巴黎，讓我們拼一場吧！” 這，将是中國球員突破悲劇性格的唯一出路。
左腳右腳與草鞋布鞋 早年—— “全民皆兵”運動轟轟烈烈，縣武裝部幹事下鄉大練民兵，從走“一、二、一”入手。
惜乎農民兄弟由于接受教育機會太少，缺乏集體配合的磨練，始終走不出整齊劃一的隊形，相當數量的“民兵”們甚至弄不懂“左”“右”口令的不同。
本該的一字長蛇陣走兩下便慘不忍睹地變成彎彎扭扭的“毛毛蟲”。
“左腳、右腳，左腳、右腳，左右左——唉！又弄錯喽！”“武裝部”顆粒子汗直價冒。
“啥子左右左嘛，我們咋弄得懂這些‘洋盤呢’呢？”農民兄弟不免有抱怨，有的甚至鞋一蹬，一屁股坐在田坎上“罷練”，練兵計劃大有夭折之勢。
村長王老幺覺悟自然高于普通群衆，而且深谙“村情”，靈機一動附耳向“武裝部”獻上一計：“不如讓民兵左腳穿草鞋，右腳穿布鞋，‘左右左’搞不懂，‘草鞋布鞋’總曉得該出哪隻腳喽……” “武裝部”大喜，依計果然屢試不爽，一袋煙的功夫，大夥兒就在為一彪合格的“民兵”——從“左腳右腳”到“草鞋布鞋”理論聯系實際之後，皆大歡喜。
——扯回來說，這故事極眼下的中國足壇，洋教練就是“武裝部”，中國球員就是那幫土民兵。
洋教練初來時大抵是一腔熱血的，不管是“平行站位”“戰術紀律”還是“職業精神”，都要與國際接軌。
但中國足球的農民兄弟們“髦”不起這個時，“左腳右腳”的接受起來非常别扭，所以，所有的“武裝部”就得屈從于“國情”“村情”。
有那個可愛的村長王老幺，就會有“草鞋布鞋”的調調，“理論聯系實際”遲早會顯靈的。
李章洙曾經高舉“師道尊嚴”的大旗，但農民兄弟們不買他的賬，所以李章洙教了鐵頭孫慶的厲害後，也不再“左右左”，改為“草鞋布鞋”了。
據說他與“快刀浪子”高峰小酌一杯已是很正常的事，并且很快就學會“京罵”與兄弟們“B”來“B”去……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桑特拉奇、科薩洛維奇、彼德洛維奇、内波姆尼亞奇，無一不變成可愛的“武裝部”。
因為“草鞋布鞋”可以相安無事，所以誰也不願意不識趣地“左右左”了。
陳亦明早就說過：“與國際接轉”遲早要變成“國際與我們接軌”的。
但并非所有的武裝部都那麼聰明，洋人很少穿布鞋，草鞋更是前所未聞，所以堅守“左右左”的大有人在，但他們都死得很慘。
我始終不明白塔瓦雷斯為什麼要在昆明“抓嫖”，這種“掃黃打非”的事應該由公安（至少也是聯防）來管。
他不懂“入鄉随俗”，當然要被農民兄弟踢下田坎去。
“昆明事件”至今還是個“懸案”，但穿不來“草鞋布鞋”的塔瓦雷斯在中國肯定走不上康莊大道了。
戴大洪曾痛心疾首地大罵“僞職業”，這實際上是在痛斥“左右左”朝“草鞋布鞋”的庸俗化—— 那個“民兵”段子有個尾巴——“武裝部”回城後惟知“草鞋布鞋”而分不清“左右左”，之後精神恍惚劃成“布鞋派”。
因此，那些洋人們返回國内後指不準會有什麼後遺症，也許，桑特拉奇每天都要高呼三遍“為了咱山東人榮譽”的口号；彼德洛維奇再也不會像憤怒的獅子般沖進場，他連過斑馬線都會小心翼翼；而“狂人”塔瓦雷斯痛定思痛，每天穿着“草鞋布鞋”在巴西海灘上遊走不定…… 從“左腳右腳”到“草鞋布鞋”，不知是“武裝部”的悲哀還是農民兄弟的悲哀。
但“存在就是合理”，既然我們隻能這樣才可在田坎上健步如飛，那麼就“草鞋布鞋”吧——有些刺耳，習慣便好。
如果的冠軍 當上海申花在撫順像“多米諾骨牌”一般垮出個1比6後，這支中國甲A馐最優秀、運營最成功的職業隊就不幸退出了’99冠軍争奪戰。
于是，在理論中存活于“冠軍候先圈”的就是遼甯、泰山、全興了。
讓我們借一個水晶球，透視一下三個“如果的冠軍”的未來。
如果遼甯撫順奪冠： 這将應驗中國甲A“凱澤斯勞滕”的說法，它符合着中國人在金庸武俠作品中“少年俠氣”或“一劍鎮江湖”的審美情趣——事實上，這幫要麼“披頭士”，要麼“闆兒寸……光頭”，進球後還能策劃出比迪廳DJ還要瘋狂的形體動作的“新新人類”，确實給中國足壇的陳腐之氣帶來了另類“沖出亞洲”的新意。
天才就是天才，即使生長于張引這樣的“老醬缸”裡，天才的才華也遠遠超過了俺黃瓜、泡蘿蔔。
足球，最終是靠才氣橫溢的年輕人完成的——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說法。
然後呢？“後遼甯時代”的締造者們會在“從勝利走向勝利”中發覺，時光磨去了他們的銳氣，啤酒揮發了他們的激情——缺乏一個真正職業化意義的建制，最終讓天才們遍尋方向不成後撞上一面塵封已久的鏡子——裡面是痛器流的孫賢祿與一臉木然的小王濤。
精英+精英的勝利不等于職業化的勝利，這是一個悲慘的輪回。
※※※※ 如果泰山奪冠： 徐根寶會最先跳将起來，因為無情否決了他關于“雞蛋理論”的闡釋——中國足球上不去，關鍵在于雞蛋（球風吹草動）素質不好。
沒有宿茂臻與巴力斯塔的泰山什麼都不是，那幫既無才華又無經驗的泰山衆将一直僅擁有“老實憨厚”的美德，但桑特拉奇就是将這筐平庸的雞蛋孵出了恐龍——“一頭獅子率領着綿羊可以打敗一頭綿羊率領的獅子”，桑特拉奇把這句名言挂在冠軍的旗杆上——讓徐根寶們呆呆地瞻仰。
這個結局可能是對中國足球一條最棒的建議——它從根本上地動搖着中國教練們某些理論基礎。
而桑特拉奇的勝利也補足着遼甯天才們的缺陷，我們在想：如果讓桑特拉奇執教遼甯隊或中國隊呢？ 但中國人往往把勝利庸俗化——下個賽季前出現的一個奇觀将是所有的甲A老闆都像當年的倒爺一樣遠征東歐，把“桑特拉八”“桑特拉九”們“倒騰”過來。
市場主充斥着無數水貨貂皮大衣。
※※※※ 如果全興奪冠： 我得承認，我将親眼目睹一座流淌着淚水與全興酒的城市——這個經濟欠發達，除了熊貓還沒有其它驕傲的城市将在“上帝的餡餅砸下”之後狂歡三日。
6年的疾情、“成都保衛戰”的苦難及長期高額的上座率一起換來了回報。
就像當年的那不勒斯，擁有一兩個傑出人物，加上前所未有的運氣就可以藉之沖頂。
但那不勒斯後來走了馬拉多納、卡雷卡，那不勒斯後來苦苦與命運掙紮。
僅有激情與癡情是不夠的，孤獨站在高地上的全興，必須學會在高地上打一口“老井”。
——三個“如果的冠軍”，三種不同的命運。
’99甲A怎樣選擇？ 蛤蟆鏡、紅茶菌以及桑尼效應 趕時髦，中國人一向“髦”得有趣。
70年代末，“矢村警長”一不小心就把蛤蟆鏡“戴”遍神州。
滿大街都晃着“黑蛤蟆”——而且商标一定不撕，乍看，侯躍文說“就像長了白内障”。
再晚些有個“紅茶菌時代”——那種毛茸茸的東西據說可以延年益壽，這導緻幾乎每個中國老面姓家庭都有玻璃器皿“供奉”着，看起來，怪怪的就像“動物标本”。
呼啦圈、卡拉OK以及絕對超過世界鋼鐵總産量的“盤圓”、“螺鋼”。
中國人前仆後繼地從一“髦”走向另一“髦”。
桑特拉奇的成功，印證了我在《如果的冠軍》中的猜測——而且不止來了“桑特拉八”“桑特拉九”，照眼下情形，大可直逼“桑特拉二十七”（加上國家隊）。
這可能是南聯盟解體以來最猛烈的“人口外流”。
毫無疑問，桑尼（這是時髦叫法）和他的斯拉夫兄弟們繼蛤蟆鏡、呼啦圈等之後，勢不可擋地成為這個時段中國人最時髦的東西，而且“髦”得舍不得撕商标。
來自南斯拉夫的——曾經與桑尼或米盧戰鬥過的——對中國人有深厚友誼的——有20年以上共産黨黨齡的，現在每月還在繳納黨費的老布爾什維克，這是一種令人興奮的介紹，它似乎就是“勝利”的标志物。
但是，中國人對某種東西莫名遞發出的熱衷源于一種幼稚，這使得以怎樣的速度一湧而上，就會以怎樣的速度全面撤退——有過“蛤蟆鏡”的人現在羞于啟齒了；喝過“紅茶菌”的人更是痛心疾首了…… 我早年的一個鄰居，曾經把家裡弄得和化學實驗室一樣，并逢人便吹噓個“菌”形狀如何壯觀，那時還沒有“基因工程”一說，但他虔誠地認為這将使他和他的家人長年益壽——直到醫生發現他兒了腸子裡長了菌毛。
戴了“蛤蟆鏡”的人不一定真酷；供了“紅茶菌”的人不一定長命百歲。
既然滿大街的“桑尼”與滿世界的“蛤蟆鏡”，“紅茶菌”“髦”的是一種“時”，那麼蛤蟆鏡、紅茶菌有過時的時候，“桑尼”也有敝履的可能。
這不知是蛤蟆鏡們的悲哀，還是中國人的悲哀——看着尾随着“蛤蟆鏡史”“紅茶菌史”企圖建立“南斯拉夫史”的桑尼們，我就幻覺着中國人對着一隻眼鏡腿東一隻空玻璃瓶發呆。
辮子剪了 “剪辮子等于革命”，這是阿Q的想法。
“未莊”于潭死水，能夠讓阿Q激動的事并不多，而剪辮了是他最心馳神往的一樁。
但他至死都沒能弄懂“革命黨”和“反革命黨”，圓圈圈尚未畫妥當，就被拖出去一刀剁了。
其實阿Q想的根本不是革命，而是“小尼姑的滑膩臉蛋與吳媽的腳”。
這是“投機主義革命者”的真實體現。
支撐這個觀點的有力佐證還有，他并未剪辮子，隻是将辮了用筷子盤了，以便随時可以放下。
“老子革命了！”——有一天我驚愕地發現甲A14支隊齊刷刷“改了制”，學着洋人的模樣成立了“有限的”、“無限”的公司。
雖然其中戲有剪了辮子、也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