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騰的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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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商”中國球迷則是“消費者”，當“産品”始終不能讓“消費者”滿意時，“生産商”卻站了出來，聲稱自己才是“消費者”利益的集中代表，這多少有些滑稽。
在這次為時三天的觸擊中，我時時感覺到王俊生的悲哀，以及中國足球各方在視覺上的矛盾——王俊生試圖用“過程-結果”論來诠釋這個現象，但“過程”與“結果”本質上應該是協調的，不知為什麼“過程”的王俊生及中國足協很少滿足球迷的“結果”。
我相信王俊生有足夠的誠意來表達他與球迷的關系，但也許，這個“過程”與“結果”本身就有南轅北轍的可能。
王俊生民是一個球迷，但既然被賦予了“中國足協常務副主席”的身份，他就不能用“普通球迷”的标準來衡量自己的工作。
畢竟，他從事的是一項具有崇高地位的工作。
現在有關足球的報道，一提到“幹部”“組織”，别人就會聯想到我。
我性格内向，當隊員時就不願出頭露面。
我願意和新聞界交朋友。
陰沉的臉、冷漠的眼神、生鐵一樣的語氣——這就是王俊生留給新聞界最直接的印象。
在各種媒體的報道和評論中，他經常成為揶揄甚至批評的目标。
王俊生是怎樣看待這一切的？“現在有關足球的報道，一提到‘幹部’‘組織’，輥人就會聯想到我，網上的說法就更多了……”王俊生居然笑着說出這句話，“其實我真心誠意感謝新聞界的支持和幫助，但很多人認為我拒人于千裡之外，這是個誤會。
” 記者問：“你是否考慮過為什麼會有誤會？” 王俊生答：“我的性格決定我不會很熱乎地和别人打成一片，我在北京隊當隊員時就不願出頭露面。
我從來沒有瞧不起記者，更不會恨記者，這隻和性格有關。
” 記者說：“作為足協副主席，你就必須變換一種親和的方式和新聞界交流。
” 王俊生說：“現在我已經适應多了，我很願意和新聞界交朋友。
但我的角色的壓力使我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樣性格外向、善于言辭。
我很難說出什麼豪言壯語。
” 記者問：“你個人是否認為媒體經常添亂呢？” 王俊生答：“我從來都認為媒體對中國足球的支持很大，中國足協應該多與記者交朋友，當年許放這一點做得很好……”王俊生的确試圖改變他的形象，在次日的新聞發布會上，面對與足協關系緊張《足球之夜》記者的刁鑽提問，王俊生露出少見的親和：“這個問題雖然不在這次會議的發布範圍之内，但我還是很高興回答你這個問題……”然後足足講了有5分鐘…… 我的這次采訪是在國内26路教頭“京城會審霍頓”的會議期間進行的，在這次會後，王俊生居然向幾個前去采訪的記者問了“好”，我說：“這并不是你的風格，記者們覺得這樣的王俊生很好。
”王俊生說：“我一直想這樣做，特别是與記者探讨中國隊技戰術的不足。
”說完，他很配合自己的話，不厭其煩地在紙上畫圖，講解李毅的跑位線路與技術習慣的不足，從而證明國奧隊為什麼不用這匹馬作為首發主力。
作為王俊生，這已經很不容易了。
敵人還朋友？對于王俊生和新聞界，這一直是個問題。
雖然年初的青島足球工作會議，以王俊生為首的足班子提出了“一家人”說不……不幸的是，沒過多久，雙方就出現劍拔弩張的局面。
如果要誇張地套用一句話形容這個關系——“做一天的敵人不難，難的是做一輩子的敵人”，中國足協與新聞界正是做到了最難的地步。
我不知道王俊生在面對記者時還有沒有樂趣，但我知道很多記者表示面對王俊生沒有樂趣，對此，我們雙方都應該感到悲哀。
問題的實質并不在于“性格”，也不在于“角色”，事實上——雙方分工雖然不同，但目的與利益應該是一緻的，這有些類似于球迷與王俊生之間的矛盾。
王俊生不是一個普通的采訪對象，他應該知道，在任何一家媒體前，他都代表着整個國家的足球形象。
何況，媒體面對的是巨大的市場，肩負的是民衆的“知情權”。
因此，他不能簡單地以“計劃經濟”時代的眼光對待媒體。
這是對一個現代管理者的要求。
也許，當中國足協具備了與新聞界打交道也能遊刃有餘的能力時，其它的種種能力也就具備了，畢竟，足協這個機構不應是一個傳統的衙門。
我不同意“二次革命”，我隻同意“深化改革”。
中國足協的觀念和機構體制都将深化改革下去。
中國搞“職業聯盟”的條件還不成熟，隻能由足協牽頭，進行宏觀調控。
觀念與機構體制——影響中國足球突破的最大障礙。
這是普通的中國球迷都能總結出的弊病。
大多數人人為，中國足協不願在這兩大障礙上“動刀”，就是想保住“官本位”。
于是記者的采訪進入到最尖銳的部分：“足協的觀念是否阻滞了中國足球的發展。
”王俊生似乎不願意馬上接觸這種尖銳的撞擊，他是沉默了很久，才從各個側面變通地給出答案—— “職業化改革才第6個年頭，很我東西我們以前根本不懂，有些開始以為對的後來證明是錯的，也有以為錯的現在證明是對的。
但我們不斷地在觀念上與具體操作中進行着改進。
比如12分鐘跑、轉會制度，很多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理想和觀念部是有差距的。
在中國，總結足球很多時候不能離開一個大背景，很多事情得從足球以外——諸如經濟、文化、曆史——去找原因。
” “很多人認為，1994年的職業化改革是中國足球的第一次‘革命’，如果要‘二次革命’，那就是足協機構的改革，中國足協這個機構是否需要改革？” “我不同意‘二次革命”這個提法’。
王俊生在這個問題上顯得很堅決，“機構改革不是‘二次革命’，而是在肯定職業化改革大方向是正确的前提下，繼續深化改革的問題。
足協機構肯定要改革，但現在不是改不改的問題，而是如休深化改革。
我們一定會根據實際情況去改革。
” ——“比如說我們考慮要恢複國家隊教練委員會的機構去選下屆國家隊主教練；而且，中國足協内部近期内肯定要做一些機構體制上的變動與改革。
”王俊生明确地傳遞着信号。
記者問：“很多人在設想建立職業大聯盟，足協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 王俊說：“國外的先進經驗，我們肯定要學習。
但必須看到，國外的職業聯盟是在上百年職業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這個條伯在中國并不成熟，我們的俱樂部性質各異有國有企業的，也有私營企業的，甚至還有其它性質的，如果由每個俱樂部各選一人組成職業聯盟，很難真正将各方利益統一起來。
因此目前隻能由中國足協牽頭，進行宏觀調控，這是‘國情’。
” 我不知道這個尖銳部分的采訪是否取得了真正意義的答案，但我知道，作為王俊生，他能回答的最大程度僅限于此了——觀念更新、機構改革，這不僅是足球的難題。
王俊生說過，球迷要的是結果，他負責的是過程，這個過程就是改革。
但是當“過程”長期不能滿足“結果”時，對這個過程的反思就是必然的，王俊生也必須反思。
“懷疑是真理之母”。
球迷的咒罵，其實不是罵王俊生，也不是對足球改革的懷疑，而是對催生了職業化改革的觀念和機構是否還适應改革6年後現實的懷疑。
在這個意義上，在中國足球屢戰屢敗的背景下，球迷的懷疑是有充足理由的。
把足球改革大方向同改革的具體環節等同起來，就好像把大樓的設計和施工混為一談一樣，事實上好的設計絕不代表好的大樓。
中國足球，“樓”還沒修好。
王俊生說：“我幾乎每天都要深夜兩點才結束當天的工作，早上六點又得起床。
”——每天隻睡4個小時，經常接觸王俊生的人在這次采訪中也對記者說，如果中國足協隻有一個人沒進過止拉OK、桑拿房的話，那就是王俊生。
王俊生确實是一個很吃苦、很正氣、很能随壓力的人。
但我想，拿破化每天也隻睡4個小時，但每天睡4個小時并不意味就成為拿破化。
這可能就是中國足球問題的關鍵，從某種角度來看，王俊生是一個好幹部，——但是僅僅靠吃苦與忍耐是當不好元帥的，簡單積累有時候就是達不到質的突破，20度的不是開水，99度的水仍然不是開水，如果缺乏一種力量（或觀念），水将永遠達不到100度。
對中國足球而言，99度和100度之間的差距，也許并不是簡單的1度，而是100度——這1度的溫差，實際是巨大的100度“觀念差”。
搞足球就像沖浪，風尖浪頂很累人。
也許下課就可以歇一下，養養傷了。
戚務生在“亞洲杯”失利之後對王俊生說了一句著名的話：我累了，我需要休息——難道你不累嗎？ 王俊生經曆的失敗比戚務生多，很累的戚務生下課了，王俊生呢？雖然在這次采訪中王俊生一再聲稱他不會逃避，他興地放棄，但王俊生并不能控制命運，命運将怎樣安排王俊生的未來呢？ 事實上，王俊生并沒有度過這次危機，據說這幾天有關領導仍然在他項上架了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又據說他在新聞發布會上說的“我不同意請外教”給自己加了道“緊箍咒”，更據說一些國奔馳“霍頓走人我不幹”的說法實際上讓王俊生逼近死地。
王俊生說：“搞足球的就像沖浪，風尖浪頂的很累人，那種上上下下的滋味不好受。
”這次采訪中，王俊生不止一次地提起已故中國瞳協副主席許放，許放和他是好朋友。
“許放是累死的啊！”王俊生唏噓不憶，“許放死後，我都不敢喝酒了，怕對心髒、肝髒不好。
他走得太早了，我也累得很啊……”他是不是已經有某種預感？——并不成功的王俊生會不會在某一天解雇霍頓之後又被組織“解雇”呢？ 這可能是王俊生最危險的一段時間，霍頓的去留與國郐的态度都會他的命運——10天、7天、5天甚至1天，王俊生在給自己“讀秒”。
在這個敏感的時刻發表這篇敏感的采訪稿，會不會對王俊生的命運産生微妙的影響？記者想，王俊生的命運不是一篇稿子能決定的，正如從來沒有一篇稿子決定過中國足球的命運。
王俊生的命運是和他的事業的興衰聯系在一起的。
何況，王俊生不是“不穩重”，而是“太穩重“了；中國足球也不是說得太多，而是說得太少……這是假的根源，也是不争氣的根源。
魯迅說：對于諸多問題，中國人先是“不敢”，後便“不能”。
多好的剖析。
臨近采訪結尾時，王俊生突然說：“等我下課了，就可以治一下傷手了。
” 這是不是這個悲劇人物對命運的預感。
采訪後記 當我在夜色中離開中國足協那幢小樓時，我發現對王俊生的印象并沒有因這次采訪而清晰，以往對他的準确定位反而有些模糊了。
也許他是一個很簡單的人。
也許他是一個很複雜的人，也許是複雜的中國足球把簡單的王俊生變成了一個複雜的人。
由于7年來王俊生作為中國足球形象的代理人，中國足球的性格因素必然會作用于王俊生的性格，而王俊生的性格因素同樣也會反作用于中國足球的性格——悲劇是共同置身其中的，王俊生與中國足球在悲劇中共舞，作為球迷與記者何嘗不是這樣。
這篇文章既不想為王俊生進行辯解，也不想對王俊生進行“血淋灑的鞭撻”，記者隻是實尋王俊生的話，并試圖從一個個體尋找中國足球悲劇産生的原因。
畢竟王俊生這個個體與中國足球這個群體之間的必然聯系太多了；畢竟，這個很普通的人被賦予着太學生的中國足球的命運了。
雅凱對王俊生說：在偉大的事業面前，任何人都會無比渺小。
王俊生也很渺小。
在我回頭看一眼中國足協這幢灰樓時，突然瞥到一輛灰白色的大衆越野車，滿身灰塵孤獨地停在路邊，這是當年施拉普納駕乘。
我想，從施拉普納到霍頓，又一個輪回，而中國足協常務副主席王俊生，一直伴随着這個輪回。
曆史的符号 堅持或下課。
這是個問題。
哈姆雷特的提問越來越俗不可耐，因為“王俊生是否下課”不僅沒有“時代”意義，甚至也缺乏“新聞”意義。
王俊生隻是個符号。
雖然這個符号長達8年之久集中代表着中足球的形象，并留下諸多并不光榮的烙印，但《人類群星閃耀時》指出：符号會淡出，人類的悲劇卻不會淡出。
王俊生改變不了中國足球，正如中國足球改變不了五俊生——怎樣的曆史悲劇就會産生怎樣的曆史人物。
18世紀的法蘭西産生荒淫無度、“哪管洪水滔天”的路易十六；19世紀的法蘭西就産生英武絕倫、改寫歐洲步伐的拿破倫。
頭發稀少、一臉愁容的王俊生隻會産生于“寸草不生”的中國足球曆史背景；新一輪中國足球“符号”的産生也必将取決于當時的曆史背景。
“不管有沒有愚蠢透頂的格魯希，拿破化都會遭遇‘滑鐵盧’，不管有沒有矮個子的拿破化，歐洲文明都會大發展” ——恩格斯說。
曆史隻按自己的規律前行，人，隻是曆史的必備道具。
符号僅僅就是符号，有了王俊生的“小球中心”依然能“國運昌盛”，沒了王俊生的中國足球也難撥開陰霾頓感、獲新生。
所以沒有任何理由充分證明這次發生的“人事變故”是一場真正意義的“革命行動”——我們僅僅是将中國足球這具藥罐子換了“标簽”而已，僅此而已…… 作為習慣以某個人作為某斷曆史時光“符号”的中國人，我們完全可能把過去的8年稱作“王俊生時代”。
但本世紀最偉大的傳記作家、“被上帝派來俯瞰人類曆史”的茨威格有一天冷冷地說—— “一個時代的結束，并不意味着新時代的開端”——進入“後王俊生時代”的中國足球，也許會更加艱澀生冷。
謹以此文獻給已經下課的王俊生及即将上課的閻世铎。
非常換人 中國足協和它的上級機關國家體育總局在最近時刻有兩次“非常換人”很容易讓“政治嗅覺”敏感的人連打噴嚏…… 其實“換人”這個提法在官方眼裡政治并不準确，“闆凳”的變化，隻意味着“組織上決心安排一個更适合他的戰鬥崗位”——老的故事片裡常這麼說。
但偏偏很有人莫名其妙地高興起來，這足以說明這次“換人”的群衆基礎是多麼的薄弱。
比如說群衆認為換掉王俊生就是終于為“十強到九強”的失利找到了責任人，五俊生“罪有應得”。
再比如說閻世铎從後台走向前台就是正本清源、撥知己反正，閻世铎可能開始一個新時代。
群衆不會對更高層的變動發表更多的意見，因為他們缺乏這個能力。
但“群衆”這次真有“大獲全勝”的感覺，“非常換人”遂了他們的心願。
盡管“改革曆來是自上自下非自下而上”，但群衆不懂這個真理，所有人還以為是偉大的群衆呼聲促成了這次換人行動。
閻世铎從未搞過足球。
雖然足協領導人未必要搞過足球，這道理就像喝湯的未必要會做湯，但閻世铎的履曆似乎沒有哪一條能證明“喝過湯的”。
如果人能選舉一個足協“常副”，我還得選舉王俊生，他至少還可“以暴制暴”，醫得住滿堂亂竄的耗子。
換人的目的應該是積極的，但以閻替王（或稱重新分配工作職責）似乎沒有絕對理由證明這是中國足球“幸福生活”的開端——因此，唯一的要能性就是“換人以平民憤”。
但有趣的是王俊生并未“下課”，他即将展開4的任務是“狠抓思想工作”，就在足協崗位上。
“你說要在屋頂上開一個窗子，衆人者要都要反對；倘若你說要推倒這屋子，衆人便會說，不如在屋頂上開一窗子吧”——魯迅說這是中國人解決民情的“變通處”。
閻掌門問：你快樂嗎？ 有一天，閻世铎在足協突然說：“就像是四人打牌，我現在并不出牌，我在觀察你們出牌，到時候，我出的牌一定讓你們吃驚，而且讓你們吃不了，聽不了……” 閻世铎本人并沒有證實這個故事，但與閻世铎共過事的人們說：從他過去一貫的行事風格來看，現在的“閻掌門”并未露出峥嵘。
因此不露聲色的閻世铎确實在看别人“出牌”，到時他一定會甩出一把技驚四座的牌…… 閻世铎的承諾 就在閻世铎上任的前三天，袁偉民在一次聚會上幽了一默：“我給大家介紹一個人，這個人也許現在還默默無聞，但我保證三天後他将成為中國的一個大名人。
”他推出的人就是閻世铎。
閻世铎很納悶：“局長，為什麼讓我這個門外漢專搞足球啊？”袁偉民說：“可以出名！” 閻世铎果然出名了。
中國足壇這個“名利場”可以一夜間推出一顆超新星，但閻世铎立即感動感到勞累，“我從此沒了周末星期天，中午與盒飯為伴”。
坐在“辦公廳主任”椅了上的閻世铎肯定對足協掌門的椅子怎樣難坐沒有具體感受，但他是搞“政法”出身的，也就是職業“當官”的，他選擇了“低調進入”，無論上任之初的“東北行”，還是上個月的“西南行”他都拒絕發表任何有失審慎的言語。
然而前天深夜，在無錫他卻向我吐露了一番上任以來真正帶“施政告白”意味的語言：“從上任那一天起，我的帽子就是拿在手上的，我絕不會為了頭上的帽了顧忌什麼。
我從不會輕易産生一個觀點，不會因為他人的觀點改變已形成的觀點，為了事業，我将義無反顧地走下去！” 這很容易讓人想起朱總理那番震動神州的話：“無論前面是萬丈深淵，還是地雷陣，我都将義無反顧……”治理中國難，治理中國足球也難，“閻掌門”是否要模仿朱總理獲得更大的勇氣？ 我把這種感覺告訴一名足協的官員時，他說：“閻是個做事的人，也是敢做事的人。
” 我有個疑問，中國的足球并非“敢做”就能做好的，“我來！我看！我征服！”不過是句豪言罷了，閻世铎怎樣面對完全可能遭遇的失敗？ “今後，如果我有錯誤、有失敗，我一定向人們有個交待！”他的前任們沒說過這番話，淨世铎說了。
這可算做是中國足協掌門人在無錫向全國球迷的一個承諾。
但願閻世铎是個重然諾的君子。
快樂足球主義 雖然拿王俊生與閻世铎做比較有失禮貌，閻世铎也極力反對這樣比較，但“出身”與背景的差異閻世铎的語言表達[與闡述觀點能力無疑是突出的。
在無錫他抛出“快樂足球說”。
“我們為什麼要踢球？老面姓為什麼看球？不是為了沉重感，而是為了快樂。
中國足球，要踢一種快樂足球。
”為了強化他的“快樂”涵義，他竟雙的高舉配合語言。
“我以前從沒研究過足球，但我也看歐洲杯，看人空踢得多熱鬧。
法國總統為什麼要在歐洲杯決賽時坐在看台是？因為這是老百姓喜歡的事兒，大家是為了快樂才聚到一塊的，别老是把沉重、陰暗、鼻涕眼淚搞在一起。
” “政法司”出身的閻世铎接着迅速把“快樂說”提高到“政策”高度：“我在足協專門組織大家學習‘十五大’的文件，因為上面說到要‘提高人民群衆的生活質量’，從我的角度理解就是，老百姓快樂了，生活質量就提高了，中國足協就會該讓老百姓從足球中感受到快樂。
” 大多數中國球迷未必關心理論，但大多數中國球迷都需要“快樂”。
閻世铎明白這點，更想做到這一點。
我們不是日本鬼子 “我們不是日本鬼子，中國足壇也不是‘國統區’，我們與你們是‘一家人’。
”閻世铎也是個有些幽默意識的人，他也深知“得輿論者得天下”，因此非常渴望發送與新聞界的關系。
在無錫、北京，閻世铎是以“讓記者更充分理解中國足協，着眼大局，搞好共同事業”的理由接受記者的采訪的，他迫切地要扭轉過去的“對峙局面”。
“我不主張搞‘統一口徑’，但我們畢竟有着同樣的目标，這還不像搞新聞的和搞王鑫的說不到一塊兒去。
因此，大家要真誠相待，不應故意相互找碴、設套”，然後閻世铎說了一段很“江湖”的話： “大家要做得‘夠意思’，千萬别一見面就鋪疑對方是哪部分的，是八路軍還是鬼子，天天打地道戰、地雷戰。
中國足球有陽光，不是陰雲密布的國統區，我想要是哪天記者先生們歡呼。
‘咱終于把足協搞掉了’，日子并不會好過。
” 閻世铎曾對足
在這次為時三天的觸擊中，我時時感覺到王俊生的悲哀，以及中國足球各方在視覺上的矛盾——王俊生試圖用“過程-結果”論來诠釋這個現象，但“過程”與“結果”本質上應該是協調的，不知為什麼“過程”的王俊生及中國足協很少滿足球迷的“結果”。
我相信王俊生有足夠的誠意來表達他與球迷的關系，但也許，這個“過程”與“結果”本身就有南轅北轍的可能。
王俊生民是一個球迷，但既然被賦予了“中國足協常務副主席”的身份，他就不能用“普通球迷”的标準來衡量自己的工作。
畢竟，他從事的是一項具有崇高地位的工作。
現在有關足球的報道，一提到“幹部”“組織”，别人就會聯想到我。
我性格内向，當隊員時就不願出頭露面。
我願意和新聞界交朋友。
陰沉的臉、冷漠的眼神、生鐵一樣的語氣——這就是王俊生留給新聞界最直接的印象。
在各種媒體的報道和評論中，他經常成為揶揄甚至批評的目标。
王俊生是怎樣看待這一切的？“現在有關足球的報道，一提到‘幹部’‘組織’，輥人就會聯想到我，網上的說法就更多了……”王俊生居然笑着說出這句話，“其實我真心誠意感謝新聞界的支持和幫助，但很多人認為我拒人于千裡之外，這是個誤會。
” 記者問：“你是否考慮過為什麼會有誤會？” 王俊生答：“我的性格決定我不會很熱乎地和别人打成一片，我在北京隊當隊員時就不願出頭露面。
我從來沒有瞧不起記者，更不會恨記者，這隻和性格有關。
” 記者說：“作為足協副主席，你就必須變換一種親和的方式和新聞界交流。
” 王俊生說：“現在我已經适應多了，我很願意和新聞界交朋友。
但我的角色的壓力使我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樣性格外向、善于言辭。
我很難說出什麼豪言壯語。
” 記者問：“你個人是否認為媒體經常添亂呢？” 王俊生答：“我從來都認為媒體對中國足球的支持很大，中國足協應該多與記者交朋友，當年許放這一點做得很好……”王俊生的确試圖改變他的形象，在次日的新聞發布會上，面對與足協關系緊張《足球之夜》記者的刁鑽提問，王俊生露出少見的親和：“這個問題雖然不在這次會議的發布範圍之内，但我還是很高興回答你這個問題……”然後足足講了有5分鐘…… 我的這次采訪是在國内26路教頭“京城會審霍頓”的會議期間進行的，在這次會後，王俊生居然向幾個前去采訪的記者問了“好”，我說：“這并不是你的風格，記者們覺得這樣的王俊生很好。
”王俊生說：“我一直想這樣做，特别是與記者探讨中國隊技戰術的不足。
”說完，他很配合自己的話，不厭其煩地在紙上畫圖，講解李毅的跑位線路與技術習慣的不足，從而證明國奧隊為什麼不用這匹馬作為首發主力。
作為王俊生，這已經很不容易了。
敵人還朋友？對于王俊生和新聞界，這一直是個問題。
雖然年初的青島足球工作會議，以王俊生為首的足班子提出了“一家人”說不……不幸的是，沒過多久，雙方就出現劍拔弩張的局面。
如果要誇張地套用一句話形容這個關系——“做一天的敵人不難，難的是做一輩子的敵人”，中國足協與新聞界正是做到了最難的地步。
我不知道王俊生在面對記者時還有沒有樂趣，但我知道很多記者表示面對王俊生沒有樂趣，對此，我們雙方都應該感到悲哀。
問題的實質并不在于“性格”，也不在于“角色”，事實上——雙方分工雖然不同，但目的與利益應該是一緻的，這有些類似于球迷與王俊生之間的矛盾。
王俊生不是一個普通的采訪對象，他應該知道，在任何一家媒體前，他都代表着整個國家的足球形象。
何況，媒體面對的是巨大的市場，肩負的是民衆的“知情權”。
因此，他不能簡單地以“計劃經濟”時代的眼光對待媒體。
這是對一個現代管理者的要求。
也許，當中國足協具備了與新聞界打交道也能遊刃有餘的能力時，其它的種種能力也就具備了，畢竟，足協這個機構不應是一個傳統的衙門。
我不同意“二次革命”，我隻同意“深化改革”。
中國足協的觀念和機構體制都将深化改革下去。
中國搞“職業聯盟”的條件還不成熟，隻能由足協牽頭，進行宏觀調控。
觀念與機構體制——影響中國足球突破的最大障礙。
這是普通的中國球迷都能總結出的弊病。
大多數人人為，中國足協不願在這兩大障礙上“動刀”，就是想保住“官本位”。
于是記者的采訪進入到最尖銳的部分：“足協的觀念是否阻滞了中國足球的發展。
”王俊生似乎不願意馬上接觸這種尖銳的撞擊，他是沉默了很久，才從各個側面變通地給出答案—— “職業化改革才第6個年頭，很我東西我們以前根本不懂，有些開始以為對的後來證明是錯的，也有以為錯的現在證明是對的。
但我們不斷地在觀念上與具體操作中進行着改進。
比如12分鐘跑、轉會制度，很多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理想和觀念部是有差距的。
在中國，總結足球很多時候不能離開一個大背景，很多事情得從足球以外——諸如經濟、文化、曆史——去找原因。
” “很多人認為，1994年的職業化改革是中國足球的第一次‘革命’，如果要‘二次革命’，那就是足協機構的改革，中國足協這個機構是否需要改革？” “我不同意‘二次革命”這個提法’。
王俊生在這個問題上顯得很堅決，“機構改革不是‘二次革命’，而是在肯定職業化改革大方向是正确的前提下，繼續深化改革的問題。
足協機構肯定要改革，但現在不是改不改的問題，而是如休深化改革。
我們一定會根據實際情況去改革。
” ——“比如說我們考慮要恢複國家隊教練委員會的機構去選下屆國家隊主教練；而且，中國足協内部近期内肯定要做一些機構體制上的變動與改革。
”王俊生明确地傳遞着信号。
記者問：“很多人在設想建立職業大聯盟，足協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 王俊說：“國外的先進經驗，我們肯定要學習。
但必須看到，國外的職業聯盟是在上百年職業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這個條伯在中國并不成熟，我們的俱樂部性質各異有國有企業的，也有私營企業的，甚至還有其它性質的，如果由每個俱樂部各選一人組成職業聯盟，很難真正将各方利益統一起來。
因此目前隻能由中國足協牽頭，進行宏觀調控，這是‘國情’。
” 我不知道這個尖銳部分的采訪是否取得了真正意義的答案，但我知道，作為王俊生，他能回答的最大程度僅限于此了——觀念更新、機構改革，這不僅是足球的難題。
王俊生說過，球迷要的是結果，他負責的是過程，這個過程就是改革。
但是當“過程”長期不能滿足“結果”時，對這個過程的反思就是必然的，王俊生也必須反思。
“懷疑是真理之母”。
球迷的咒罵，其實不是罵王俊生，也不是對足球改革的懷疑，而是對催生了職業化改革的觀念和機構是否還适應改革6年後現實的懷疑。
在這個意義上，在中國足球屢戰屢敗的背景下，球迷的懷疑是有充足理由的。
把足球改革大方向同改革的具體環節等同起來，就好像把大樓的設計和施工混為一談一樣，事實上好的設計絕不代表好的大樓。
中國足球，“樓”還沒修好。
王俊生說：“我幾乎每天都要深夜兩點才結束當天的工作，早上六點又得起床。
”——每天隻睡4個小時，經常接觸王俊生的人在這次采訪中也對記者說，如果中國足協隻有一個人沒進過止拉OK、桑拿房的話，那就是王俊生。
王俊生确實是一個很吃苦、很正氣、很能随壓力的人。
但我想，拿破化每天也隻睡4個小時，但每天睡4個小時并不意味就成為拿破化。
這可能就是中國足球問題的關鍵，從某種角度來看，王俊生是一個好幹部，——但是僅僅靠吃苦與忍耐是當不好元帥的，簡單積累有時候就是達不到質的突破，20度的不是開水，99度的水仍然不是開水，如果缺乏一種力量（或觀念），水将永遠達不到100度。
對中國足球而言，99度和100度之間的差距，也許并不是簡單的1度，而是100度——這1度的溫差，實際是巨大的100度“觀念差”。
搞足球就像沖浪，風尖浪頂很累人。
也許下課就可以歇一下，養養傷了。
戚務生在“亞洲杯”失利之後對王俊生說了一句著名的話：我累了，我需要休息——難道你不累嗎？ 王俊生經曆的失敗比戚務生多，很累的戚務生下課了，王俊生呢？雖然在這次采訪中王俊生一再聲稱他不會逃避，他興地放棄，但王俊生并不能控制命運，命運将怎樣安排王俊生的未來呢？ 事實上，王俊生并沒有度過這次危機，據說這幾天有關領導仍然在他項上架了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又據說他在新聞發布會上說的“我不同意請外教”給自己加了道“緊箍咒”，更據說一些國奔馳“霍頓走人我不幹”的說法實際上讓王俊生逼近死地。
王俊生說：“搞足球的就像沖浪，風尖浪頂的很累人，那種上上下下的滋味不好受。
”這次采訪中，王俊生不止一次地提起已故中國瞳協副主席許放，許放和他是好朋友。
“許放是累死的啊！”王俊生唏噓不憶，“許放死後，我都不敢喝酒了，怕對心髒、肝髒不好。
他走得太早了，我也累得很啊……”他是不是已經有某種預感？——并不成功的王俊生會不會在某一天解雇霍頓之後又被組織“解雇”呢？ 這可能是王俊生最危險的一段時間，霍頓的去留與國郐的态度都會他的命運——10天、7天、5天甚至1天，王俊生在給自己“讀秒”。
在這個敏感的時刻發表這篇敏感的采訪稿，會不會對王俊生的命運産生微妙的影響？記者想，王俊生的命運不是一篇稿子能決定的，正如從來沒有一篇稿子決定過中國足球的命運。
王俊生的命運是和他的事業的興衰聯系在一起的。
何況，王俊生不是“不穩重”，而是“太穩重“了；中國足球也不是說得太多，而是說得太少……這是假的根源，也是不争氣的根源。
魯迅說：對于諸多問題，中國人先是“不敢”，後便“不能”。
多好的剖析。
臨近采訪結尾時，王俊生突然說：“等我下課了，就可以治一下傷手了。
” 這是不是這個悲劇人物對命運的預感。
采訪後記 當我在夜色中離開中國足協那幢小樓時，我發現對王俊生的印象并沒有因這次采訪而清晰，以往對他的準确定位反而有些模糊了。
也許他是一個很簡單的人。
也許他是一個很複雜的人，也許是複雜的中國足球把簡單的王俊生變成了一個複雜的人。
由于7年來王俊生作為中國足球形象的代理人，中國足球的性格因素必然會作用于王俊生的性格，而王俊生的性格因素同樣也會反作用于中國足球的性格——悲劇是共同置身其中的，王俊生與中國足球在悲劇中共舞，作為球迷與記者何嘗不是這樣。
這篇文章既不想為王俊生進行辯解，也不想對王俊生進行“血淋灑的鞭撻”，記者隻是實尋王俊生的話，并試圖從一個個體尋找中國足球悲劇産生的原因。
畢竟王俊生這個個體與中國足球這個群體之間的必然聯系太多了；畢竟，這個很普通的人被賦予着太學生的中國足球的命運了。
雅凱對王俊生說：在偉大的事業面前，任何人都會無比渺小。
王俊生也很渺小。
在我回頭看一眼中國足協這幢灰樓時，突然瞥到一輛灰白色的大衆越野車，滿身灰塵孤獨地停在路邊，這是當年施拉普納駕乘。
我想，從施拉普納到霍頓，又一個輪回，而中國足協常務副主席王俊生，一直伴随着這個輪回。
曆史的符号 堅持或下課。
這是個問題。
哈姆雷特的提問越來越俗不可耐，因為“王俊生是否下課”不僅沒有“時代”意義，甚至也缺乏“新聞”意義。
王俊生隻是個符号。
雖然這個符号長達8年之久集中代表着中足球的形象，并留下諸多并不光榮的烙印，但《人類群星閃耀時》指出：符号會淡出，人類的悲劇卻不會淡出。
王俊生改變不了中國足球，正如中國足球改變不了五俊生——怎樣的曆史悲劇就會産生怎樣的曆史人物。
18世紀的法蘭西産生荒淫無度、“哪管洪水滔天”的路易十六；19世紀的法蘭西就産生英武絕倫、改寫歐洲步伐的拿破倫。
頭發稀少、一臉愁容的王俊生隻會産生于“寸草不生”的中國足球曆史背景；新一輪中國足球“符号”的産生也必将取決于當時的曆史背景。
“不管有沒有愚蠢透頂的格魯希，拿破化都會遭遇‘滑鐵盧’，不管有沒有矮個子的拿破化，歐洲文明都會大發展” ——恩格斯說。
曆史隻按自己的規律前行，人，隻是曆史的必備道具。
符号僅僅就是符号，有了王俊生的“小球中心”依然能“國運昌盛”，沒了王俊生的中國足球也難撥開陰霾頓感、獲新生。
所以沒有任何理由充分證明這次發生的“人事變故”是一場真正意義的“革命行動”——我們僅僅是将中國足球這具藥罐子換了“标簽”而已，僅此而已…… 作為習慣以某個人作為某斷曆史時光“符号”的中國人，我們完全可能把過去的8年稱作“王俊生時代”。
但本世紀最偉大的傳記作家、“被上帝派來俯瞰人類曆史”的茨威格有一天冷冷地說—— “一個時代的結束，并不意味着新時代的開端”——進入“後王俊生時代”的中國足球，也許會更加艱澀生冷。
謹以此文獻給已經下課的王俊生及即将上課的閻世铎。
非常換人 中國足協和它的上級機關國家體育總局在最近時刻有兩次“非常換人”很容易讓“政治嗅覺”敏感的人連打噴嚏…… 其實“換人”這個提法在官方眼裡政治并不準确，“闆凳”的變化，隻意味着“組織上決心安排一個更适合他的戰鬥崗位”——老的故事片裡常這麼說。
但偏偏很有人莫名其妙地高興起來，這足以說明這次“換人”的群衆基礎是多麼的薄弱。
比如說群衆認為換掉王俊生就是終于為“十強到九強”的失利找到了責任人，五俊生“罪有應得”。
再比如說閻世铎從後台走向前台就是正本清源、撥知己反正，閻世铎可能開始一個新時代。
群衆不會對更高層的變動發表更多的意見，因為他們缺乏這個能力。
但“群衆”這次真有“大獲全勝”的感覺，“非常換人”遂了他們的心願。
盡管“改革曆來是自上自下非自下而上”，但群衆不懂這個真理，所有人還以為是偉大的群衆呼聲促成了這次換人行動。
閻世铎從未搞過足球。
雖然足協領導人未必要搞過足球，這道理就像喝湯的未必要會做湯，但閻世铎的履曆似乎沒有哪一條能證明“喝過湯的”。
如果人能選舉一個足協“常副”，我還得選舉王俊生，他至少還可“以暴制暴”，醫得住滿堂亂竄的耗子。
換人的目的應該是積極的，但以閻替王（或稱重新分配工作職責）似乎沒有絕對理由證明這是中國足球“幸福生活”的開端——因此，唯一的要能性就是“換人以平民憤”。
但有趣的是王俊生并未“下課”，他即将展開4的任務是“狠抓思想工作”，就在足協崗位上。
“你說要在屋頂上開一個窗子，衆人者要都要反對；倘若你說要推倒這屋子，衆人便會說，不如在屋頂上開一窗子吧”——魯迅說這是中國人解決民情的“變通處”。
閻掌門問：你快樂嗎？ 有一天，閻世铎在足協突然說：“就像是四人打牌，我現在并不出牌，我在觀察你們出牌，到時候，我出的牌一定讓你們吃驚，而且讓你們吃不了，聽不了……” 閻世铎本人并沒有證實這個故事，但與閻世铎共過事的人們說：從他過去一貫的行事風格來看，現在的“閻掌門”并未露出峥嵘。
因此不露聲色的閻世铎确實在看别人“出牌”，到時他一定會甩出一把技驚四座的牌…… 閻世铎的承諾 就在閻世铎上任的前三天，袁偉民在一次聚會上幽了一默：“我給大家介紹一個人，這個人也許現在還默默無聞，但我保證三天後他将成為中國的一個大名人。
”他推出的人就是閻世铎。
閻世铎很納悶：“局長，為什麼讓我這個門外漢專搞足球啊？”袁偉民說：“可以出名！” 閻世铎果然出名了。
中國足壇這個“名利場”可以一夜間推出一顆超新星，但閻世铎立即感動感到勞累，“我從此沒了周末星期天，中午與盒飯為伴”。
坐在“辦公廳主任”椅了上的閻世铎肯定對足協掌門的椅子怎樣難坐沒有具體感受，但他是搞“政法”出身的，也就是職業“當官”的，他選擇了“低調進入”，無論上任之初的“東北行”，還是上個月的“西南行”他都拒絕發表任何有失審慎的言語。
然而前天深夜，在無錫他卻向我吐露了一番上任以來真正帶“施政告白”意味的語言：“從上任那一天起，我的帽子就是拿在手上的，我絕不會為了頭上的帽了顧忌什麼。
我從不會輕易産生一個觀點，不會因為他人的觀點改變已形成的觀點，為了事業，我将義無反顧地走下去！” 這很容易讓人想起朱總理那番震動神州的話：“無論前面是萬丈深淵，還是地雷陣，我都将義無反顧……”治理中國難，治理中國足球也難，“閻掌門”是否要模仿朱總理獲得更大的勇氣？ 我把這種感覺告訴一名足協的官員時，他說：“閻是個做事的人，也是敢做事的人。
” 我有個疑問，中國的足球并非“敢做”就能做好的，“我來！我看！我征服！”不過是句豪言罷了，閻世铎怎樣面對完全可能遭遇的失敗？ “今後，如果我有錯誤、有失敗，我一定向人們有個交待！”他的前任們沒說過這番話，淨世铎說了。
這可算做是中國足協掌門人在無錫向全國球迷的一個承諾。
但願閻世铎是個重然諾的君子。
快樂足球主義 雖然拿王俊生與閻世铎做比較有失禮貌，閻世铎也極力反對這樣比較，但“出身”與背景的差異閻世铎的語言表達[與闡述觀點能力無疑是突出的。
在無錫他抛出“快樂足球說”。
“我們為什麼要踢球？老面姓為什麼看球？不是為了沉重感，而是為了快樂。
中國足球，要踢一種快樂足球。
”為了強化他的“快樂”涵義，他竟雙的高舉配合語言。
“我以前從沒研究過足球，但我也看歐洲杯，看人空踢得多熱鬧。
法國總統為什麼要在歐洲杯決賽時坐在看台是？因為這是老百姓喜歡的事兒，大家是為了快樂才聚到一塊的，别老是把沉重、陰暗、鼻涕眼淚搞在一起。
” “政法司”出身的閻世铎接着迅速把“快樂說”提高到“政策”高度：“我在足協專門組織大家學習‘十五大’的文件，因為上面說到要‘提高人民群衆的生活質量’，從我的角度理解就是，老百姓快樂了，生活質量就提高了，中國足協就會該讓老百姓從足球中感受到快樂。
” 大多數中國球迷未必關心理論，但大多數中國球迷都需要“快樂”。
閻世铎明白這點，更想做到這一點。
我們不是日本鬼子 “我們不是日本鬼子，中國足壇也不是‘國統區’，我們與你們是‘一家人’。
”閻世铎也是個有些幽默意識的人，他也深知“得輿論者得天下”，因此非常渴望發送與新聞界的關系。
在無錫、北京，閻世铎是以“讓記者更充分理解中國足協，着眼大局，搞好共同事業”的理由接受記者的采訪的，他迫切地要扭轉過去的“對峙局面”。
“我不主張搞‘統一口徑’，但我們畢竟有着同樣的目标，這還不像搞新聞的和搞王鑫的說不到一塊兒去。
因此，大家要真誠相待，不應故意相互找碴、設套”，然後閻世铎說了一段很“江湖”的話： “大家要做得‘夠意思’，千萬别一見面就鋪疑對方是哪部分的，是八路軍還是鬼子，天天打地道戰、地雷戰。
中國足球有陽光，不是陰雲密布的國統區，我想要是哪天記者先生們歡呼。
‘咱終于把足協搞掉了’，日子并不會好過。
” 閻世铎曾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