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梁漱溟先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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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成為國共之外的第三大政治力量。
人一旦參與政治，就難免會說錯話，辦錯事。
梁漱溟“素常有自勉而勉人的兩句話：一曰在人格上不輕于懷疑人家，二曰在識見上不過于相信自己。
”孔老師認為這兩句話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梁漱溟自負要“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家書中說“今後中國大局，建國工作，正需要我，我亦不能死。
”他多次遇到危險，都幸免于難，自以為是老天爺保佑他這個民族偉人的。
後來他知道了自己的狂妄，原來都是共産黨的地下英雄保護了他。
1946年，梁漱溟二赴延安，把在重慶不能說的關于建設國家的理想大大暢談了一番，毛澤東找了十位中共領袖來聽他上課。
梁先生反内戰、反腐敗，可是對現狀無可奈何，以為和平遙遙無期。
沒想到短短三年，共産黨就打敗了蔣介石，創建了新中國，“終于在中國開始了長時期的經濟建設”，他的理想可以實現了。
梁漱溟也曾對國民黨抱有幻想，企圖在國共之間和稀泥，甚至幫助國民黨要削除中共的武裝，導緻那場著名的周恩來大怒事件。
周恩來罕見地大發其火：“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說了！我聽着心都碎了！” 梁漱溟很快明白了自己真是不懂政治，很容易被抽象的美妙言辭所利用，所以他從此采取“隻言論，不行動”，隻代表個人，不代表任何組織的原則。
這一點，孔老師十分贊成。
我們知識分子關心天下大事是對的，但是政治問題錯綜複雜，不可輕易涉入，在拿不準的情況下，發出自己的聲音就是盡職盡責了，最好不要拉幫結黨。
具體的操作，則還是由專門的政治家去幹，比較合适。
書生滿腔熱忱地做了有損人民利益的事情，曆史上是很多的，千萬不要把自己的政治熱情錯解為政治能力。
即使北大的政治學教授，當真搞起政治來，恐怕并不是一個街道老大媽的對手啊。
梁老師決定了隻代表個人，他說話的自由度就接近孔老師了。
他一方面批評國民黨，要國民黨承擔挑起内戰的責任，下野認罪，接受懲辦戰犯。
另一方面他認為共産黨雖然是被迫的，但也打了三年仗，也應該向人民道歉。
對于共産黨建立的一黨專政的新中國，梁漱溟并不認為是理想的。
1950年毛澤東請他參加政府，梁漱溟不答應，他認為“全國的大局還不會從此穩定統一下去。
而我是曾經以第三方面的身份，為國事奔走過的人。
一旦大局發生變化，仍需要我這樣的人為國事奔走。
”梁老先生确實自負得太可愛了，總覺得自己這顆“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還沒正式出場呢。
所以建國後，他總是給中共挑毛病，而毛澤東也總是虛心聽取他的意見。
到西南考察土改後，梁漱溟對老毛稱贊鄧小平的才幹，毛澤東笑着大聲說：“梁先生看得蠻準，無論是政治，還是軍事，論文論武，鄧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 梁漱溟是社會實踐家，從具體的社會考察中，他逐漸發生了思想轉變，公開發表文章，說“在階級、階級鬥争、武裝革命能不能解決及如何解決中國問題上，我省悟了自己的錯和中共的對。
”這不是見風使舵，而是服從真理的光明磊落。
梁漱溟以前認識不到自己的錯誤，一是因為他搞的鄉村實驗，并未真正深入到窮鄉僻壤的底層；二是因為他把“鬥争”簡單理解為你死我活的暴力搏鬥，不明白毛澤東說的鬥争是哲學意義上的“對立統一”；三是因為他主觀地認為共産黨主要是農民，後來讀了彭真的文章，才明白那不過是共産黨員的“曆史出身”，共産黨的實質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先鋒隊，其中包括了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
梁漱溟具有超強的自我糾錯能力，這本來是好事，但卻導緻了他的自我膨脹意識長期未能解決。
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自了漢”，是“個人英雄主義”。
所以才發生了1953年政協會上跟毛澤東的沖突。
那次會上讨論總路線問題，國家已經确定了要大力發展重工業，這是走向現代化、避免再度成為殖民地的千秋大計，而且國家并沒有輕視農業。
而梁老師和孔老師這樣的知識分子總是喜歡說些政府和一般人容易忽略的問題，而且喜歡誇大一點地說。
梁漱溟言道，解放後城市工人的生活提高很快，但農民還很苦，一個在九天，一個在九地，所以國家不應該遺漏農民。
此話單獨看沒有毛病，但放入建國初期百廢待興、抗美援朝的具體語境，就犯了“導向錯誤”。
翌日，毛澤東未點名地批評此種論調是“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難道共産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倘若毛澤東直接批評梁漱溟，可能還不至于發生沖突，可是毛澤東采用了魯迅筆法，希望給梁漱溟留面子，沒想到梁漱溟最喜歡的就是單槍匹馬挑戰一個黨，他偏偏要“頂風作案”，“我就在氣頭上寫了一封信”，要求“主席給我機會當面複述一遍我原來的發言而後指教”。
這實際上是下了要求辯論的戰書，此種“好強逞能”之舉，孔老師也幹過，很能理解那種“英雄主義情懷”也。
梁漱溟将信面交毛澤東後，老毛當晚就約了他談話，而梁老師有個毛病，凡事非要長篇大論給人家上課不行，而且一定死活堅持自己立場不放松。
這點就跟我們老孔家有很大不同。
孔子說：“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如果辯論的目的就是要證明自己是對的，那還辯論幹什麼呢？真正的儒家風範，不僅體現在事後反省能夠承認錯誤，更可貴的是當場認錯，撥開雲霧見明月，晴光滿天。
二人談得不歡而散，梁漱溟卻還要求“再覓機會複述自己的觀點，讓公衆評議。
”這
人一旦參與政治，就難免會說錯話，辦錯事。
梁漱溟“素常有自勉而勉人的兩句話：一曰在人格上不輕于懷疑人家，二曰在識見上不過于相信自己。
”孔老師認為這兩句話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梁漱溟自負要“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家書中說“今後中國大局，建國工作，正需要我，我亦不能死。
”他多次遇到危險，都幸免于難，自以為是老天爺保佑他這個民族偉人的。
後來他知道了自己的狂妄，原來都是共産黨的地下英雄保護了他。
1946年，梁漱溟二赴延安，把在重慶不能說的關于建設國家的理想大大暢談了一番，毛澤東找了十位中共領袖來聽他上課。
梁先生反内戰、反腐敗，可是對現狀無可奈何，以為和平遙遙無期。
沒想到短短三年，共産黨就打敗了蔣介石，創建了新中國，“終于在中國開始了長時期的經濟建設”，他的理想可以實現了。
梁漱溟也曾對國民黨抱有幻想，企圖在國共之間和稀泥，甚至幫助國民黨要削除中共的武裝，導緻那場著名的周恩來大怒事件。
周恩來罕見地大發其火：“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說了！我聽着心都碎了！” 梁漱溟很快明白了自己真是不懂政治，很容易被抽象的美妙言辭所利用，所以他從此采取“隻言論，不行動”，隻代表個人，不代表任何組織的原則。
這一點，孔老師十分贊成。
我們知識分子關心天下大事是對的，但是政治問題錯綜複雜，不可輕易涉入，在拿不準的情況下，發出自己的聲音就是盡職盡責了，最好不要拉幫結黨。
具體的操作，則還是由專門的政治家去幹，比較合适。
書生滿腔熱忱地做了有損人民利益的事情，曆史上是很多的，千萬不要把自己的政治熱情錯解為政治能力。
即使北大的政治學教授，當真搞起政治來，恐怕并不是一個街道老大媽的對手啊。
梁老師決定了隻代表個人，他說話的自由度就接近孔老師了。
他一方面批評國民黨，要國民黨承擔挑起内戰的責任，下野認罪，接受懲辦戰犯。
另一方面他認為共産黨雖然是被迫的，但也打了三年仗，也應該向人民道歉。
對于共産黨建立的一黨專政的新中國，梁漱溟并不認為是理想的。
1950年毛澤東請他參加政府，梁漱溟不答應，他認為“全國的大局還不會從此穩定統一下去。
而我是曾經以第三方面的身份，為國事奔走過的人。
一旦大局發生變化，仍需要我這樣的人為國事奔走。
”梁老先生确實自負得太可愛了，總覺得自己這顆“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還沒正式出場呢。
所以建國後，他總是給中共挑毛病，而毛澤東也總是虛心聽取他的意見。
到西南考察土改後，梁漱溟對老毛稱贊鄧小平的才幹，毛澤東笑着大聲說：“梁先生看得蠻準，無論是政治，還是軍事，論文論武，鄧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 梁漱溟是社會實踐家，從具體的社會考察中，他逐漸發生了思想轉變，公開發表文章，說“在階級、階級鬥争、武裝革命能不能解決及如何解決中國問題上，我省悟了自己的錯和中共的對。
”這不是見風使舵，而是服從真理的光明磊落。
梁漱溟以前認識不到自己的錯誤，一是因為他搞的鄉村實驗，并未真正深入到窮鄉僻壤的底層；二是因為他把“鬥争”簡單理解為你死我活的暴力搏鬥，不明白毛澤東說的鬥争是哲學意義上的“對立統一”；三是因為他主觀地認為共産黨主要是農民，後來讀了彭真的文章，才明白那不過是共産黨員的“曆史出身”，共産黨的實質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先鋒隊，其中包括了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
梁漱溟具有超強的自我糾錯能力，這本來是好事，但卻導緻了他的自我膨脹意識長期未能解決。
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自了漢”，是“個人英雄主義”。
所以才發生了1953年政協會上跟毛澤東的沖突。
那次會上讨論總路線問題，國家已經确定了要大力發展重工業，這是走向現代化、避免再度成為殖民地的千秋大計，而且國家并沒有輕視農業。
而梁老師和孔老師這樣的知識分子總是喜歡說些政府和一般人容易忽略的問題，而且喜歡誇大一點地說。
梁漱溟言道，解放後城市工人的生活提高很快，但農民還很苦，一個在九天，一個在九地，所以國家不應該遺漏農民。
此話單獨看沒有毛病，但放入建國初期百廢待興、抗美援朝的具體語境，就犯了“導向錯誤”。
翌日，毛澤東未點名地批評此種論調是“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難道共産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倘若毛澤東直接批評梁漱溟，可能還不至于發生沖突，可是毛澤東采用了魯迅筆法，希望給梁漱溟留面子，沒想到梁漱溟最喜歡的就是單槍匹馬挑戰一個黨，他偏偏要“頂風作案”，“我就在氣頭上寫了一封信”，要求“主席給我機會當面複述一遍我原來的發言而後指教”。
這實際上是下了要求辯論的戰書，此種“好強逞能”之舉，孔老師也幹過，很能理解那種“英雄主義情懷”也。
梁漱溟将信面交毛澤東後，老毛當晚就約了他談話，而梁老師有個毛病，凡事非要長篇大論給人家上課不行，而且一定死活堅持自己立場不放松。
這點就跟我們老孔家有很大不同。
孔子說：“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如果辯論的目的就是要證明自己是對的，那還辯論幹什麼呢？真正的儒家風範，不僅體現在事後反省能夠承認錯誤，更可貴的是當場認錯，撥開雲霧見明月，晴光滿天。
二人談得不歡而散，梁漱溟卻還要求“再覓機會複述自己的觀點，讓公衆評議。
”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