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總理點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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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組長，由軍委調派出。
周思來的沉吟，不是由于老撾，而是因為越南。
周恩來放下文件，信步踱到窗前。
從自己映在玻璃窗上的頭影望出去，可以看到朦胧月光下的海棠樹。
對，就是在海棠花盛開之時，凱山·豐威漢來北京提出請求，希望中國共産黨對老撾的抗美救國鬥争和根據地建設進行幫助。
當時我基于國際主義的原則立場答應了。
周恩來想。
但我也實事求是他講了困難，就是不了解情況，難以取得發言權。
于是，凱山·豐成漢總書記提議中國派一個工作組進駐老撾中央，進行調查。
經過讨論，兩黨之間就此問題達成一個口頭協議。
僅是口頭協議，沒有形成文字。
那微妙所在便是越南勞動黨。
對此，老撾方面明白，中國共産黨心裡也有數。
早在30年代，越南、老撾和柬埔寨的共産主義革命者，便同屬于那時成立的印度支那共産黨。
黨的領導絕大部分是越南同志。
在長期共同的革命鬥争中，他們形成了一種特殊關系。
老撾和束埔寨的黨實際上相當于印度支那共産黨的兩個省委。
1945年日本投降後，老撾和柬埔寨的黨獨立了。
但由于曆史的淵源和鬥争的需要，他們仍不得不服從河内的領導。
而河内的一些主要領導同志也從未放棄在印支半島建立印度支那聯邦的設想。
正是這一原因，河内的領導同志既需要中國對整個印度支那革命事業做出巨大援助，又不願意中國與老撾、柬埔寨的黨發生直接關系，從而增強這兩個黨的獨立性。
果然，當老撾黨将他們與中國共産黨達成的口頭協議通報越南勞動黨，征求意見時，沒有得到期待的嘉許。
越南勞動黨提出，中國黨和政府應通過越南來實施對老撾的各項援助。
對于凱山·豐威漢所處位置的難處，周恩來是完全理解的。
由于美國政府公然破壞了1962年關于老撾問題的日内瓦協議，策動老撾右派發動政變，推翻了老撾三方面的民族團結政府，迫使以凱山·豐成漢為首的老撾人民黨中央和以蘇發務馮親王為主席的老撾愛國戰線中央，撤離首都萬象，進入桑怒省的叢林。
為了強化老撾的“特種戰争”，美帝國主義派出大量飛機瘋狂轟炸老撾解放區。
僅有3萬餘人的老撾人民軍處境危困，僅有300萬人口的老撾民族處境危困。
凱山·豐成漢在這種形勢下向中國黨提出了直接援助的請求。
但是，老撾的抗美救國鬥争，同樣離不開越南的支持，特别是在作戰的兵力方面。
他需要聽取和尊重河内的意見。
周恩來是解決各種複雜矛盾的舉世公認的大師。
毛澤東曾贊譽說：“這個同志在大的國際活動方面比我強，善于處理各種複雜的矛盾。
” 周恩來明白，解決矛盾的關健在于兄弟黨之間的相互信任。
信任的基礎是真誠無私、肝膽相照。
要證明真誠無私就應将我們的想法和計劃對越南同志和盤托出，不做任何保留。
于是，中國駐河内特命全權大使朱其文的專車駛入了越南民主共和國外交部。
奉周恩來總理之命，朱其文向越南政府通報了老撾的要求，中老兩黨協商的内容以及我們拟派一個工作組到桑怒的全部設想。
面對朱其文真誠無私的表示，越南方面盡管還有部分人心裡有想法，但多數領導同志表示了理解和信任：“中國同志一貫奉行國際主義原則．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對越南人民予以了慷慨無私的援助。
這一點我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對于中國同志援助老撾人民的真摯願望。
我們同樣表示感謝和歡迎。
因為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反美鬥争是互相支持，彼此呼應的。
對老撾的援助，實際上就是對越南的援助。
” 矛盾解決了，以外交部名義呈送的文件擺在了周恩來的案頭。
但他心裡明白。
一旦工作組進駐老撾，必不可免地又将同越南同志産生各種新的矛盾。
在抗美援老這一大的鬥争目标下，如何正确處理解決兄弟黨之間的矛盾，是個政策性極強又必須有高度靈活性的複雜問題。
派哪個同志呢？周恩來思考着，從窗前踱回桌案前，在椅子上重新坐好。
他沉吟着，連衛士替他重新将毛毯蓋在腿部都全然不覺。
他的目光久久停留在那段文字上：“選調1名有根據地工作經驗和掌握武裝鬥争、有戰略思想的少将級幹部擔任組長……”全軍少将有2000餘名，基本都具有根據地工作經驗和掌握武裝鬥争的能力。
可是“有戰略思想”這一條，卻并非每個少将都具備。
沒有戰略思想，就不可能處理好中越關系……周恩來的手緩緩伸向前去，抓起毛筆，在墨盒裡一下又一下地蘸抹。
他那威武英俊的濃眉毛輕輕聳了聳，這是拿定主意的象征。
是了，工作組要派，這一條是決定了的，無須猶豫。
選派組長的标準也是适當的。
具體人選，還是多聽聽然後再定。
周恩來手中的毛筆終于落在文件卷首上：拟同意報告所提意見。
送劉、鄧、賀、修權同志審閱退外交部辦。
1963年10月24日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身材魁偉、舉止敏健的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将走進西花廳。
這位精力過人、忠誠過人、熱情過人的将軍，無論負責公安部還是負責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工作，都表現出超群的膽魄和驚人的意志力、堅定性，并以其頑強的開拓精神而享譽全黨全軍。
他治軍嚴厲，對敵狠。
老同志講：”他常咬着牙說話。
”在鎮壓反革命，穩定和鞏固人民共和國的政權時期，他的名字使一切敵人聽了都要發抖。
到了60年代，在群星燦爛的老一輩革命家中，他已經被普遍認為将擔負更多更重要的工作，并且越來越多地直接參與了關系全黨全軍的重大決策性工作。
然而，他在總理面前始終保持着謙虛謹慎。
當他的目光與周恩來相遇時，立刻以标準的軍人姿态立正報告：“總理，我來了。
” “瑞卿同志，請坐嘛。
”周恩來颔首微笑，伸手示意。
“請總理審定。
”羅瑞卿雙手呈上一份密封文件，而後在沙發上緩緩坐下。
他的身體堅挺而稍向前傾，顯得恭敬，并且便于随時回答總理的詢問。
他表現出的恭敬絕非對地位和權力的崇拜，而是從内心對一位睿智、英明、高尚的兄長的折服。
從上海工人三次起義到南昌起義，從
周思來的沉吟，不是由于老撾，而是因為越南。
周恩來放下文件，信步踱到窗前。
從自己映在玻璃窗上的頭影望出去，可以看到朦胧月光下的海棠樹。
對，就是在海棠花盛開之時，凱山·豐威漢來北京提出請求，希望中國共産黨對老撾的抗美救國鬥争和根據地建設進行幫助。
當時我基于國際主義的原則立場答應了。
周恩來想。
但我也實事求是他講了困難，就是不了解情況，難以取得發言權。
于是，凱山·豐成漢總書記提議中國派一個工作組進駐老撾中央，進行調查。
經過讨論，兩黨之間就此問題達成一個口頭協議。
僅是口頭協議，沒有形成文字。
那微妙所在便是越南勞動黨。
對此，老撾方面明白，中國共産黨心裡也有數。
早在30年代，越南、老撾和柬埔寨的共産主義革命者，便同屬于那時成立的印度支那共産黨。
黨的領導絕大部分是越南同志。
在長期共同的革命鬥争中，他們形成了一種特殊關系。
老撾和束埔寨的黨實際上相當于印度支那共産黨的兩個省委。
1945年日本投降後，老撾和柬埔寨的黨獨立了。
但由于曆史的淵源和鬥争的需要，他們仍不得不服從河内的領導。
而河内的一些主要領導同志也從未放棄在印支半島建立印度支那聯邦的設想。
正是這一原因，河内的領導同志既需要中國對整個印度支那革命事業做出巨大援助，又不願意中國與老撾、柬埔寨的黨發生直接關系，從而增強這兩個黨的獨立性。
果然，當老撾黨将他們與中國共産黨達成的口頭協議通報越南勞動黨，征求意見時，沒有得到期待的嘉許。
越南勞動黨提出，中國黨和政府應通過越南來實施對老撾的各項援助。
對于凱山·豐威漢所處位置的難處，周恩來是完全理解的。
由于美國政府公然破壞了1962年關于老撾問題的日内瓦協議，策動老撾右派發動政變，推翻了老撾三方面的民族團結政府，迫使以凱山·豐成漢為首的老撾人民黨中央和以蘇發務馮親王為主席的老撾愛國戰線中央，撤離首都萬象，進入桑怒省的叢林。
為了強化老撾的“特種戰争”，美帝國主義派出大量飛機瘋狂轟炸老撾解放區。
僅有3萬餘人的老撾人民軍處境危困，僅有300萬人口的老撾民族處境危困。
凱山·豐成漢在這種形勢下向中國黨提出了直接援助的請求。
但是，老撾的抗美救國鬥争，同樣離不開越南的支持，特别是在作戰的兵力方面。
他需要聽取和尊重河内的意見。
周恩來是解決各種複雜矛盾的舉世公認的大師。
毛澤東曾贊譽說：“這個同志在大的國際活動方面比我強，善于處理各種複雜的矛盾。
” 周恩來明白，解決矛盾的關健在于兄弟黨之間的相互信任。
信任的基礎是真誠無私、肝膽相照。
要證明真誠無私就應将我們的想法和計劃對越南同志和盤托出，不做任何保留。
于是，中國駐河内特命全權大使朱其文的專車駛入了越南民主共和國外交部。
奉周恩來總理之命，朱其文向越南政府通報了老撾的要求，中老兩黨協商的内容以及我們拟派一個工作組到桑怒的全部設想。
面對朱其文真誠無私的表示，越南方面盡管還有部分人心裡有想法，但多數領導同志表示了理解和信任：“中國同志一貫奉行國際主義原則．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對越南人民予以了慷慨無私的援助。
這一點我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對于中國同志援助老撾人民的真摯願望。
我們同樣表示感謝和歡迎。
因為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反美鬥争是互相支持，彼此呼應的。
對老撾的援助，實際上就是對越南的援助。
” 矛盾解決了，以外交部名義呈送的文件擺在了周恩來的案頭。
但他心裡明白。
一旦工作組進駐老撾，必不可免地又将同越南同志産生各種新的矛盾。
在抗美援老這一大的鬥争目标下，如何正确處理解決兄弟黨之間的矛盾，是個政策性極強又必須有高度靈活性的複雜問題。
派哪個同志呢？周恩來思考着，從窗前踱回桌案前，在椅子上重新坐好。
他沉吟着，連衛士替他重新将毛毯蓋在腿部都全然不覺。
他的目光久久停留在那段文字上：“選調1名有根據地工作經驗和掌握武裝鬥争、有戰略思想的少将級幹部擔任組長……”全軍少将有2000餘名，基本都具有根據地工作經驗和掌握武裝鬥争的能力。
可是“有戰略思想”這一條，卻并非每個少将都具備。
沒有戰略思想，就不可能處理好中越關系……周恩來的手緩緩伸向前去，抓起毛筆，在墨盒裡一下又一下地蘸抹。
他那威武英俊的濃眉毛輕輕聳了聳，這是拿定主意的象征。
是了，工作組要派，這一條是決定了的，無須猶豫。
選派組長的标準也是适當的。
具體人選，還是多聽聽然後再定。
周恩來手中的毛筆終于落在文件卷首上：拟同意報告所提意見。
送劉、鄧、賀、修權同志審閱退外交部辦。
1963年10月24日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身材魁偉、舉止敏健的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将走進西花廳。
這位精力過人、忠誠過人、熱情過人的将軍，無論負責公安部還是負責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工作，都表現出超群的膽魄和驚人的意志力、堅定性，并以其頑強的開拓精神而享譽全黨全軍。
他治軍嚴厲，對敵狠。
老同志講：”他常咬着牙說話。
”在鎮壓反革命，穩定和鞏固人民共和國的政權時期，他的名字使一切敵人聽了都要發抖。
到了60年代，在群星燦爛的老一輩革命家中，他已經被普遍認為将擔負更多更重要的工作，并且越來越多地直接參與了關系全黨全軍的重大決策性工作。
然而，他在總理面前始終保持着謙虛謹慎。
當他的目光與周恩來相遇時，立刻以标準的軍人姿态立正報告：“總理，我來了。
” “瑞卿同志，請坐嘛。
”周恩來颔首微笑，伸手示意。
“請總理審定。
”羅瑞卿雙手呈上一份密封文件，而後在沙發上緩緩坐下。
他的身體堅挺而稍向前傾，顯得恭敬，并且便于随時回答總理的詢問。
他表現出的恭敬絕非對地位和權力的崇拜，而是從内心對一位睿智、英明、高尚的兄長的折服。
從上海工人三次起義到南昌起義，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