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節 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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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繼續假期旅行，從喀什米爾到了大馬士革，看了蘇菲伊本·阿拉比的陵墓，十字軍騎士的城堡，又到了伊斯坦布爾的清真寺，在圖爾努的修道院感受了安靜空曠的清新氣氛，但這一切，都不能同他在大吉嶺面對康玉爾仁波欽的三個星期相比。
馬丁格回到巴斯德學院，感覺一切已經和以前不同。
盡管他的分子生物學研究蒸蒸日上，雅各布導師對他越來越倚重，但他卻無法忘記喜馬拉雅山的康玉爾仁波欽，無法忘記那三個星期的“身／心／現象學”。
每天他仍舊在顯微鏡下登錄細菌染色體卡片，研究最前沿的無限的微觀世界。
這是生命最初的形成階段，但是生命形成之後又應該怎樣呢？馬丁格經常在顯微鏡下這樣想。
事實上，生命形成之後的精神世界的形成遠比生命的形成更為複雜，這方面不但沒有随着科學的發展而進步，事實上反而倒退了馬丁格在登錄卡片時同時做出這個結論。
馬丁格作為生命的整體在對生命局部的幾乎不可視的細微的觀察中，總是不斷回想起康玉爾仁波欽坐在窗前的身體，以及那個時刻康玉爾仁波欽所傳遞出的生命的信息、精神的密碼、每一刻的靜默、窗外的流雲和山峰統一的精神世界，這一切讓馬丁格意識到在康玉爾仁波欽的身體中顯然有一種更能啟發生命本身的科學。
當我在康玉爾仁波欽身邊時，馬丁格告訴父親，我容易忘掉巴斯德學院，當我在巴斯德學院時，我的心則總是飛向喜馬拉雅山。
1972年，我終于做出決定，離開巴斯德學院，置身于我所希望的喜馬拉雅山。
那時候我已完成了研究課題，雅各布教授本想派我到美國從事一個新的研究主題。
雅各布教授和那個時期很多前沿的研究者一樣，已從對細菌的研究轉到了對動物細胞的研究。
這在當時是一個更為廣闊的領域，這個領域後來使細胞生物學發生了巨大的變革。
我完全知道繼續課題研究的重要性，但是，我在心裡對自己說：我的科學研究生活已經結束了。
我發表了一些研究論文，我沒有浪費各類的投資：包括家庭為我的教育作的投資、讓－弗朗西斯科·雅各布的投資，我認為我可以問心無愧地實現我的個人向往了。
事實上我并沒有加速信仰的發展，在定居喜馬拉雅山之前，從1967到1972年我等待了多年。
我将我前往喜馬拉雅山而不是前往美國的決定通知了讓－弗朗西斯科·雅各布教授，我記得也通知了你…… 可是，你不覺得科學與信仰，這兩件事是可調和的嗎？讓－弗朗西斯科·格維爾老頭問兒子，問得一點也不犀利，甚至不如說是慈祥的。
馬丁格告訴父親，科學與精神兩者之間的确并沒有根本的不相容，但是，一個人不可能一直坐在兩張椅子之間，或是用一根
馬丁格回到巴斯德學院，感覺一切已經和以前不同。
盡管他的分子生物學研究蒸蒸日上，雅各布導師對他越來越倚重，但他卻無法忘記喜馬拉雅山的康玉爾仁波欽，無法忘記那三個星期的“身／心／現象學”。
每天他仍舊在顯微鏡下登錄細菌染色體卡片，研究最前沿的無限的微觀世界。
這是生命最初的形成階段，但是生命形成之後又應該怎樣呢？馬丁格經常在顯微鏡下這樣想。
事實上，生命形成之後的精神世界的形成遠比生命的形成更為複雜，這方面不但沒有随着科學的發展而進步，事實上反而倒退了馬丁格在登錄卡片時同時做出這個結論。
馬丁格作為生命的整體在對生命局部的幾乎不可視的細微的觀察中，總是不斷回想起康玉爾仁波欽坐在窗前的身體，以及那個時刻康玉爾仁波欽所傳遞出的生命的信息、精神的密碼、每一刻的靜默、窗外的流雲和山峰統一的精神世界，這一切讓馬丁格意識到在康玉爾仁波欽的身體中顯然有一種更能啟發生命本身的科學。
當我在康玉爾仁波欽身邊時，馬丁格告訴父親，我容易忘掉巴斯德學院，當我在巴斯德學院時，我的心則總是飛向喜馬拉雅山。
1972年，我終于做出決定，離開巴斯德學院，置身于我所希望的喜馬拉雅山。
那時候我已完成了研究課題，雅各布教授本想派我到美國從事一個新的研究主題。
雅各布教授和那個時期很多前沿的研究者一樣，已從對細菌的研究轉到了對動物細胞的研究。
這在當時是一個更為廣闊的領域，這個領域後來使細胞生物學發生了巨大的變革。
我完全知道繼續課題研究的重要性，但是，我在心裡對自己說：我的科學研究生活已經結束了。
我發表了一些研究論文，我沒有浪費各類的投資：包括家庭為我的教育作的投資、讓－弗朗西斯科·雅各布的投資，我認為我可以問心無愧地實現我的個人向往了。
事實上我并沒有加速信仰的發展，在定居喜馬拉雅山之前，從1967到1972年我等待了多年。
我将我前往喜馬拉雅山而不是前往美國的決定通知了讓－弗朗西斯科·雅各布教授，我記得也通知了你…… 可是，你不覺得科學與信仰，這兩件事是可調和的嗎？讓－弗朗西斯科·格維爾老頭問兒子，問得一點也不犀利，甚至不如說是慈祥的。
馬丁格告訴父親，科學與精神兩者之間的确并沒有根本的不相容，但是，一個人不可能一直坐在兩張椅子之間，或是用一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