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将軍吟》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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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打聽到我會寫什麼東西？”實際上，我既不是完全不懂，也不是對創作沒有感情。
自從我發現自己能夠寫小說以來，總想顯一顯身手。
可是，怎樣幹才是值得的呢？我在思考一個嚴肅的問題，就是作家的職責到底是什麼。
作家對于時代，應該是一面鏡子；作家對于讀者，應該是一個良友；作家對于妖孽，應該是一把尖刀；作家對幹明天，應該是一隻雄雞。
江湖騙子和為虎作怅的人，難道能留下什麼好東西嗎？糊裡糊塗，行為盲目，也很難設想能勝任人民的重托。
于是我想幹一點本來應幹的事情，按照應盡的職責來幹。
這個職業是高尚的，同時也是危險的。
亘古以來，有多少舞文弄墨的人曾經遭遇不幸？又想幹這一行，又要絕對保險，恐伯也難做到。
除非你不打算盡職，既要盡職，便不能算好了命再來。
我就是這樣決定按真實面貌來描寫“文化革命”的。
真實就是科學。
科學是真正的硬漢子，它不屈服于任何邪惡勢力。
“四人幫”拼死掙紮，想叫曆史朝着反科學的方向發展，終歸慘敗。
曆史是按科學的方向前進的，我寫《将軍吟》也基本上是抱着科學态度的，所以就發生了巧合。
看起來是巧，其實全在規律中。
哪怕曆史一時走了彎路，大方向總是不會變的，這種巧合遲早會發生。
怎樣才能寫得真實？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有不同的真實标準。
我們都是那場運動的參加者，都在其中扮演了一個具體的角色。
每人看到的事實不同，會形成不同的是非觀；每人所處的地位不同，會産生不同的好惡感。
我知道自己的眼界十分有限，而要從事創作，眼界是不能過于狹窄的。
胸懷要容得下更大的世界才好。
我從1972年開始，就對親身經曆過的那場運動從正面、反面和側面進行回憶與思考，也從正面、反面和側面重新認識記憶中的種種人物。
橫觀全國的大局，縱觀曆史的由來和趨向，謹慎地尋找我所要寫的主題，堅定寫作的信心。
我經常提醒自己，要盡可能站得高一些，再高一些。
想起過去的幼稚舉動來，經常覺得好笑；想起那時曾經愛過的、恨過的、景仰過的、同情過的種種人物來，他們的形象都變得複雜些、全面些了。
有時為彭其着想，有時又為江醉章着想，有時假定自己是陳鏡泉，會怎麼樣？像範子愚那樣的人，他自己死于并不明白中，活着的人們應怎樣看待他？胡連生是可愛的，但他這類人物的存在，過去、現在和将來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什麼？我
自從我發現自己能夠寫小說以來，總想顯一顯身手。
可是，怎樣幹才是值得的呢？我在思考一個嚴肅的問題，就是作家的職責到底是什麼。
作家對于時代，應該是一面鏡子；作家對于讀者，應該是一個良友；作家對于妖孽，應該是一把尖刀；作家對幹明天，應該是一隻雄雞。
江湖騙子和為虎作怅的人，難道能留下什麼好東西嗎？糊裡糊塗，行為盲目，也很難設想能勝任人民的重托。
于是我想幹一點本來應幹的事情，按照應盡的職責來幹。
這個職業是高尚的，同時也是危險的。
亘古以來，有多少舞文弄墨的人曾經遭遇不幸？又想幹這一行，又要絕對保險，恐伯也難做到。
除非你不打算盡職，既要盡職，便不能算好了命再來。
我就是這樣決定按真實面貌來描寫“文化革命”的。
真實就是科學。
科學是真正的硬漢子，它不屈服于任何邪惡勢力。
“四人幫”拼死掙紮，想叫曆史朝着反科學的方向發展，終歸慘敗。
曆史是按科學的方向前進的，我寫《将軍吟》也基本上是抱着科學态度的，所以就發生了巧合。
看起來是巧，其實全在規律中。
哪怕曆史一時走了彎路，大方向總是不會變的，這種巧合遲早會發生。
怎樣才能寫得真實？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有不同的真實标準。
我們都是那場運動的參加者，都在其中扮演了一個具體的角色。
每人看到的事實不同，會形成不同的是非觀；每人所處的地位不同，會産生不同的好惡感。
我知道自己的眼界十分有限，而要從事創作，眼界是不能過于狹窄的。
胸懷要容得下更大的世界才好。
我從1972年開始，就對親身經曆過的那場運動從正面、反面和側面進行回憶與思考，也從正面、反面和側面重新認識記憶中的種種人物。
橫觀全國的大局，縱觀曆史的由來和趨向，謹慎地尋找我所要寫的主題，堅定寫作的信心。
我經常提醒自己，要盡可能站得高一些，再高一些。
想起過去的幼稚舉動來，經常覺得好笑；想起那時曾經愛過的、恨過的、景仰過的、同情過的種種人物來，他們的形象都變得複雜些、全面些了。
有時為彭其着想，有時又為江醉章着想，有時假定自己是陳鏡泉，會怎麼樣？像範子愚那樣的人，他自己死于并不明白中，活着的人們應怎樣看待他？胡連生是可愛的，但他這類人物的存在，過去、現在和将來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什麼？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