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将軍吟》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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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莫應豐
《書林》編輯部要我談談寫作《将軍吟》的體會，我不知從何說起。
在清理過去的舊書時，由一種現象産生出一番聯想。
前幾年，我經常收到出版社寄來的新書，有的翻一翻，有的沒有動。
那些書全都打上了年代的烙印。
就小說而言，隻要看看裡面有些什麼口号，便知道寫成于哪一年。
如今一見那些口号就反感，無論書中有些什麼内容，也隻好閉眼扔進化紙爐。
作者和編輯的心血豈不白費了？僅是紙張的浪費也令人痛心。
我自己在“四人幫”垮台前夕也出版過一本小說，雖然在書架上勉強放了兩年，甚至曾考慮過修改重版，但終因時過境遷，難以救活，任其碾作塵泥了。
那本書叫《小兵闖大山》，用去了我一些寶貴的生活素材，至今想來，猶感惋惜。
我也間或寫一點短篇，不久前在收編成集的時候，發現有些篇味兒不對了。
一般地說，我還不算是很愛趕時髦的人，沒有寫過變幻無常的“路線鬥争”，也不曾寫“走資派”之類。
凡被我認為是短命的題材，我是不輕易去碰的。
盡管如此，仍舊有些作品短命。
《将軍吟》的情況卻不是這樣，寫成于1976年春夏，出版于1980年6月。
至今又過去近兩年了，仍不覺得過時。
當然，一部長篇小說，出版還不到兩年，絕對不能算是長命的。
但考慮到從寫出初稿至今，六年時間内，中國發生了多大的變化！文壇風雨又是何其多！《将軍吟》卻不受這些影響，也算是難得了。
有趣的是，《将軍吟》初稿寫成後，一直密藏在朋友家裡。
過了兩年半，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從廣播裡聽了全會公報，驚喜地發現，《将軍吟》初稿對“文化革命”的認識正好與公報的總精神相符；于是決定，立刻将稿子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
這是巧合嗎？确實是太巧了。
我事後分析造成這種巧合的原因時發現，透過偶然的現象，能找到必然的根由。
在“四人幫”肆虐橫行的那些年月，我們從事文藝創作的人，被當成鷹犬和傳聲筒使用，不許關心國家命運和人民疾苦，不許正視觸目驚心的生活現實，不許有健全的頭腦和正常的思維。
我當時深感人格受辱，經常問自己：為什麼要寫？為什麼不去幹點别的事？一個人如果發現自己的行為沒有意義或有害于人、無利于己，就不會繼續幹下去。
我正是從覺醒中甩袖而離開當時文場的。
談起創作，我有點玩世不恭。
找我約稿，我就說：“你從
在清理過去的舊書時，由一種現象産生出一番聯想。
前幾年，我經常收到出版社寄來的新書，有的翻一翻，有的沒有動。
那些書全都打上了年代的烙印。
就小說而言，隻要看看裡面有些什麼口号，便知道寫成于哪一年。
如今一見那些口号就反感，無論書中有些什麼内容，也隻好閉眼扔進化紙爐。
作者和編輯的心血豈不白費了？僅是紙張的浪費也令人痛心。
我自己在“四人幫”垮台前夕也出版過一本小說，雖然在書架上勉強放了兩年，甚至曾考慮過修改重版，但終因時過境遷，難以救活，任其碾作塵泥了。
那本書叫《小兵闖大山》，用去了我一些寶貴的生活素材，至今想來，猶感惋惜。
我也間或寫一點短篇，不久前在收編成集的時候，發現有些篇味兒不對了。
一般地說，我還不算是很愛趕時髦的人，沒有寫過變幻無常的“路線鬥争”，也不曾寫“走資派”之類。
凡被我認為是短命的題材，我是不輕易去碰的。
盡管如此，仍舊有些作品短命。
《将軍吟》的情況卻不是這樣，寫成于1976年春夏，出版于1980年6月。
至今又過去近兩年了，仍不覺得過時。
當然，一部長篇小說，出版還不到兩年，絕對不能算是長命的。
但考慮到從寫出初稿至今，六年時間内，中國發生了多大的變化！文壇風雨又是何其多！《将軍吟》卻不受這些影響，也算是難得了。
有趣的是，《将軍吟》初稿寫成後，一直密藏在朋友家裡。
過了兩年半，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從廣播裡聽了全會公報，驚喜地發現，《将軍吟》初稿對“文化革命”的認識正好與公報的總精神相符；于是決定，立刻将稿子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
這是巧合嗎？确實是太巧了。
我事後分析造成這種巧合的原因時發現，透過偶然的現象，能找到必然的根由。
在“四人幫”肆虐橫行的那些年月，我們從事文藝創作的人，被當成鷹犬和傳聲筒使用，不許關心國家命運和人民疾苦，不許正視觸目驚心的生活現實，不許有健全的頭腦和正常的思維。
我當時深感人格受辱，經常問自己：為什麼要寫？為什麼不去幹點别的事？一個人如果發現自己的行為沒有意義或有害于人、無利于己，就不會繼續幹下去。
我正是從覺醒中甩袖而離開當時文場的。
談起創作，我有點玩世不恭。
找我約稿，我就說：“你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