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契闊，與子相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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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出人的場所均是昂貴的，華麗的，風雅的，比如西餐社。
弄前的淮海路上有着一些著名的西餐社，"寶大"，"複興園"。
複興園在夏季有露天餐廳，在後門外的一片空地上，桌上點着蠟燭。
記不得有什麼花木了，但從街前映過來的夜燈卻有旖旎的效果。
它有一道菜，名叫蝦仁杯，杯中的蝦仁色拉吃完後，那杯子也可入口，香而且脆。
那時的色拉盤就像奶油蛋糕樣，可應顧客要求，在上面用沙司裱出"生日快樂"等慶祝的字樣。
"老大昌"是西點店，樓下賣蛋糕、面包，樓上是堂座，有紅茶咖啡、芝士烙面。
在六○年的困難時期，這城市裡的西餐社前所未有的生意興隆，從下午四時許，門廳裡就坐滿了排隊等座的顧客。
雖然糧票是有限制的，但餐館用餐則憑另一種，叫做就餐券的，專門購買糕餅的票證。
而在那年頭，許多貧困的家庭均是将就餐券放棄的。
所以，它表示着糧食，卻并不緊張。
西餐社裡排隊等座的總是一些富裕而有閑的人們，那樣的摩登的男女就在其中。
他們穿扮得很講究，頭上抹着發蠟，皮鞋锃亮，褲縫筆直，女的化着鮮豔的晚妝，風度優雅。
可這決不妨礙他們坐在西餐社的門廳裡，耐心地等待着此一輪餐桌空出來，然後坐上彼一輪的，大快朵頤。
有時候，餐桌實在周轉不過來，不得不和完全陌生的人們拼桌。
彼此的湯菜幾乎混在一起，稍不留心就會伸錯刀叉。
倘若正好都在低頭喝湯，不知情的人會以為，這是一個親密的大家庭在融洽地進餐。
而他們并不在意，毫不影響他們的食欲。
好在，在此時進入西餐社的，大抵是一些相同階層的人，經濟水準也旗鼓相當。
而我們雖然是新來這城市的居民，但因為父母是解放軍南下的幹部，父親雖已貶職，但兩人的薪水還比較可觀。
再加上少子女，沒負擔，這使我們生活優裕。
母親有時候，會對我嘲笑那些小姐們的吃相，她們帶着文雅的敷衍的神情，然後冷不防地，張大嘴，送進一叉肉，再閉上，不動聲色地咀嚼着。
這城市的淑女們，胃口真是很好的。
那段日子，上午九十點鐘的光景，爸爸媽媽會帶着我去"老大昌"二樓堂座吃點心。
為能容納更多的顧客，樓面上均是長條的大統桌，人們像開會似地排排坐着。
喝咖啡不同于吃飯，是一種比較從容、悠閑的活動。
一般來說，它的意義不在于吃。
雖然在這非常時節，吃的意義變得很重要。
可人們還是保持了它的消遣的優雅的性質。
大家矜持地坐着，不太去動面前的西點，隻小口小口地呷着咖啡和加奶的紅茶。
當熱騰騰的烙面上來的時候，人們也是漫不經心地用叉子輕輕鑿着烤焦的邊緣，好像是迫不得已才去動它的。
由于是和不相識的人坐在一起，也不方便談話，所以大家就隻是幹坐着，看上去不免是有些無聊的。
隻有我們三個是目的明确的，那就是吃。
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奶油蛋糕，爸爸媽媽則欣賞着。
吃完一塊，他們便說：第一幕結束。
然後，第二幕開始。
我的不加掩飾的好胃口，也引起了周圍人的驚羨，他們會對我父母說：這個小孩真能吃啊！其實那時節，誰不能吃？我想，他們驚羨的隻是一個孩子能夠如此坦然地表達出旺盛的食欲。
我覺得他們也是沒有希望的。
他們的享樂與摩登裡，總是含着一股心灰意懶。
他們倒不像隐居的鼹鼠，而是像後來我們課文中學過的一種寒号鳥，它老是唱着：得啰啰，得啰啰，寒風冷死我，明天就壘窩。
他們得過且過，今日有酒今日醉。
他們的華麗是末世的華麗，隻是過眼的煙雲。
"文化革命"初潮時期，在這個城市首先受到沖擊的，是摩登男女的尖頭皮鞋和窄褲腿。
這顯得粗暴而且低級，卻并不出人意外，而是，很自然。
這種不合時宜的華麗，終會招來禍事，隻是個時間的早晚問題。
但真到了看着這些趾高氣揚的男女們赤着足，狼狽地在街上疾走，心裡竟也是黯然的，好像臨頭的不僅是他們的末日，也是自己的。
大約是七二年的光景，也就是"文化革命"的中期。
那時我們有一夥人長時間地離開各自插隊的生産隊，聚集在上海，活動着投考地方或部隊的文工團。
我們互相串來串去，交流着學習音樂的感想。
有一日，我們相約到某女生家去，聽一名老師講和聲技法。
這是名插隊江西的女生，曾在音樂學院附小就讀，專攻大提琴。
她的長相略有些粗拙，穿着樸素得近乎土氣，但态度很沉靜，流露出良好的教養。
她家住在喧鬧的靜安寺附近，走過一條嘈雜的菜場，彎進一個背靜的短弄，敲開第一幢樓的底層大門，就走入了她家的公寓。
這公寓裡竟是，竟是這樣的生活！棕色的打蠟地闆發出幽光，牛皮沙發圍成一角，一盞立燈下，一位戴金絲邊眼鏡的先生正在看報。
客廳的這一角，立着一架荸荠色的鋼琴。
與沙發那角，隔着餐桌。
客廳通往卧室、或者衛生間的門，半開半掩着，有一身着睡衣褲的女人裡外走動着，是這家的母親。
由于客廳闊大，距離略遠，她的活動又基本局限于那一個角落裡，燈光從後頭照着她，有一股慵懶的、閑适的氣氛。
張愛玲的小說《紅玫瑰與白玫瑰》裡，說佟振保夜裡看見王嬌蕊從卧室裡摸出來，到穿堂裡接電話，在暗黃的燈照裡的氣氛，就有些類似。
這樣的布爾喬亞式的生活，保存得這樣完好，連皮毛都沒傷着。
時間和變故一點都沒影響到它似的。
在疾風暴雨的革命年頭裡，它甚至還散發出一些奢靡的氣息，真是不可思議。
這客廳，你說放在哪個年代不成？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六十也勉強可以，然而，這是七十年代，風起雲湧的關頭。
說他們沒希望了，可他們卻依然故我，靜靜地穿越了時代的關隘。
它們也可說是落伍，和時代脫節，可看起來它們完全能夠自給自足，并不倚仗時代，也就一代一代地下來了。
在我家的弄底，住着一戶醫生的家庭，老先生是滬上小有名望的小兒科醫生。
要知道，在他那個時代，小兒科作為一門專科，是表明了西學的背景。
他原是開着一家私人診所，他家的住宅就是按着診所的需要，在這新式裡弄房屋的基礎上擴建和改造過的。
它要比其餘幾幢房子都大，擴建的部位占去了一個後弄的弄底。
所以它的後門不是與其他的後門并列開設，而是成直角，直對着後弄口。
改造的部分則在前門，一律的長方形院子，他們則切去了一條，做了一個門廳，門廳裡設挂号的窗口，還有候診間，就像一家真正的醫院。
我從來沒有進過他們家，他家門戶也很森嚴。
隻是他家那半邊院子裡，繁茂的花木，從院牆伸出了枝頭。
他家有三兒二女，其中一兒一女承襲父業，學西醫，也是小兒科。
老先生後來關了診所，受聘于一家兒童醫院任院長。
從這點來看，他似乎是一個謹慎的人，因為在那時節，私人開業的醫生還有一些，政府并不禁止。
再有，他有時候會來向我母親打聽一些事情。
他向來稱我父親母親為"同志"，前面冠以姓字。
他很信賴我母親的政策水平。
到"文革"結束之後，我們家也搬離了這條弄堂，有一日，他和師母竟還尋來，與我母親商量退休好還是不退休好的問題。
他極少在弄堂露面，上下班都有小車接送。
他們的家庭在這條普通的弄堂裡顯得很神秘，倘不是他家的保姆與弄内其他人家的保姆結伴來往，傳出一些消息，人們就再無從了解。
他家長年用兩個保姆，其中一個據說是師母的陪房丫頭，後因緊縮家政，離開他家，到隔壁一戶人家幫傭，但卻依然自由出入他家。
從這保姆身上，也可看出他家的生活是何等養尊處優。
與其他保姆不同，這保姆是單獨開夥的，她的飲食要比她的新東家精緻得多，自己慢慢地在廚房裡享用。
從她的言談中得知，老醫生家的保姆是不上竈的，隻做些下手，師母親自烹饪。
每天天不亮，那保姆則要負責磨出一罐新鮮
他們出人的場所均是昂貴的，華麗的，風雅的，比如西餐社。
弄前的淮海路上有着一些著名的西餐社，"寶大"，"複興園"。
複興園在夏季有露天餐廳，在後門外的一片空地上，桌上點着蠟燭。
記不得有什麼花木了，但從街前映過來的夜燈卻有旖旎的效果。
它有一道菜，名叫蝦仁杯，杯中的蝦仁色拉吃完後，那杯子也可入口，香而且脆。
那時的色拉盤就像奶油蛋糕樣，可應顧客要求，在上面用沙司裱出"生日快樂"等慶祝的字樣。
"老大昌"是西點店，樓下賣蛋糕、面包，樓上是堂座，有紅茶咖啡、芝士烙面。
在六○年的困難時期，這城市裡的西餐社前所未有的生意興隆，從下午四時許，門廳裡就坐滿了排隊等座的顧客。
雖然糧票是有限制的，但餐館用餐則憑另一種，叫做就餐券的，專門購買糕餅的票證。
而在那年頭，許多貧困的家庭均是将就餐券放棄的。
所以，它表示着糧食，卻并不緊張。
西餐社裡排隊等座的總是一些富裕而有閑的人們，那樣的摩登的男女就在其中。
他們穿扮得很講究，頭上抹着發蠟，皮鞋锃亮，褲縫筆直，女的化着鮮豔的晚妝，風度優雅。
可這決不妨礙他們坐在西餐社的門廳裡，耐心地等待着此一輪餐桌空出來，然後坐上彼一輪的，大快朵頤。
有時候，餐桌實在周轉不過來，不得不和完全陌生的人們拼桌。
彼此的湯菜幾乎混在一起，稍不留心就會伸錯刀叉。
倘若正好都在低頭喝湯，不知情的人會以為，這是一個親密的大家庭在融洽地進餐。
而他們并不在意，毫不影響他們的食欲。
好在，在此時進入西餐社的，大抵是一些相同階層的人，經濟水準也旗鼓相當。
而我們雖然是新來這城市的居民，但因為父母是解放軍南下的幹部，父親雖已貶職，但兩人的薪水還比較可觀。
再加上少子女，沒負擔，這使我們生活優裕。
母親有時候，會對我嘲笑那些小姐們的吃相，她們帶着文雅的敷衍的神情，然後冷不防地，張大嘴，送進一叉肉，再閉上，不動聲色地咀嚼着。
這城市的淑女們，胃口真是很好的。
那段日子，上午九十點鐘的光景，爸爸媽媽會帶着我去"老大昌"二樓堂座吃點心。
為能容納更多的顧客，樓面上均是長條的大統桌，人們像開會似地排排坐着。
喝咖啡不同于吃飯，是一種比較從容、悠閑的活動。
一般來說，它的意義不在于吃。
雖然在這非常時節，吃的意義變得很重要。
可人們還是保持了它的消遣的優雅的性質。
大家矜持地坐着，不太去動面前的西點，隻小口小口地呷着咖啡和加奶的紅茶。
當熱騰騰的烙面上來的時候，人們也是漫不經心地用叉子輕輕鑿着烤焦的邊緣，好像是迫不得已才去動它的。
由于是和不相識的人坐在一起，也不方便談話，所以大家就隻是幹坐着，看上去不免是有些無聊的。
隻有我們三個是目的明确的，那就是吃。
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奶油蛋糕，爸爸媽媽則欣賞着。
吃完一塊，他們便說：第一幕結束。
然後，第二幕開始。
我的不加掩飾的好胃口，也引起了周圍人的驚羨，他們會對我父母說：這個小孩真能吃啊！其實那時節，誰不能吃？我想，他們驚羨的隻是一個孩子能夠如此坦然地表達出旺盛的食欲。
我覺得他們也是沒有希望的。
他們的享樂與摩登裡，總是含着一股心灰意懶。
他們倒不像隐居的鼹鼠，而是像後來我們課文中學過的一種寒号鳥，它老是唱着：得啰啰，得啰啰，寒風冷死我，明天就壘窩。
他們得過且過，今日有酒今日醉。
他們的華麗是末世的華麗，隻是過眼的煙雲。
"文化革命"初潮時期，在這個城市首先受到沖擊的，是摩登男女的尖頭皮鞋和窄褲腿。
這顯得粗暴而且低級，卻并不出人意外，而是，很自然。
這種不合時宜的華麗，終會招來禍事，隻是個時間的早晚問題。
但真到了看着這些趾高氣揚的男女們赤着足，狼狽地在街上疾走，心裡竟也是黯然的，好像臨頭的不僅是他們的末日，也是自己的。
大約是七二年的光景，也就是"文化革命"的中期。
那時我們有一夥人長時間地離開各自插隊的生産隊，聚集在上海，活動着投考地方或部隊的文工團。
我們互相串來串去，交流着學習音樂的感想。
有一日，我們相約到某女生家去，聽一名老師講和聲技法。
這是名插隊江西的女生，曾在音樂學院附小就讀，專攻大提琴。
她的長相略有些粗拙，穿着樸素得近乎土氣，但态度很沉靜，流露出良好的教養。
她家住在喧鬧的靜安寺附近，走過一條嘈雜的菜場，彎進一個背靜的短弄，敲開第一幢樓的底層大門，就走入了她家的公寓。
這公寓裡竟是，竟是這樣的生活！棕色的打蠟地闆發出幽光，牛皮沙發圍成一角，一盞立燈下，一位戴金絲邊眼鏡的先生正在看報。
客廳的這一角，立着一架荸荠色的鋼琴。
與沙發那角，隔着餐桌。
客廳通往卧室、或者衛生間的門，半開半掩着，有一身着睡衣褲的女人裡外走動着，是這家的母親。
由于客廳闊大，距離略遠，她的活動又基本局限于那一個角落裡，燈光從後頭照着她，有一股慵懶的、閑适的氣氛。
張愛玲的小說《紅玫瑰與白玫瑰》裡，說佟振保夜裡看見王嬌蕊從卧室裡摸出來，到穿堂裡接電話，在暗黃的燈照裡的氣氛，就有些類似。
這樣的布爾喬亞式的生活，保存得這樣完好，連皮毛都沒傷着。
時間和變故一點都沒影響到它似的。
在疾風暴雨的革命年頭裡，它甚至還散發出一些奢靡的氣息，真是不可思議。
這客廳，你說放在哪個年代不成？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六十也勉強可以，然而，這是七十年代，風起雲湧的關頭。
說他們沒希望了，可他們卻依然故我，靜靜地穿越了時代的關隘。
它們也可說是落伍，和時代脫節，可看起來它們完全能夠自給自足，并不倚仗時代，也就一代一代地下來了。
在我家的弄底，住着一戶醫生的家庭，老先生是滬上小有名望的小兒科醫生。
要知道，在他那個時代，小兒科作為一門專科，是表明了西學的背景。
他原是開着一家私人診所，他家的住宅就是按着診所的需要，在這新式裡弄房屋的基礎上擴建和改造過的。
它要比其餘幾幢房子都大，擴建的部位占去了一個後弄的弄底。
所以它的後門不是與其他的後門并列開設，而是成直角，直對着後弄口。
改造的部分則在前門，一律的長方形院子，他們則切去了一條，做了一個門廳，門廳裡設挂号的窗口，還有候診間，就像一家真正的醫院。
我從來沒有進過他們家，他家門戶也很森嚴。
隻是他家那半邊院子裡，繁茂的花木，從院牆伸出了枝頭。
他家有三兒二女，其中一兒一女承襲父業，學西醫，也是小兒科。
老先生後來關了診所，受聘于一家兒童醫院任院長。
從這點來看，他似乎是一個謹慎的人，因為在那時節，私人開業的醫生還有一些，政府并不禁止。
再有，他有時候會來向我母親打聽一些事情。
他向來稱我父親母親為"同志"，前面冠以姓字。
他很信賴我母親的政策水平。
到"文革"結束之後，我們家也搬離了這條弄堂，有一日，他和師母竟還尋來，與我母親商量退休好還是不退休好的問題。
他極少在弄堂露面，上下班都有小車接送。
他們的家庭在這條普通的弄堂裡顯得很神秘，倘不是他家的保姆與弄内其他人家的保姆結伴來往，傳出一些消息，人們就再無從了解。
他家長年用兩個保姆，其中一個據說是師母的陪房丫頭，後因緊縮家政，離開他家，到隔壁一戶人家幫傭，但卻依然自由出入他家。
從這保姆身上，也可看出他家的生活是何等養尊處優。
與其他保姆不同，這保姆是單獨開夥的，她的飲食要比她的新東家精緻得多，自己慢慢地在廚房裡享用。
從她的言談中得知，老醫生家的保姆是不上竈的，隻做些下手，師母親自烹饪。
每天天不亮，那保姆則要負責磨出一罐新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