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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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家門面房，裡面有幾個面相兇惡的人，而且髒得厲害。
其實這是個修理危舊房屋的修建隊。
人家問我：幹過什麼？我說：史學家，哲學家，等等。
對方就說：我們是建築隊——你會幹什麼？我隻好承認自己什麼都不會，人家就叫我去當小工。
這時候我又暗示自己可以記記賬，做做辦公室工作，人家則狠狠地白了我一眼。
于是我就爬上房去，手持了一根長把勺子去澆瀝青，還得叫一個滿臉粉刺的小家夥“師傅”。
下班時那小子說：明天記着，一上了班，先要給師傅“上煙”——咱們是幹一天拿一天錢，不合意可以早散夥。
我答應着“哎”，心裡卻在想：給死人是上香，給你是上煙，我就當你死了吧。
瀝青是有毒的，聞了那種味直惡心；房頂上沒有遮陰的地方，曬得我頭暈腦漲；我兩個胳臂疼得像要掉下來——假如掉下來就不疼，我倒希望它們掉下來；這個工作唯一的好處，就是每天算一次賬，當天就有工資，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我上班的情形就是這樣。
現在該說說那個D的含義了，公司的人說，D是delivery（發送）之意。
安置就是把我們發送出去。
聽了這個解釋之後，我就覺得自己是個郵包，很不自在。
他們說，我們這種包裹有兩種寄法，一是寄給别人，二是寄給我們自己。
在前一種情況下，必須要有肯要我們的人，舉例言之，408那位太太。
她是個退休的小學教師（有二十年教齡就可退休，所以她年齡不太大），四十二歲結了婚，四十三歲生了雙胞胎，同時遭丈夫遺棄，就到公司去申請了一個丈夫。
頭天晚上，她以為我就是那個郵包——這種錯誤是可以想象的，嫌我太瘦弱，但沒有說。
後來她收到了真的丈夫，是個出租車司機，同時又是個假釋的刑事犯（公司的業務也包括安置這種人），雖然不瘦弱，卻天天揍她，還說：你敢去公司訴苦，我就宰了你。
但這都是後話了。
我和F屬于後一種情況，在公司學習時，他們說，對這類情形要實行三搭配：男女搭配。
高低搭配，錯誤搭配。
第一條是指性别，第二條是指收入，最後一條指什麼我也不知道。
說實在的，我對第二條抱很大希望，因為我已經是個每天隻掙二十塊錢的小工了，她再掙得少，那就沒法活。
我問她哪天去上班，她說：我已經上班了。
我問：在哪兒？她說：在這兒。
公司給我安置的職業是家庭主婦。
聽了這話，我都快暈過去了。
她還怕我暈不掉，從廚房裡跑出來說，我給你做家務，你可要養我呀！我萬分沮喪，無可奈何地說：安置前你怎不這樣講？ 衆所周知，二十一世紀女權高漲，假如有位女士對男友說：我讓你養我，這是至高的求愛之詞。
安置之前假如有位女人對我這麼說，我一定會養她，除非她是安徽來的小保姆。
而不養安徽小保姆，絕非因為藐視那個省份，而是一養就要養一大批人，包括她爹媽、她的七大姑八大姨，還有堂兄表弟之類，而且這些表兄弟裡還有一個是她指腹為婚的未婚夫，就在你眼皮底下不幹不淨；這種現象被人叫做“徽班進京”，多的時候一班有一二百人。
所以，男人養了一個女友或是妻子，實在是體面得很，但是很難養到。
有位女士說過：誰要養我，必須滿足三個條件：1．長得要像阿波羅（指雕像）；2．xxxx不短于八英寸；3．年收入在百萬元以上。
這些條件，尤其是第二條，極難滿足——因為中國男人很少長這麼大，而且這麼大并無用處，所以也就是瞎說說罷了——所以男人家裡很少有主婦。
倒是有時到某位女士家裡做客時，能看到一位很體面的小夥子。
主人指着他說：我先生，我養着他。
偷偷和他聊幾句時，他皺着眉頭說：沒辦法，想過家庭生活——與此同時，聽到河東獅吼：你們在幹啥？要搞同性戀嗎？他趕緊灰溜溜去陪老婆。
不敢像主婦那樣吼起來：我和人說幾句話也不行嗎？這說明男人的條件不那麼苛刻。
綜上所述，有女人要我養，我不能拒絕。
我隻能委婉地和她算這本賬：每天二十塊錢，咱們兩個人，怎麼活呀。
F告訴我說，隻要省吃儉用，兩個人花二十塊錢也能活。
吃的方面，我們隻吃粗茶淡飯，她決不追求比我吃得好；穿的方面她也可以湊合，隻是要買一兩件時裝和幾件内衣（我皺着眉頭指出，這些東西貴得很），再加上一點起碼的化妝品，衛生用品，她就不再要求什麼了。
我知道這是要求我每年出勤350天，天天腰酸腿疼，生不如死。
這樣規劃了以後，她就把我今天的全部工資搜去，一個子兒也不留。
然後她到廚房裡去做飯，我則躺倒在舊床墊上長噓短歎。
從前述的情節裡，你一定能想到安置是四月底的事。
那時候北京常是陰雨天氣，就是不下雨，天也陰得黃慘慘的。
就算是風和日麗，我也沒有好心情。
到了五月初，天就會連續晴朗。
五月一日放假，當然也沒有工資。
我心情比初安置時好了一些，像一個男人一樣收拾了這間房子，用揀來的塑料薄膜把窗子上的碎玻璃補上，然後爬上房頂，用新學會的手藝修補漏雨的地方。
在幹這件事的同時，憑高眺望這片拆遷區。
當然，景色沒有什麼出奇之處。
在四周玻璃大廈的藍色反光之下，這裡有十幾座土紅色的磚樓，樓前長着樹皮皴裂的赤楊樹。
樓前面還有亂糟糟的小棚子，是多年以前原住戶蓋起來的，現在頂上翹着油氈片。
我還看到最北面那座樓房正在拆，北京城和近五十年來的每個時期一樣，在吐出大量的房渣土。
這個景象給我一個啟迪，我從房頂上下去對F說：等我們這座樓被拆掉時，就可以搬出去住好房子了。
她笑吟吟地看着我說：住好房子？付得起房租嗎？這使我相當喪氣，但還是不死心，說道：也許我可以考個電工什麼的；你也可以去考個秘書，這樣可以增加收入。
她繼續笑了一下，就轉過身去。
然後我就更喪氣地想到了和公司定的合同：服從公司的安置，不得自行改換工作。
我很可能要當一輩子的小工，住一輩子拆遷區。
本來我還想下午去外面找找，看哪個廢棄的房間裡有門，把它拆回來安在自己家的衛生間裡；但是我沒了情緒，就在床墊上躺過了那一天下餘的時間。
那一陣子我總是這樣沒精打采——因為實在沒有什麼事可高興的。
有關我想考電工的事，還有必要補充幾句。
人到了我這個地步，總免不了要打自己的主意；想想還能做點什麼。
作為一個物理系的畢業生，很容易想到去考電工。
而作為一個喜歡在公路上和人賽車的人，我又想去考垃圾車司機。
這些奇思異想都是因為當小工太累，掙錢又太少，還要受那個小兔崽子師傅的氣。
每次我說起這類的話頭，F總是那麼幹脆地打斷我。
假如她能順着我說幾句，我也能體驗一點幻想的快樂。
這娘們沒有一點同情心。
《我的舅舅》得了漢語布克獎，為此公司派車把我從工地上接了去，告訴我這個消息。
這個獎的錢不多，隻有五千塊，在我現在的情況下也算是一筆款子了。
其實這是個修理危舊房屋的修建隊。
人家問我：幹過什麼？我說：史學家，哲學家，等等。
對方就說：我們是建築隊——你會幹什麼？我隻好承認自己什麼都不會，人家就叫我去當小工。
這時候我又暗示自己可以記記賬，做做辦公室工作，人家則狠狠地白了我一眼。
于是我就爬上房去，手持了一根長把勺子去澆瀝青，還得叫一個滿臉粉刺的小家夥“師傅”。
下班時那小子說：明天記着，一上了班，先要給師傅“上煙”——咱們是幹一天拿一天錢，不合意可以早散夥。
我答應着“哎”，心裡卻在想：給死人是上香，給你是上煙，我就當你死了吧。
瀝青是有毒的，聞了那種味直惡心；房頂上沒有遮陰的地方，曬得我頭暈腦漲；我兩個胳臂疼得像要掉下來——假如掉下來就不疼，我倒希望它們掉下來；這個工作唯一的好處，就是每天算一次賬，當天就有工資，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我上班的情形就是這樣。
現在該說說那個D的含義了，公司的人說，D是delivery（發送）之意。
安置就是把我們發送出去。
聽了這個解釋之後，我就覺得自己是個郵包，很不自在。
他們說，我們這種包裹有兩種寄法，一是寄給别人，二是寄給我們自己。
在前一種情況下，必須要有肯要我們的人，舉例言之，408那位太太。
她是個退休的小學教師（有二十年教齡就可退休，所以她年齡不太大），四十二歲結了婚，四十三歲生了雙胞胎，同時遭丈夫遺棄，就到公司去申請了一個丈夫。
頭天晚上，她以為我就是那個郵包——這種錯誤是可以想象的，嫌我太瘦弱，但沒有說。
後來她收到了真的丈夫，是個出租車司機，同時又是個假釋的刑事犯（公司的業務也包括安置這種人），雖然不瘦弱，卻天天揍她，還說：你敢去公司訴苦，我就宰了你。
但這都是後話了。
我和F屬于後一種情況，在公司學習時，他們說，對這類情形要實行三搭配：男女搭配。
高低搭配，錯誤搭配。
第一條是指性别，第二條是指收入，最後一條指什麼我也不知道。
說實在的，我對第二條抱很大希望，因為我已經是個每天隻掙二十塊錢的小工了，她再掙得少，那就沒法活。
我問她哪天去上班，她說：我已經上班了。
我問：在哪兒？她說：在這兒。
公司給我安置的職業是家庭主婦。
聽了這話，我都快暈過去了。
她還怕我暈不掉，從廚房裡跑出來說，我給你做家務，你可要養我呀！我萬分沮喪，無可奈何地說：安置前你怎不這樣講？ 衆所周知，二十一世紀女權高漲，假如有位女士對男友說：我讓你養我，這是至高的求愛之詞。
安置之前假如有位女人對我這麼說，我一定會養她，除非她是安徽來的小保姆。
而不養安徽小保姆，絕非因為藐視那個省份，而是一養就要養一大批人，包括她爹媽、她的七大姑八大姨，還有堂兄表弟之類，而且這些表兄弟裡還有一個是她指腹為婚的未婚夫，就在你眼皮底下不幹不淨；這種現象被人叫做“徽班進京”，多的時候一班有一二百人。
所以，男人養了一個女友或是妻子，實在是體面得很，但是很難養到。
有位女士說過：誰要養我，必須滿足三個條件：1．長得要像阿波羅（指雕像）；2．xxxx不短于八英寸；3．年收入在百萬元以上。
這些條件，尤其是第二條，極難滿足——因為中國男人很少長這麼大，而且這麼大并無用處，所以也就是瞎說說罷了——所以男人家裡很少有主婦。
倒是有時到某位女士家裡做客時，能看到一位很體面的小夥子。
主人指着他說：我先生，我養着他。
偷偷和他聊幾句時，他皺着眉頭說：沒辦法，想過家庭生活——與此同時，聽到河東獅吼：你們在幹啥？要搞同性戀嗎？他趕緊灰溜溜去陪老婆。
不敢像主婦那樣吼起來：我和人說幾句話也不行嗎？這說明男人的條件不那麼苛刻。
綜上所述，有女人要我養，我不能拒絕。
我隻能委婉地和她算這本賬：每天二十塊錢，咱們兩個人，怎麼活呀。
F告訴我說，隻要省吃儉用，兩個人花二十塊錢也能活。
吃的方面，我們隻吃粗茶淡飯，她決不追求比我吃得好；穿的方面她也可以湊合，隻是要買一兩件時裝和幾件内衣（我皺着眉頭指出，這些東西貴得很），再加上一點起碼的化妝品，衛生用品，她就不再要求什麼了。
我知道這是要求我每年出勤350天，天天腰酸腿疼，生不如死。
這樣規劃了以後，她就把我今天的全部工資搜去，一個子兒也不留。
然後她到廚房裡去做飯，我則躺倒在舊床墊上長噓短歎。
從前述的情節裡，你一定能想到安置是四月底的事。
那時候北京常是陰雨天氣，就是不下雨，天也陰得黃慘慘的。
就算是風和日麗，我也沒有好心情。
到了五月初，天就會連續晴朗。
五月一日放假，當然也沒有工資。
我心情比初安置時好了一些，像一個男人一樣收拾了這間房子，用揀來的塑料薄膜把窗子上的碎玻璃補上，然後爬上房頂，用新學會的手藝修補漏雨的地方。
在幹這件事的同時，憑高眺望這片拆遷區。
當然，景色沒有什麼出奇之處。
在四周玻璃大廈的藍色反光之下，這裡有十幾座土紅色的磚樓，樓前長着樹皮皴裂的赤楊樹。
樓前面還有亂糟糟的小棚子，是多年以前原住戶蓋起來的，現在頂上翹着油氈片。
我還看到最北面那座樓房正在拆，北京城和近五十年來的每個時期一樣，在吐出大量的房渣土。
這個景象給我一個啟迪，我從房頂上下去對F說：等我們這座樓被拆掉時，就可以搬出去住好房子了。
她笑吟吟地看着我說：住好房子？付得起房租嗎？這使我相當喪氣，但還是不死心，說道：也許我可以考個電工什麼的；你也可以去考個秘書，這樣可以增加收入。
她繼續笑了一下，就轉過身去。
然後我就更喪氣地想到了和公司定的合同：服從公司的安置，不得自行改換工作。
我很可能要當一輩子的小工，住一輩子拆遷區。
本來我還想下午去外面找找，看哪個廢棄的房間裡有門，把它拆回來安在自己家的衛生間裡；但是我沒了情緒，就在床墊上躺過了那一天下餘的時間。
那一陣子我總是這樣沒精打采——因為實在沒有什麼事可高興的。
有關我想考電工的事，還有必要補充幾句。
人到了我這個地步，總免不了要打自己的主意；想想還能做點什麼。
作為一個物理系的畢業生，很容易想到去考電工。
而作為一個喜歡在公路上和人賽車的人，我又想去考垃圾車司機。
這些奇思異想都是因為當小工太累，掙錢又太少，還要受那個小兔崽子師傅的氣。
每次我說起這類的話頭，F總是那麼幹脆地打斷我。
假如她能順着我說幾句，我也能體驗一點幻想的快樂。
這娘們沒有一點同情心。
《我的舅舅》得了漢語布克獎，為此公司派車把我從工地上接了去，告訴我這個消息。
這個獎的錢不多，隻有五千塊，在我現在的情況下也算是一筆款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