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音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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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說:“反正是沒有證據的,你記住。

    ”我立刻明白了,以我的分析能力,我有能力弄明白我講故事的徒勞,兒童式的幼稚計謀吧。

    即使我像“文革”中盛行的“天天讀”那樣每日每時地講下去,即使我講的不是上山,就是上了一座滑梯就是向陳非伸出了手,證據呢?誰看見了?即使有一個××小朋友看見了,誰來為我判罪呢?法律不會為一個5歲的孩子判罪。

    我的母親,其實她早于我明白了這一切,因此她已不在乎我是否還要繼續把午睡起來上山的故事講下去。

    現在她冷,冷壓倒了一切。

    冷後來使她成了一個終生的熱愛棉被狂。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我母親重返北京路幼兒園,并很快升作園長。

    老師、阿姨大部分都已換了新人,新顔舊貌一同呈現在人們眼前,我母親感慨萬端。

    這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我母親自覺她苦難深重,她必須說話,她要找到一個突破口伸冤報仇宣洩自己。

    在這個時代我母親仍然選擇了1958年陳非的死,因為幼兒園新來的老師和阿姨都曾向園長提及園内為何不設滑梯。

    這正好給我母親提供了機會,她在大大小小各種會議上講述30多年前那個倒黴的下午,她不再提及陳非手中的英國鐵皮猴,她隻說堆在滑梯下的那堆廢鐵。

    她說這分明是整整一個時代的荒唐導緻了一個孩子的死。

    假如沒有大躍進,幼兒園就不會大煉鋼鐵;假如不大煉鋼鐵,滑梯下的草坪上就不會有廢鐵堆出現;沒有廢鐵堆,就算一個孩子不慎從滑梯上摔下來,也并不意味着非死不可。

    我母親的聽衆都認為她的分析是深刻的,這是一個荒唐時代才有的荒唐悲劇,所有的人由此更加慶幸那個時代的終告結束。

    我母親并且以此教育年輕的教師,幼兒園工作的中心隻有一個,便是一切以孩子為中心,因為孩子是一個民族的未來。

    我決不想說我母親在講假話,可我又知道她說的不真。

    陳非死于我的妒嫉之手,這件事卻可以和每個時代緊密相聯,惟獨與我無關。

    我真不知這是上蒼對我的厚愛,還是上蒼對我的調侃。

    我慢慢長大起來,有時我憋得難受,我很想和我母親攤開此事,但我們之間注定沒有共同面對此事的可能:或者我也想臨陣逃脫,或者我母親也想終生回避。

     我慢慢長大起來,知道了我母親孤身一人的諸多苦惱。

    我很想讓她組織一個家庭,找個好脾氣的男人。

    可我母親是個有傳聞的人,許多人都知道她曾舉刀砍斷過前夫的手指。

    誰敢指望和這樣的女人在一起生活呢?我母親似乎也深知這點,她曾對我說過,要是再結婚,她還是跟我父親最合适。

    可我父親早就有了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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