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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死者鞠躬。
我的眼淚本來可以在這片刻的空白中湧上眼眶的，但是錄音機被人捶打了幾下又恢複了正常，于是《哀樂》繼續，人們的行走便也繼續。
這當兒我走近了靈堂門口，門口舉着大把假花的殡儀館工作人員向每一位進廳者發放假花，給人感覺是以盈利為目的的強迫性行為。
我被迫接住了一枝髒乎乎的白尼龍綢假花（不知被用過多少回），花梗的鐵絲紮破了我的手。
我的手流了血，我的眼就流不出淚了。
有時候我會想起我那天舉着一枝鐵絲畢露的髒綢花，有些惱火地獻到死者遺體旁的尴尬樣兒，幸虧《哀樂》掩飾了這尴尬，《哀樂》的功效還在于，它不僅能激發人的悲傷，也能掩蓋悲傷之外的所有其他。
但，我仍然沒有眼淚。
走出靈堂時我聽見兩個眼熟的記者對我的議論，他們說起向我奶奶遺體告别那一回，說那回我就從始至終沒落一滴淚。
記者們好眼力。
在這樣的場合我不僅無法哭泣，我甚至說不清自己的心緒：慌亂，空洞，煩躁，惶惑，無名火……也許都不是，也許兼而有之。
我因此常常願意在離開殡儀館之後一個人到烈士陵園去。
我們這座城市的烈士陵園是整個華北地區最大的墓園，占地近三百畝，埋葬着在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中捐軀的烈士。
陵園内樹木很多：雪松，銀杉，絲柏，法國梧桐，白丁香，紫丁香，還有那些将陵園分割成棋盤狀的整齊油亮的冬青。
樹木簇擁着烈士的墓碑，墓碑下是他們的墓穴，一排排隆出地面的長方形墓體從東向西，從南向北一望無際，像士兵整齊的列隊。
除了清明，這裡可能是整個城市最安甯的地方。
當我從嘈雜的殡儀館踏入烈士陵園的大門，當我坐在随便哪位烈士那半人高的墓碑之下，墓道兩側巨大的法國梧桐枝葉交錯搭起蔽日的天棚，為我和烈士們遮着陰，這時候我的心便豁啦啦靜下來。
眼淚常常不期而至，我任憑它去流淌，因為這時我的淚水可靠從容，沒有雕飾也不暧昧。
不像在殡儀館裡，那地方即令有淚也給人一種來得急去得快之感。
在烈士陵園這樣的地方，地面上沒人認識我，墓中的人又是那麼謙虛那麼善解人意，我流淚就用不着為了什麼。
我隻看見這裡的樹很壯美，我還堅信墓中人個個年輕英俊。
這裡沒有哀樂，也沒有我奶奶被化了妝的紅臉蛋兒，也沒有那麼多活人的寒暄，因此這裡也沒有死亡。
引人上心的，都是些活生生的對生命的想念。
我經常在條條墓道之間走來走去閱讀碑文，閱讀那些生命和他們短暫得有些殘忍的曆史。
我曾經在一塊墓碑上讀到過一名烈士的簡介，這烈士名叫王青，冀中第××軍分區年輕的副司令。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第二天，王青在全區百姓慶祝抗戰勝利的大會上作了鼓舞人心的報告之後，歸途中被一冷槍擊中犧牲，年僅26歲。
每次我讀王青的墓碑，總是莫名其妙地堅信那個打他黑槍的人物還活在世上逍遙法外。
這想法讓人毛骨悚然但并不荒唐：人世間，我們真正知道的事實又有多少呢？這種打黑槍的人，他們比戰場上與我們面對面拼殺的敵人更叫人仇恨，他們在茫茫人海裡也有可能隐匿得更深。
坐在烈士的墓前，我找回了我對離世的那些親人、熟人準确真實的想念，我也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明晰地想我的奶奶。
我的童年是在奶奶家度過的，小學時班裡同學問我怕不怕我的市長奶奶，我不回答他們，隻是想起我爺爺對我奶奶的不怕。
我爺爺是個給地主扛長活出身的大老粗，戰争年代也流過血負過傷的。
他不僅敢打我的奶奶，還撅折過她的眼鏡腿兒。
他的口頭禅是：“白天誰怕咱，晚上咱怕誰！”——他打我奶奶一般在晚上。
長大之後我才逐漸地弄清他這口頭語的含意，我不喜歡我的爺爺。
有一回我讀到過一段有關丹麥女王瑪格麗特1972年登基的描寫：在王宮陽台上，站在瑪格麗特公主身邊的丹麥首相大聲喊了三遍：“國王已經去世，女王瑪格麗特二世萬歲！”聚集在王宮廣場的兩萬名丹麥市民沉浸
我的眼淚本來可以在這片刻的空白中湧上眼眶的，但是錄音機被人捶打了幾下又恢複了正常，于是《哀樂》繼續，人們的行走便也繼續。
這當兒我走近了靈堂門口，門口舉着大把假花的殡儀館工作人員向每一位進廳者發放假花，給人感覺是以盈利為目的的強迫性行為。
我被迫接住了一枝髒乎乎的白尼龍綢假花（不知被用過多少回），花梗的鐵絲紮破了我的手。
我的手流了血，我的眼就流不出淚了。
有時候我會想起我那天舉着一枝鐵絲畢露的髒綢花，有些惱火地獻到死者遺體旁的尴尬樣兒，幸虧《哀樂》掩飾了這尴尬，《哀樂》的功效還在于，它不僅能激發人的悲傷，也能掩蓋悲傷之外的所有其他。
但，我仍然沒有眼淚。
走出靈堂時我聽見兩個眼熟的記者對我的議論，他們說起向我奶奶遺體告别那一回，說那回我就從始至終沒落一滴淚。
記者們好眼力。
在這樣的場合我不僅無法哭泣，我甚至說不清自己的心緒：慌亂，空洞，煩躁，惶惑，無名火……也許都不是，也許兼而有之。
我因此常常願意在離開殡儀館之後一個人到烈士陵園去。
我們這座城市的烈士陵園是整個華北地區最大的墓園，占地近三百畝，埋葬着在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中捐軀的烈士。
陵園内樹木很多：雪松，銀杉，絲柏，法國梧桐，白丁香，紫丁香，還有那些将陵園分割成棋盤狀的整齊油亮的冬青。
樹木簇擁着烈士的墓碑，墓碑下是他們的墓穴，一排排隆出地面的長方形墓體從東向西，從南向北一望無際，像士兵整齊的列隊。
除了清明，這裡可能是整個城市最安甯的地方。
當我從嘈雜的殡儀館踏入烈士陵園的大門，當我坐在随便哪位烈士那半人高的墓碑之下，墓道兩側巨大的法國梧桐枝葉交錯搭起蔽日的天棚，為我和烈士們遮着陰，這時候我的心便豁啦啦靜下來。
眼淚常常不期而至，我任憑它去流淌，因為這時我的淚水可靠從容，沒有雕飾也不暧昧。
不像在殡儀館裡，那地方即令有淚也給人一種來得急去得快之感。
在烈士陵園這樣的地方，地面上沒人認識我，墓中的人又是那麼謙虛那麼善解人意，我流淚就用不着為了什麼。
我隻看見這裡的樹很壯美，我還堅信墓中人個個年輕英俊。
這裡沒有哀樂，也沒有我奶奶被化了妝的紅臉蛋兒，也沒有那麼多活人的寒暄，因此這裡也沒有死亡。
引人上心的，都是些活生生的對生命的想念。
我經常在條條墓道之間走來走去閱讀碑文，閱讀那些生命和他們短暫得有些殘忍的曆史。
我曾經在一塊墓碑上讀到過一名烈士的簡介，這烈士名叫王青，冀中第××軍分區年輕的副司令。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第二天，王青在全區百姓慶祝抗戰勝利的大會上作了鼓舞人心的報告之後，歸途中被一冷槍擊中犧牲，年僅26歲。
每次我讀王青的墓碑，總是莫名其妙地堅信那個打他黑槍的人物還活在世上逍遙法外。
這想法讓人毛骨悚然但并不荒唐：人世間，我們真正知道的事實又有多少呢？這種打黑槍的人，他們比戰場上與我們面對面拼殺的敵人更叫人仇恨，他們在茫茫人海裡也有可能隐匿得更深。
坐在烈士的墓前，我找回了我對離世的那些親人、熟人準确真實的想念，我也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明晰地想我的奶奶。
我的童年是在奶奶家度過的，小學時班裡同學問我怕不怕我的市長奶奶，我不回答他們，隻是想起我爺爺對我奶奶的不怕。
我爺爺是個給地主扛長活出身的大老粗，戰争年代也流過血負過傷的。
他不僅敢打我的奶奶，還撅折過她的眼鏡腿兒。
他的口頭禅是：“白天誰怕咱，晚上咱怕誰！”——他打我奶奶一般在晚上。
長大之後我才逐漸地弄清他這口頭語的含意，我不喜歡我的爺爺。
有一回我讀到過一段有關丹麥女王瑪格麗特1972年登基的描寫：在王宮陽台上，站在瑪格麗特公主身邊的丹麥首相大聲喊了三遍：“國王已經去世，女王瑪格麗特二世萬歲！”聚集在王宮廣場的兩萬名丹麥市民沉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