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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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排華的曆史創傷。
《拖鞋大隊》和其他此類小說将會集入我的《穗子的故事》。
這是以我童年、少年時期一生直接和間接的經曆為基礎而創作的。
我想看看對于一個非常的曆史時期，我的記憶能否從群體記憶中獨立出來。
我的個體記憶又是什麼樣的。
它離傳統理解的記憶已相差很遠，因為它已大大變形，印象的而絕非實寫的。
既然記憶不可能客觀、不可能準确，印象地表現它似乎更負責任。
比如我小說中提到的那個女廁所，裡面堆滿巨大的石膏像。
大部分是殘破的。
它曾經是我們一群女孩的活動中心，熄了燈之後，白色的頭顱、面孔、肢體從黑暗中浮現出來，營造出的恐怖和神秘便是我那段生活的基調。
這個空間在我記憶裡演變了幾十年，或許已不再是它本身，而是一種形勢上的存在了。
我若在十幾年前寫這篇小說，它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盡管人物事件相同。
那時我尚未出國，美國的“性征危機”等概念還未進入我的意識。
在美國這樣一種給所有東西命名的文化中，想不要概念是不可能的。
對《拖鞋大隊》中耿獲這樣的女孩，他們會把她命名為有“性征危機”的人。
我讨厭一個社會理性到這種程度，不給人一點蒙昧的快樂。
人在缺乏概念時，可以渾然地享受許多東西，比如一些無法界定的情感與關系。
但反過來看，也正是美國的“性征危機”概念把我點醒，使我這段記憶複活，也使我看到它的意味。
那些曾在我們生活中出現過的女孩，因為千年不遇的“文革”和我們相遇了。
我們已失去了對一切大是大非的評判資格，人性中的忠、奸、良、誘在一夜間混淆颠倒，耿獲身上的雌雄是非是唯一可由我們來裁決的。
我們絕不放過這個裁決權力，無論這裁決手段多麼殘忍，後果多麼兩敗俱傷。
耿獲其實是我們的敵人，是在我們落難時對立階級的一個施舍者，一個優越于我們許多倍的“占領軍”的女兒。
我們要裁決她的雌雄，在一定意義上是要推翻曆史對我們父輩及我們的尊與卑的原判。
我們失去了一個珍貴的朋友。
盡管這朋友品性高貴，她卻從來不肯放下優越，和我們一塊兒卑賤到底，卑賤到赤裸裸交代出她的或雌或雄的本色。
我想這個人物的真實名字我的童年朋友一定都還記得，但每人的閱曆對記憶的幹涉，或許會使她在我們心裡活得大相徑庭。
《拖鞋大隊》和其他此類小說将會集入我的《穗子的故事》。
這是以我童年、少年時期一生直接和間接的經曆為基礎而創作的。
我想看看對于一個非常的曆史時期，我的記憶能否從群體記憶中獨立出來。
我的個體記憶又是什麼樣的。
它離傳統理解的記憶已相差很遠，因為它已大大變形，印象的而絕非實寫的。
既然記憶不可能客觀、不可能準确，印象地表現它似乎更負責任。
比如我小說中提到的那個女廁所，裡面堆滿巨大的石膏像。
大部分是殘破的。
它曾經是我們一群女孩的活動中心，熄了燈之後，白色的頭顱、面孔、肢體從黑暗中浮現出來，營造出的恐怖和神秘便是我那段生活的基調。
這個空間在我記憶裡演變了幾十年，或許已不再是它本身，而是一種形勢上的存在了。
我若在十幾年前寫這篇小說，它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盡管人物事件相同。
那時我尚未出國，美國的“性征危機”等概念還未進入我的意識。
在美國這樣一種給所有東西命名的文化中，想不要概念是不可能的。
對《拖鞋大隊》中耿獲這樣的女孩，他們會把她命名為有“性征危機”的人。
我讨厭一個社會理性到這種程度，不給人一點蒙昧的快樂。
人在缺乏概念時，可以渾然地享受許多東西，比如一些無法界定的情感與關系。
但反過來看，也正是美國的“性征危機”概念把我點醒，使我這段記憶複活，也使我看到它的意味。
那些曾在我們生活中出現過的女孩，因為千年不遇的“文革”和我們相遇了。
我們已失去了對一切大是大非的評判資格，人性中的忠、奸、良、誘在一夜間混淆颠倒，耿獲身上的雌雄是非是唯一可由我們來裁決的。
我們絕不放過這個裁決權力，無論這裁決手段多麼殘忍，後果多麼兩敗俱傷。
耿獲其實是我們的敵人，是在我們落難時對立階級的一個施舍者，一個優越于我們許多倍的“占領軍”的女兒。
我們要裁決她的雌雄，在一定意義上是要推翻曆史對我們父輩及我們的尊與卑的原判。
我們失去了一個珍貴的朋友。
盡管這朋友品性高貴，她卻從來不肯放下優越，和我們一塊兒卑賤到底，卑賤到赤裸裸交代出她的或雌或雄的本色。
我想這個人物的真實名字我的童年朋友一定都還記得，但每人的閱曆對記憶的幹涉，或許會使她在我們心裡活得大相徑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