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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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說過，多少美妙故事的産生，是由于我們記憶的不可靠性。
記憶篩下什麼，濾去什麼，是由人的閱曆，人的世界觀、價值觀變化而決定的。
而記憶強調什麼，忽略什麼，更是一個人價值觀、審美觀的體現。
我讀過幾本有關舊金山曆史的書籍，即使是寫同一個事件，由于作者的曆史觀不同、時代不同、人種不同，讀起來竟像不同的事件。
同樣的人物，五十年前與五十年後寫出來的就可能會是正、反面人物的區别。
因為五十年中，社會在成長，對于種族、文化的認識在進步，原有的是非好惡也就改變了。
記憶和人的關系更妙。
據說人的記憶有下意識的保護機制（弗洛伊德的所謂DefenseMechanisms），它會替人的記憶做出取舍。
所取的，都是有利于人心理健康、精神快樂的記憶，舍去的，自然是創傷性的、不堪回想的記憶。
換句話來說，一個對不愉快的事健忘的人，是個相對快樂而心理健康的人。
正因為保護機制存在我們的潛意識中，它對于記憶的取舍選擇是不為我們知覺的。
這就是人類心理學中重大的疑謎。
“Represion”（抑制現象：把一些不愉快的記憶抑制到徹底忘卻程度的現象）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一次我見到一位童年朋友，應該說也是“拖鞋大隊”一員，她說她曾經給了我一個大耳光，問我還記不記得。
我卻怎麼也想不起來。
此生我沒挨過什麼大耳光，除了父母極偶然地捧錯了地方。
假如我當衆挨一個耳光，按說不可能忘。
我偏偏忘得幹淨徹底。
據說我當時大叫我外婆，哭着跑了。
據說我當時十歲左右。
或許是我潛意識中的保護機制替我把這個不夠光彩的細節儲進了記憶的黑暗深處，以使我和這個朋友的友情的創傷盡快愈合。
因為我的潛意識明白那時的我需要她的友情，任何友情對于十歲的我都是“适者生活”的必須。
假如說弗洛伊德創立的學說在我童年女朋友這兒得到一點驗證的話，我應該算是一個保護機制很健全的人，一個生存本能很強的人。
我們的民族充滿這樣的健全人，因而越是創傷累累，越是生機勃勃，健忘帶來的寬容讓我們積極于重建、新生，“向前看”。
因而便有“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于不了了之”的深奧哲學。
我們的群體記憶在國内因為政治需要而不可避免地受了影響，而在海外的中國人也沒有幾個記得
記憶篩下什麼，濾去什麼，是由人的閱曆，人的世界觀、價值觀變化而決定的。
而記憶強調什麼，忽略什麼，更是一個人價值觀、審美觀的體現。
我讀過幾本有關舊金山曆史的書籍，即使是寫同一個事件，由于作者的曆史觀不同、時代不同、人種不同，讀起來竟像不同的事件。
同樣的人物，五十年前與五十年後寫出來的就可能會是正、反面人物的區别。
因為五十年中，社會在成長，對于種族、文化的認識在進步，原有的是非好惡也就改變了。
記憶和人的關系更妙。
據說人的記憶有下意識的保護機制（弗洛伊德的所謂DefenseMechanisms），它會替人的記憶做出取舍。
所取的，都是有利于人心理健康、精神快樂的記憶，舍去的，自然是創傷性的、不堪回想的記憶。
換句話來說，一個對不愉快的事健忘的人，是個相對快樂而心理健康的人。
正因為保護機制存在我們的潛意識中，它對于記憶的取舍選擇是不為我們知覺的。
這就是人類心理學中重大的疑謎。
“Represion”（抑制現象：把一些不愉快的記憶抑制到徹底忘卻程度的現象）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一次我見到一位童年朋友，應該說也是“拖鞋大隊”一員，她說她曾經給了我一個大耳光，問我還記不記得。
我卻怎麼也想不起來。
此生我沒挨過什麼大耳光，除了父母極偶然地捧錯了地方。
假如我當衆挨一個耳光，按說不可能忘。
我偏偏忘得幹淨徹底。
據說我當時大叫我外婆，哭着跑了。
據說我當時十歲左右。
或許是我潛意識中的保護機制替我把這個不夠光彩的細節儲進了記憶的黑暗深處，以使我和這個朋友的友情的創傷盡快愈合。
因為我的潛意識明白那時的我需要她的友情，任何友情對于十歲的我都是“适者生活”的必須。
假如說弗洛伊德創立的學說在我童年女朋友這兒得到一點驗證的話，我應該算是一個保護機制很健全的人，一個生存本能很強的人。
我們的民族充滿這樣的健全人，因而越是創傷累累，越是生機勃勃，健忘帶來的寬容讓我們積極于重建、新生，“向前看”。
因而便有“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于不了了之”的深奧哲學。
我們的群體記憶在國内因為政治需要而不可避免地受了影響，而在海外的中國人也沒有幾個記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