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絕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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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歎息，不知怎麼被傳到世間。
也許那天出行因路途遙遠他破例帶了個同行者？或是他自己在何處記錄了這個感歎？反正這個感歎成了今後千餘年許多既有英雄夢、又有寂寞感的曆史人物的共同心聲。
直到二十世紀，寂寞的魯迅還引用過，毛澤東讀魯迅書時發現了，也寫進了一封更有寂寞感的家信中。
魯迅憑記憶引用，記錯了兩個字，毛澤東也跟着錯。
遇到的問題是，阮籍的這聲歎息，究竟指向着誰？ 可能是指劉邦。
劉邦在楚漢相争中勝利了，原因是他的對手項羽并非真英雄。
在一個沒有真英雄的時代，隻能讓區區小子成名。
也可能是同時指劉邦、項羽。
因為他歎息的是“成名”而不是“得勝”，劉、項無論勝負都成名了，在他看來，他們都不值得成名，都不是英雄。
甚至還可能是反過來，他承認劉邦、項羽都是英雄，但他們早已遠去，剩下眼前這些小人徒享虛名。
面對着劉、項遺迹，他悲歎着現世的寥落。
好像蘇東坡就是這樣理解的，曾有一個朋友問他：阮籍說“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其中“豎子”是指劉邦嗎？蘇東坡回答說：“非也。
傷時無劉、項也。
豎子指魏晉間人耳。
”① 既然完全相反的理解也能說得通，那麼我們也隻能用比較超拔的态度來對待這句話了。
茫茫九州島大地，到處都是為争做英雄而留下的斑斑瘡痍，但究竟有那幾個時代出現了真正的英雄呢？既然沒有英雄，世間又為什麼如此熱鬧？也許，正因為沒有英雄，世間纔如此熱鬧的吧？ 我相信，廣武山之行使阮籍更厭煩塵嚣了。
在中國古代，憑吊古迹是文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在曆史和地理的交錯中，雷擊般的生命感悟甚至會使一個人脫胎換骨。
那應是黃昏時分吧，離開廣武山之後，阮籍的木車在夕陽衰草間越走越慢，這次他不哭了，但仍有一種沈郁的氣流湧向喉頭，湧向口腔，他長長一吐，音調渾厚而悠揚。
喉音、鼻音翻卷了幾圈，最後把音收在唇齒間，變成一種口哨聲飄灑在山風暮霭之間，這口哨聲并不尖利，而是婉轉而高亢。
這也算一種歌吟方式吧，阮籍以前也從别人嘴裡聽到過，好像稱之為“嘯”。
嘯不承擔切實的内容，不遵循既定的格式，隻随心所欲地吐露出一派風緻，一腔心曲，因此特别适合亂世名士。
盡情一嘯，什麼也抓不住，但什麼都在裡邊了。
這天阮籍在木車中真正體會到了嘯的厚味，美麗而孤寂的心聲在夜氣中回翔。
對阮籍來說，更重要的一座山是蘇門山。
蘇門山在河南輝縣，當時有一位有名的隐士孫登隐居其間，蘇門山因孫登而著名，而孫登也常被人稱之為蘇門先生。
阮籍上山之後，蹲在孫登面前，詢問他一系列重大的曆史問題和哲學問題，但孫登好像什麼也沒有聽見，一聲不吭，甚至連眼珠也不轉一轉。
阮籍傻傻地看着泥塑木雕般的孫登，突然領悟到自己的重大問題是多麼沒有意思。
那就快速斬斷吧，能與眼前這位大師交流的或許是另外一個語彙系統？好像被一種神奇的力量摧動着，他緩緩地嘯了起來。
嘯完一段，再看孫登，孫登竟笑瞇瞇地注釋着他，說：“再來一遍。
”阮籍一聽，連忙站起身來，對着群山雲天，嘯了好久。
嘯完回身，孫登又已平靜入定，他知道自己已經完成了與這位大師的一次交流，此行沒有白來。
阮籍下山了，有點高興又有點茫然。
但剛走到半山腰，一種奇迹發生了。
如天樂開奏，如梵琴撥響，如百鳳齊鳴，一種難以想象的音樂突然充溢于山野林谷之間。
阮籍震驚片刻後立即領悟了，這是孫登大師的嘯聲，如此輝煌和聖潔，把自己的嘯不知比到哪裡去了。
但孫登大師顯然不是要與他争勝，而是在回答他的全部曆史問題和哲學問題。
阮籍仰頭聆聽，直到嘯聲結束。
然後急步回家，寫下了一篇《大人先生傳》。
他從孫登身上，知道了什麼叫做“大人”。
他在文章中說，“大人”是一種與造物同體、與天地并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的存在，相比之下，天下那些束身修行、足履繩墨的君子是多麼可笑。
天地在不斷變化，君子們究竟能固守住什麼禮法呢？說穿了，躬行禮法而又自以為是的君子，就像寄生在褲裆縫裡的虱子。
爬來爬去都爬不出褲裆縫，還标榜說是循規蹈矩；餓了咬人一口，還自以為找到了什麼風水吉宅。
文章辛辣到如此地步，我們就可知道他自己要如何處世行事了。
①見《東坡志林》一、《東坡題跋》二。
四 平心而論，阮籍本人一生的政治遭遇并不險惡，因此，他的奇特舉止也不能算是直捷的政治反抗。
直捷的政治反抗再英勇、再激烈也隻屬于政治範疇，而阮籍似乎執意要在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上鬧一番新氣象。
政治鬥争的殘酷性他是親眼目睹了，但在他看來，既然沒有一方是英雄的行為，他也不去認真地評判誰是誰非。
鮮血的教訓，難道一定要用新的鮮血來記述嗎？不，他在一批批認識和不認識的文人名士的新墳叢中，猛烈地憬悟到生命的極度卑微和極度珍貴，他橫下心來伸出雙手，要以生命的名義索回一點自主和自由。
他到過廣武山和蘇門山，看到過廢墟聽到過嘯聲，他已是一個獨特的人，正在向他心目中的“大人”靠近。
人們都會說他怪異，但在他眼裡，明明生就了一個大活人卻象虱子一樣活着，纔叫真正的怪異，做了虱子還洋洋自得地冷眼瞧人，那是怪異中的怪異。
首先讓人感到怪異的，大概是他對官場的态度。
對于曆代中國人來說，垂涎官場、躲避官場、整治官場、對抗官場，這些都能理解，而阮籍給予官場的卻是一種遊戲般的灑脫，這就使大家感到十分陌生了。
阮籍躲過官職任命，但躲得并不徹底。
有時心血來潮，也做做。
正巧遇到政權更疊期，他一躲不僅保全了生命，而且被人看作是一種政治遠見，其實是誤會了他。
例如曹爽要他做官，他說身體不好隐居在鄉間，一年後曹爽倒台，牽連很多名士，他安然無恙；但勝利的司馬昭想與他聯姻，每次到他家說親他都醉着，整整兩個月都是如此，聯姻的想法也就告吹。
有一次他漫不經心地對司馬昭說：“我曾經到山東的東平遊玩過，很喜歡那兒的風土人情。
”司馬昭一聽，就讓他到東平去做官了。
阮籍騎着驢到東平之後，察看了官衙的辦公方式，東張西望了不多久便立即下令，把府舍衙門重重疊疊的牆壁拆掉，讓原來關在各自屋子裡單獨辦公的官員們一下子置于互相可以監視、内外可以勾通的敞亮環境之中，辦公内容和辦公效率立即發生了重大變化。
這一着，即便用一千多年後今天的行政管理學來看也可以說是抓住了“牛鼻子”，國際間許多現代化企業的辦公場所不都在追求着一種高透明度的集體氣氛麼？但我們的阮籍隻是騎在驢背上稍稍一想便想到了。
除此之外，他還大刀闊斧地精簡了法令，大家心悅誠服，完全照辦。
他覺得東平的事已經做完，仍然騎上那頭驢子，回到洛陽來了。
一算，他在東平總共逗留了十餘天。
後人說，阮籍一生正兒八經地上班，也就是這十餘天。
唐代詩人李白對阮籍做官的這種潇灑勁頭欽佩萬分，曾寫詩道： 阮籍為太守，乘驢上東平。
判竹十餘日，一朝化風清。
隻花十餘天，便留下一個官衙敞達、政通人和的東平在身後，而這對阮籍來說，隻是玩了一下而已，玩得如此漂亮，讓無數老于宦海而毫無作為的官僚們立刻顯得狼狽。
他還想用這種迅捷高效的辦法來整治其它許多地方的行政機構嗎？在人們的這種疑問中，他突然提出願意擔任軍職，并明确要擔任北軍的步兵校尉。
但是，他要求擔任這一職務的唯一原因是步兵校尉兵營的廚師特别善于釀酒，而且打聽到還有三百斛酒存在倉庫裡。
到任後，除了喝酒，一件事也沒有管過。
在中國古代，官員貪杯的多得很，貪杯誤事的也多得很，但像阮籍這樣堂而皇之純粹是為倉庫裡的那幾斛酒來做官的，實在絕無僅有。
把金印作為敲門磚随手一敲，敲開的卻是一個芳香濃郁的酒窖，所謂“魏晉風度”也就從這裡飄散出來了。
除了對待官場的态度外，阮籍更讓人感到怪異的，是他對于禮教的輕慢。
例如衆所周
也許那天出行因路途遙遠他破例帶了個同行者？或是他自己在何處記錄了這個感歎？反正這個感歎成了今後千餘年許多既有英雄夢、又有寂寞感的曆史人物的共同心聲。
直到二十世紀，寂寞的魯迅還引用過，毛澤東讀魯迅書時發現了，也寫進了一封更有寂寞感的家信中。
魯迅憑記憶引用，記錯了兩個字，毛澤東也跟着錯。
遇到的問題是，阮籍的這聲歎息，究竟指向着誰？ 可能是指劉邦。
劉邦在楚漢相争中勝利了，原因是他的對手項羽并非真英雄。
在一個沒有真英雄的時代，隻能讓區區小子成名。
也可能是同時指劉邦、項羽。
因為他歎息的是“成名”而不是“得勝”，劉、項無論勝負都成名了，在他看來，他們都不值得成名，都不是英雄。
甚至還可能是反過來，他承認劉邦、項羽都是英雄，但他們早已遠去，剩下眼前這些小人徒享虛名。
面對着劉、項遺迹，他悲歎着現世的寥落。
好像蘇東坡就是這樣理解的，曾有一個朋友問他：阮籍說“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其中“豎子”是指劉邦嗎？蘇東坡回答說：“非也。
傷時無劉、項也。
豎子指魏晉間人耳。
”① 既然完全相反的理解也能說得通，那麼我們也隻能用比較超拔的态度來對待這句話了。
茫茫九州島大地，到處都是為争做英雄而留下的斑斑瘡痍，但究竟有那幾個時代出現了真正的英雄呢？既然沒有英雄，世間又為什麼如此熱鬧？也許，正因為沒有英雄，世間纔如此熱鬧的吧？ 我相信，廣武山之行使阮籍更厭煩塵嚣了。
在中國古代，憑吊古迹是文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在曆史和地理的交錯中，雷擊般的生命感悟甚至會使一個人脫胎換骨。
那應是黃昏時分吧，離開廣武山之後，阮籍的木車在夕陽衰草間越走越慢，這次他不哭了，但仍有一種沈郁的氣流湧向喉頭，湧向口腔，他長長一吐，音調渾厚而悠揚。
喉音、鼻音翻卷了幾圈，最後把音收在唇齒間，變成一種口哨聲飄灑在山風暮霭之間，這口哨聲并不尖利，而是婉轉而高亢。
這也算一種歌吟方式吧，阮籍以前也從别人嘴裡聽到過，好像稱之為“嘯”。
嘯不承擔切實的内容，不遵循既定的格式，隻随心所欲地吐露出一派風緻，一腔心曲，因此特别适合亂世名士。
盡情一嘯，什麼也抓不住，但什麼都在裡邊了。
這天阮籍在木車中真正體會到了嘯的厚味，美麗而孤寂的心聲在夜氣中回翔。
對阮籍來說，更重要的一座山是蘇門山。
蘇門山在河南輝縣，當時有一位有名的隐士孫登隐居其間，蘇門山因孫登而著名，而孫登也常被人稱之為蘇門先生。
阮籍上山之後，蹲在孫登面前，詢問他一系列重大的曆史問題和哲學問題，但孫登好像什麼也沒有聽見，一聲不吭，甚至連眼珠也不轉一轉。
阮籍傻傻地看着泥塑木雕般的孫登，突然領悟到自己的重大問題是多麼沒有意思。
那就快速斬斷吧，能與眼前這位大師交流的或許是另外一個語彙系統？好像被一種神奇的力量摧動着，他緩緩地嘯了起來。
嘯完一段，再看孫登，孫登竟笑瞇瞇地注釋着他，說：“再來一遍。
”阮籍一聽，連忙站起身來，對着群山雲天，嘯了好久。
嘯完回身，孫登又已平靜入定，他知道自己已經完成了與這位大師的一次交流，此行沒有白來。
阮籍下山了，有點高興又有點茫然。
但剛走到半山腰，一種奇迹發生了。
如天樂開奏，如梵琴撥響，如百鳳齊鳴，一種難以想象的音樂突然充溢于山野林谷之間。
阮籍震驚片刻後立即領悟了，這是孫登大師的嘯聲，如此輝煌和聖潔，把自己的嘯不知比到哪裡去了。
但孫登大師顯然不是要與他争勝，而是在回答他的全部曆史問題和哲學問題。
阮籍仰頭聆聽，直到嘯聲結束。
然後急步回家，寫下了一篇《大人先生傳》。
他從孫登身上，知道了什麼叫做“大人”。
他在文章中說，“大人”是一種與造物同體、與天地并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的存在，相比之下，天下那些束身修行、足履繩墨的君子是多麼可笑。
天地在不斷變化，君子們究竟能固守住什麼禮法呢？說穿了，躬行禮法而又自以為是的君子，就像寄生在褲裆縫裡的虱子。
爬來爬去都爬不出褲裆縫，還标榜說是循規蹈矩；餓了咬人一口，還自以為找到了什麼風水吉宅。
文章辛辣到如此地步，我們就可知道他自己要如何處世行事了。
①見《東坡志林》一、《東坡題跋》二。
四 平心而論，阮籍本人一生的政治遭遇并不險惡，因此，他的奇特舉止也不能算是直捷的政治反抗。
直捷的政治反抗再英勇、再激烈也隻屬于政治範疇，而阮籍似乎執意要在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上鬧一番新氣象。
政治鬥争的殘酷性他是親眼目睹了，但在他看來，既然沒有一方是英雄的行為，他也不去認真地評判誰是誰非。
鮮血的教訓，難道一定要用新的鮮血來記述嗎？不，他在一批批認識和不認識的文人名士的新墳叢中，猛烈地憬悟到生命的極度卑微和極度珍貴，他橫下心來伸出雙手，要以生命的名義索回一點自主和自由。
他到過廣武山和蘇門山，看到過廢墟聽到過嘯聲，他已是一個獨特的人，正在向他心目中的“大人”靠近。
人們都會說他怪異，但在他眼裡，明明生就了一個大活人卻象虱子一樣活着，纔叫真正的怪異，做了虱子還洋洋自得地冷眼瞧人，那是怪異中的怪異。
首先讓人感到怪異的，大概是他對官場的态度。
對于曆代中國人來說，垂涎官場、躲避官場、整治官場、對抗官場，這些都能理解，而阮籍給予官場的卻是一種遊戲般的灑脫，這就使大家感到十分陌生了。
阮籍躲過官職任命，但躲得并不徹底。
有時心血來潮，也做做。
正巧遇到政權更疊期，他一躲不僅保全了生命，而且被人看作是一種政治遠見，其實是誤會了他。
例如曹爽要他做官，他說身體不好隐居在鄉間，一年後曹爽倒台，牽連很多名士，他安然無恙；但勝利的司馬昭想與他聯姻，每次到他家說親他都醉着，整整兩個月都是如此，聯姻的想法也就告吹。
有一次他漫不經心地對司馬昭說：“我曾經到山東的東平遊玩過，很喜歡那兒的風土人情。
”司馬昭一聽，就讓他到東平去做官了。
阮籍騎着驢到東平之後，察看了官衙的辦公方式，東張西望了不多久便立即下令，把府舍衙門重重疊疊的牆壁拆掉，讓原來關在各自屋子裡單獨辦公的官員們一下子置于互相可以監視、内外可以勾通的敞亮環境之中，辦公内容和辦公效率立即發生了重大變化。
這一着，即便用一千多年後今天的行政管理學來看也可以說是抓住了“牛鼻子”，國際間許多現代化企業的辦公場所不都在追求着一種高透明度的集體氣氛麼？但我們的阮籍隻是騎在驢背上稍稍一想便想到了。
除此之外，他還大刀闊斧地精簡了法令，大家心悅誠服，完全照辦。
他覺得東平的事已經做完，仍然騎上那頭驢子，回到洛陽來了。
一算，他在東平總共逗留了十餘天。
後人說，阮籍一生正兒八經地上班，也就是這十餘天。
唐代詩人李白對阮籍做官的這種潇灑勁頭欽佩萬分，曾寫詩道： 阮籍為太守，乘驢上東平。
判竹十餘日，一朝化風清。
隻花十餘天，便留下一個官衙敞達、政通人和的東平在身後，而這對阮籍來說，隻是玩了一下而已，玩得如此漂亮，讓無數老于宦海而毫無作為的官僚們立刻顯得狼狽。
他還想用這種迅捷高效的辦法來整治其它許多地方的行政機構嗎？在人們的這種疑問中，他突然提出願意擔任軍職，并明确要擔任北軍的步兵校尉。
但是，他要求擔任這一職務的唯一原因是步兵校尉兵營的廚師特别善于釀酒，而且打聽到還有三百斛酒存在倉庫裡。
到任後，除了喝酒，一件事也沒有管過。
在中國古代，官員貪杯的多得很，貪杯誤事的也多得很，但像阮籍這樣堂而皇之純粹是為倉庫裡的那幾斛酒來做官的，實在絕無僅有。
把金印作為敲門磚随手一敲，敲開的卻是一個芳香濃郁的酒窖，所謂“魏晉風度”也就從這裡飄散出來了。
除了對待官場的态度外，阮籍更讓人感到怪異的，是他對于禮教的輕慢。
例如衆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