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絕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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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于那個時代、那些人物，我一直不敢動筆。
豈止不敢動筆，我甚至不敢逼視，不敢谛聽。
有時，我懷疑他們是否真地存在過。
如果不予懷疑，那麼我就必須懷疑其它許多時代的許多人物。
我曾暗自判斷，倘若他們真地存在過，也不能代表中國。
但當我每次面對世界文明史上那些讓我們汗顔的篇章時，卻總想把有關他們的那些故事告訴異邦朋友。
異邦朋友能真正聽懂這些故事嗎？好像很難。
因此也惟有這些故事能代表中國。
能代表中國卻又在中國顯得奇罕和落寞，這是他們的毛病還是中國的毛病？我不知道。
像一陣怪異的風，早就吹過去了，卻讓整個大地保留着對它的驚恐和記憶。
連曆代語言學家贈送給它的詞彙都少不了一個“風”字：風流、風度、風神、風情、風姿……确實，那是一陣怪異的風。
說到這裡讀者已經明白，我是在講魏晉。
我之所以一直躲避着它，是因為它太傷我的精神。
那是另外一個心靈世界和人格天地，即便僅僅是仰望一下，也會對比出我們所習慣的一切的平庸。
平庸既然已經習慣也就會帶來安定，安安定定地談論着自己的心力能夠駕馭的各種文化現象似乎已成為我們的職業和使命。
有時也疑惑，既然自己的心力能夠駕馭，再談來談去又有什麼意義？但真要讓我進入一種震驚和陌生，依我的脾性和年齡，畢竟會卻步、遲疑。
半年前與一位研究生閑談，不期然地談到了中國文化中堪稱“風流”的一脈，我突然向他提起前人的一種說法：能稱得上真風流的，是“魏晉人物晚唐詩”。
這位研究生眼睛一亮，似深有所悟。
我帶的研究生，有好幾位在報考前就是大學教師，文化功底不薄，因此以後幾次見面，魏晉人物就成了一個甩不開的話題。
每次談到，心中總有一種異樣的湧動，但每次都談不透。
前不久收到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副教授唐冀明博士賜贈的大作《魏晉清談》，唐先生在書的扉頁上寫道，他在台北讀到我的一本書，“驚喜異常，以為正始之音複聞于今。
”唐先生所謂“正始之音”，便是指魏晉名士在正始年間的淋漓玄談。
唐先生當然是過獎，但我捧着他的題詞不禁呆想：或許不知什麼時候，我們已經與自己所驚恐的對象産生了默默的交流。
那麼，幹脆讓我們稍稍進入一下吧。
我在書桌前直了直腰，定定神，輕輕鋪開稿紙。
沒有哪一篇文章使我如此拘謹過。
二 這是一個真正的亂世。
出現過一批名副其實的鐵血英雄，播揚過一種烈烈揚揚的生命意志，普及過“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政治邏輯，即便是再冷僻的陋巷荒陌，也因震攝、崇拜、窺測、興奮而變得炯炯有神。
突然，英雄們相繼謝世了，英雄和英雄之間龍争虎鬥了大半輩子，他們的年齡大緻相仿，因此也總是在差不多的時間離開人間。
像驟然掙脫了條條繃緊的繩索，曆史一下子變得輕松，卻又劇烈搖晃起來。
英雄們留下的激情還在，後代還在，部下還在，親信還在，但統制這一切的巨手卻已在陰暗的墓穴裡枯萎；與此同時，過去被英雄們的偉力所掩蓋和制服着的各種社會力量又猛然湧起，為自己争奪權力和地位。
這兩種力量的沖撞，與過去英雄們的威嚴抗衡相比，低了好幾個社會價值等級。
于是，宏謀遠圖不見了，壯麗的鏖戰不見了，曆史的詩情不見了，代之以明争暗、鬥上下其手、投機取巧，代之以權術、策反、謀害。
當初的英雄們也會玩弄這一切，但玩弄僅止于玩弄，他們的奮鬥主題仍然是響亮而富于人格魅力的。
當英雄們逝去之後，手段性的一切成了主題，曆史失去了放得到桌面上來的精神魂魄，進入到一種無序狀态。
專制的有序會釀造黑暗，混亂的無序也會釀造黑暗。
我們習慣所說的亂世，就是指無序的黑暗。
魏晉，就是這樣一個無序和黑暗的“後英雄時期”。
曹操總算是個強悍的英雄了吧，但正如他自己所說，“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六十六歲便撒手塵寰。
照理，他有二十五個兒子，其中包括纔華橫溢的曹丕和曹植，應該可以放心地延續一代代的曹氏基業了，但衆所周知，事情剛到曹丕、曹植兩位親兄弟身上就已經鬧得連旁人看了也十分心酸的地步，哪有更多的力量來對付家族外部的政治對手？沒隔多久，司馬氏集團戰勝了曹氏集團，曹操的功業完全煙飛灰滅。
這中間，最可憐的是那些或多或少有點政治熱情的文人名士了，他們最容易被英雄人格所吸引，何況這些英雄及他們的家族中有一些人本身就是文采斐然的大知識分子，在周圍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人集團，等到政治鬥争一激烈，這些文人名士便紛紛成了刀下之鬼，比政治家死得更多更慘。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在魏晉亂世，文人名士的生命會如此不值錢。
思考的結果是：看似不值錢恰恰是因為太值錢。
當時的文人名士，有很大一部分人承襲了春秋戰國和秦漢以來的哲學、社會學、政治學、軍事學思想，無論在實際的智能水平還是在廣泛的社會聲望上都能有力地輔佐各個政治集團。
因此，争取他們，往往關及政治集團的品位和成敗；殺戮他們，則是因為确确實實地害怕他們，提防他們為其它政治集團效力。
相比之下，當初被秦始皇所坑的儒生，作為知識分子的個體人格形象還比較模糊，而到了魏晉時期被殺的知識分子，無論在哪一個方面都不一樣了。
他們早已是真正的名人，姓氏、事迹、品格、聲譽，都随着他們的鮮血，滲入中華大地，滲入文明史冊。
文化的慘痛，莫過于此；曆史的恐怖，莫過于此。
何晏，玄學的創始人、哲學家、詩人、謀士，被殺； 張華，政治家、詩人、《博物志》的作者，被殺； 潘嶽，與陸機齊名的詩人，中國古代最著名的美男子，被殺； 謝靈運，中國古代山水詩的鼻祖，直到今天還有很多名句活在人們口邊的橫跨千年的第一流詩人，被殺； 範晔，寫成了煌煌史學巨著《後漢書》的傑出曆史學家，被殺；
…………
這個名單可以開得很長。
置他們于死地的罪名很多，而能夠解救他們、為他們辯護的人卻一個也找不到。
對他們的死，大家都十分漠然，也許有幾天曾成為談資，但濃重的殺氣壓在四周，誰也不敢多談。
待到事過境遷，新的紛亂又雜陳在人們眼前，翻舊帳的興趣早已索然。
于是，在中國古代，文化名人的成批被殺曆來引不起太大的社會波瀾，連後代史冊寫到這些事情時的筆調也平靜得如古井靜水。
真正無法平靜的，是血泊邊上低眉躲開的那些僥幸存活的名士。
吓壞了一批，吓得庸俗了、膽怯了、圓滑了、變節了、噤口了，這是自然的，人很脆弱，從肢體結構到神經系統都是這樣，不能深責；但畢竟還有一些人從驚吓中回過神來，重新思考哲學、曆史以及生命的存在方式，于是，一種獨特的人生風範，便從黑暗、混亂、血腥的擠壓中飄然而出。
三 當年曹操身邊曾有一個文纔很好、深受信用的書記官叫阮瑀，生了個兒子叫阮籍。
曹操去世時阮籍正好十歲，因此他注定要面對“後英雄時期”的亂世，目睹那麼多鮮血和頭顱了。
不幸他又充滿了曆史感和文化感，内心會承受多大的磨難，我們無法知道。
我們隻知道，阮籍喜歡一個人駕着木車遊蕩，木車上載着酒，沒有方向地向前行駛。
泥路高低不平，木車颠簸着，酒壇搖晃着，他的雙手則抖抖索索地握着缰繩。
突然馬停了，他定睛一看，路走到了盡頭。
真地沒路了？他啞着嗓子自問，眼淚已奪眶而出。
終于，聲聲抽泣變成了号啕大哭，哭夠了，持缰驅車向後轉，另外找路。
另外那條路走着走着也到盡頭了，他又大哭。
走一路哭一路，荒草野地間誰也沒有聽見，他隻哭給自己聽。
一天，他就這樣信馬遊缰地來到了河南荥陽的廣武山，他知道這是楚漢相争最激烈的地方。
山上還有古城遺迹，東城屯過項羽，西城屯過劉邦，中間相隔二百步，還流淌着一條廣武澗。
澗水汩汩，城基廢弛，天風浩蕩，落葉滿山，阮籍徘徊良久，歎一聲：“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他的這
豈止不敢動筆，我甚至不敢逼視，不敢谛聽。
有時，我懷疑他們是否真地存在過。
如果不予懷疑，那麼我就必須懷疑其它許多時代的許多人物。
我曾暗自判斷，倘若他們真地存在過，也不能代表中國。
但當我每次面對世界文明史上那些讓我們汗顔的篇章時，卻總想把有關他們的那些故事告訴異邦朋友。
異邦朋友能真正聽懂這些故事嗎？好像很難。
因此也惟有這些故事能代表中國。
能代表中國卻又在中國顯得奇罕和落寞，這是他們的毛病還是中國的毛病？我不知道。
像一陣怪異的風，早就吹過去了，卻讓整個大地保留着對它的驚恐和記憶。
連曆代語言學家贈送給它的詞彙都少不了一個“風”字：風流、風度、風神、風情、風姿……确實，那是一陣怪異的風。
說到這裡讀者已經明白，我是在講魏晉。
我之所以一直躲避着它，是因為它太傷我的精神。
那是另外一個心靈世界和人格天地，即便僅僅是仰望一下，也會對比出我們所習慣的一切的平庸。
平庸既然已經習慣也就會帶來安定，安安定定地談論着自己的心力能夠駕馭的各種文化現象似乎已成為我們的職業和使命。
有時也疑惑，既然自己的心力能夠駕馭，再談來談去又有什麼意義？但真要讓我進入一種震驚和陌生，依我的脾性和年齡，畢竟會卻步、遲疑。
半年前與一位研究生閑談，不期然地談到了中國文化中堪稱“風流”的一脈，我突然向他提起前人的一種說法：能稱得上真風流的，是“魏晉人物晚唐詩”。
這位研究生眼睛一亮，似深有所悟。
我帶的研究生，有好幾位在報考前就是大學教師，文化功底不薄，因此以後幾次見面，魏晉人物就成了一個甩不開的話題。
每次談到，心中總有一種異樣的湧動，但每次都談不透。
前不久收到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副教授唐冀明博士賜贈的大作《魏晉清談》，唐先生在書的扉頁上寫道，他在台北讀到我的一本書，“驚喜異常，以為正始之音複聞于今。
”唐先生所謂“正始之音”，便是指魏晉名士在正始年間的淋漓玄談。
唐先生當然是過獎，但我捧着他的題詞不禁呆想：或許不知什麼時候，我們已經與自己所驚恐的對象産生了默默的交流。
那麼，幹脆讓我們稍稍進入一下吧。
我在書桌前直了直腰，定定神，輕輕鋪開稿紙。
沒有哪一篇文章使我如此拘謹過。
二 這是一個真正的亂世。
出現過一批名副其實的鐵血英雄，播揚過一種烈烈揚揚的生命意志，普及過“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政治邏輯，即便是再冷僻的陋巷荒陌，也因震攝、崇拜、窺測、興奮而變得炯炯有神。
突然，英雄們相繼謝世了，英雄和英雄之間龍争虎鬥了大半輩子，他們的年齡大緻相仿，因此也總是在差不多的時間離開人間。
像驟然掙脫了條條繃緊的繩索，曆史一下子變得輕松，卻又劇烈搖晃起來。
英雄們留下的激情還在，後代還在，部下還在，親信還在，但統制這一切的巨手卻已在陰暗的墓穴裡枯萎；與此同時，過去被英雄們的偉力所掩蓋和制服着的各種社會力量又猛然湧起，為自己争奪權力和地位。
這兩種力量的沖撞，與過去英雄們的威嚴抗衡相比，低了好幾個社會價值等級。
于是，宏謀遠圖不見了，壯麗的鏖戰不見了，曆史的詩情不見了，代之以明争暗、鬥上下其手、投機取巧，代之以權術、策反、謀害。
當初的英雄們也會玩弄這一切，但玩弄僅止于玩弄，他們的奮鬥主題仍然是響亮而富于人格魅力的。
當英雄們逝去之後，手段性的一切成了主題，曆史失去了放得到桌面上來的精神魂魄，進入到一種無序狀态。
專制的有序會釀造黑暗，混亂的無序也會釀造黑暗。
我們習慣所說的亂世，就是指無序的黑暗。
魏晉，就是這樣一個無序和黑暗的“後英雄時期”。
曹操總算是個強悍的英雄了吧，但正如他自己所說，“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六十六歲便撒手塵寰。
照理，他有二十五個兒子，其中包括纔華橫溢的曹丕和曹植，應該可以放心地延續一代代的曹氏基業了，但衆所周知，事情剛到曹丕、曹植兩位親兄弟身上就已經鬧得連旁人看了也十分心酸的地步，哪有更多的力量來對付家族外部的政治對手？沒隔多久，司馬氏集團戰勝了曹氏集團，曹操的功業完全煙飛灰滅。
這中間，最可憐的是那些或多或少有點政治熱情的文人名士了，他們最容易被英雄人格所吸引，何況這些英雄及他們的家族中有一些人本身就是文采斐然的大知識分子，在周圍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人集團，等到政治鬥争一激烈，這些文人名士便紛紛成了刀下之鬼，比政治家死得更多更慘。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在魏晉亂世，文人名士的生命會如此不值錢。
思考的結果是：看似不值錢恰恰是因為太值錢。
當時的文人名士，有很大一部分人承襲了春秋戰國和秦漢以來的哲學、社會學、政治學、軍事學思想，無論在實際的智能水平還是在廣泛的社會聲望上都能有力地輔佐各個政治集團。
因此，争取他們，往往關及政治集團的品位和成敗；殺戮他們，則是因為确确實實地害怕他們，提防他們為其它政治集團效力。
相比之下，當初被秦始皇所坑的儒生，作為知識分子的個體人格形象還比較模糊，而到了魏晉時期被殺的知識分子，無論在哪一個方面都不一樣了。
他們早已是真正的名人，姓氏、事迹、品格、聲譽，都随着他們的鮮血，滲入中華大地，滲入文明史冊。
文化的慘痛，莫過于此；曆史的恐怖，莫過于此。
何晏，玄學的創始人、哲學家、詩人、謀士，被殺； 張華，政治家、詩人、《博物志》的作者，被殺； 潘嶽，與陸機齊名的詩人，中國古代最著名的美男子，被殺； 謝靈運，中國古代山水詩的鼻祖，直到今天還有很多名句活在人們口邊的橫跨千年的第一流詩人，被殺； 範晔，寫成了煌煌史學巨著《後
置他們于死地的罪名很多，而能夠解救他們、為他們辯護的人卻一個也找不到。
對他們的死，大家都十分漠然，也許有幾天曾成為談資，但濃重的殺氣壓在四周，誰也不敢多談。
待到事過境遷，新的紛亂又雜陳在人們眼前，翻舊帳的興趣早已索然。
于是，在中國古代，文化名人的成批被殺曆來引不起太大的社會波瀾，連後代史冊寫到這些事情時的筆調也平靜得如古井靜水。
真正無法平靜的，是血泊邊上低眉躲開的那些僥幸存活的名士。
吓壞了一批，吓得庸俗了、膽怯了、圓滑了、變節了、噤口了，這是自然的，人很脆弱，從肢體結構到神經系統都是這樣，不能深責；但畢竟還有一些人從驚吓中回過神來，重新思考哲學、曆史以及生命的存在方式，于是，一種獨特的人生風範，便從黑暗、混亂、血腥的擠壓中飄然而出。
三 當年曹操身邊曾有一個文纔很好、深受信用的書記官叫阮瑀，生了個兒子叫阮籍。
曹操去世時阮籍正好十歲，因此他注定要面對“後英雄時期”的亂世，目睹那麼多鮮血和頭顱了。
不幸他又充滿了曆史感和文化感，内心會承受多大的磨難，我們無法知道。
我們隻知道，阮籍喜歡一個人駕着木車遊蕩，木車上載着酒，沒有方向地向前行駛。
泥路高低不平，木車颠簸着，酒壇搖晃着，他的雙手則抖抖索索地握着缰繩。
突然馬停了，他定睛一看，路走到了盡頭。
真地沒路了？他啞着嗓子自問，眼淚已奪眶而出。
終于，聲聲抽泣變成了号啕大哭，哭夠了，持缰驅車向後轉，另外找路。
另外那條路走着走着也到盡頭了，他又大哭。
走一路哭一路，荒草野地間誰也沒有聽見，他隻哭給自己聽。
一天，他就這樣信馬遊缰地來到了河南荥陽的廣武山，他知道這是楚漢相争最激烈的地方。
山上還有古城遺迹，東城屯過項羽，西城屯過劉邦，中間相隔二百步，還流淌着一條廣武澗。
澗水汩汩，城基廢弛，天風浩蕩，落葉滿山，阮籍徘徊良久，歎一聲：“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他的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