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關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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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就在玩耍中快速地學會了他們的口音，僅僅一個月後，當另外一位老師叫我站起來回答問題的時候，我說出來的已經是一口十分純正的上海話了。
短短的語言障礙期跳躍得如此幹脆，以至我的初中同學直到今天還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是從餘姚趕到上海來與他們坐在一起的。
這件事現在回想起來仍感到非常驚訝，我竟然一個月就把上海話學地道了，而上海話又恰恰是特别難學的。
上海話的難學不在于語言的複雜而在于上海人心态的怪異，廣東人能容外地人講極不标準的廣東話，北京人能容忍羼雜着各地方言的北京話，但上海人就不允許别人講不倫不類的上海話。
有人試着講了，幾乎所有的上海人都會求他“幫幫忙”，别讓他們的耳朵受罪。
這一幫不要緊，使得大批在上海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南下幹部”至今不敢講一句上海話。
我之所以能快速學會是因為年紀小，對語言的敏感能力強而在自尊、自羞方面的敏感能力還比較弱，結果反而進入了一種輕松狀态，無拘無礙，一學就會。
我從上海人自鳴得意的心理防範中一頭竄了過去，一下子也成了上海人。
有時也想，上海人憑什麼在語言上自鳴得意呢？他們的前輩幾乎都是從外地闖蕩進來的，到了上海纔漸漸甩掉四方鄉音，歸附上海話；而上海話又并不是這塊土地原本的語言，原本的語言是松江話、青浦話、浦東話，卻為上海人所恥笑。
上海話是一種類似于“人造蟹肉”之類的東西，卻能迫使各方來客擠掉本身的鮮活而進入它的盤碟。
一個人或一個家庭一旦進入上海就等于進入一個魔圈，要小心翼翼地洗刷掉任何一點非上海化的印佰，特别是自己已經學會的上海話中如果還帶着點兒鄉音的遺留，就會像逮蒼蠅、蚊子一樣努力把它們清除幹淨。
我剛到上海那會兒，街市間還能經常聽到一些年紀較大的人口中吐出甯波口音或蘇北口音，但這種口音到了他們下一代基本上就不存在了，現在你已經無法從一個年輕的上海人的談吐中判斷他的原籍所在。
與口音一樣，這些上海人與故鄉的聯系也基本消解，但他們在填寫籍貫的時候又不可能把上海寫上去。
于是上海人成了無根無基的一群，不知自己從何而來，不知自己屬于哪塊土地，既得意洋洋又可憐兮兮。
由此倒羨慕起那些到老仍不改鄉音的前輩，他們活生生把一個故鄉挂在嘴邊，一張口，就告示出自己的生命定位。
我天天講上海話，後來随着我生存空間的進一步擴大，則開始把普通話作為交流的基本語言，餘姚話隐退得越來越遠，最後已經很難從我口中順暢吐出了。
我終于成為一個基本上不大會說餘姚話的人，隻有在農曆五月楊梅上市季節，上海的水果攤把一切楊梅都标作餘姚楊梅在出售的時候我會稍稍停步，用内行的眼光打量一下楊梅的成色，腦海中浮現出上林湖的水光雲影。
但一轉眼，我又彙入了街市間雨點般的腳步。
故鄉，就這樣被我丢失了。
故鄉，就這樣把我丢去了。
四 重新揀回故鄉是在上大學之後，但揀回來的全是碎片。
我與故鄉做着一種捉迷藏的遊戲；好像是什麼也找不到了，突然又猛地一下直豎在眼前，正要伸手去抓卻又空空如也，一轉身它又在某個角落出現…… 進大學後不久就下鄉勞動，那年月下鄉勞動特别多，上一趟大學有一半多時間在鄉下。
那鄉下當然不是我的故鄉，同樣的茅舍小河，同樣的草樹莊稼，我卻沒完沒了地在異鄉的泥土間勞作，那麼當初又為什麼離鄉呢？正這麼想着，一位同樣是下鄉來勞動的書店經理站到了我身邊，他看着眼前的土地好一會兒不說話，終于輕輕問我：『你是哪兒人？”“餘姚。
浙江餘姚。
”我答道。
“王陽明的故鄉，了不得！”當年的書店經理有好些是讀了很多書的人，他好像被什麼東西點燃了，突然激動起來，“你知道嗎，日本有一位大将軍一輩子褲腰帶上挂着一塊牌，上面寫着「一生崇拜王陽明」！①連蔣介石都崇拜王陽明，到台灣後把草山改成陽明山！你家鄉現在大概隻剩下一所陽明醫院了吧？” 我正在吃驚，一聽他說陽明醫院就更慌張了。
“什麼？陽明醫院？那是紀念王陽明的？”原來我從小不斷從村民口中聽到的“養命醫院”竟然是這麼回事！ 我顧不得書店經理了，一個人在田埂上呆立着，為王陽明歎息。
他狠狠地為故鄉争了臉，但故鄉并不認識他，包括我在内。
我，王陽明先生，比你晚生五百多年的同鄉學人，能不能開始認識你，代表故鄉，代表後代，來表達一點歉仄？ 從此我就非常留心有關王陽明的各種資料。
令人生氣的是，當時大陸幾乎所有的書籍文章隻要一談及王陽明都采取否定的态度，理由是他在哲學上站在唯心主義的立場，在政治上站在農民起義的對立面，是雙料的反動。
我不知道中國數千年曆史上有哪一位真正堪稱第一流的大學者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又堅定地站在農民起義一邊的，我隻覺得有一種非學術的衛護本能從心底升起：怎麼能夠這樣欺侮我們餘姚人！得了他多少年的聲名還痛罵他，天底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我點點滴滴地搜集與他有關的一切，終于越來越明白，即使他不是餘姚人，我也會深深地敬佩他，而正因為他是餘姚人，我由衷地為他和故鄉驕傲。
中國曆史上能文能武的人很多，但在兩方面都臻于極緻的卻廖若晨星。
三國時代曹操、諸葛亮都能打仗，文纔也好，但在文化的綜合創建上畢竟未能俯視曆史；身為文化大師而又善于領兵打仗的有誰呢？宋代的辛棄疾算得上一個，但總還不能說他是傑出的軍事家。
好像一切都要等到王陽明的出現，纔能讓奇迹真正産生。
王陽明是無可置疑的軍事天纔，為了社會和朝廷的安定，他打過起義軍，也打過叛軍，打的都是大仗，從軍事上說都是獨具謀略、娴于兵法、幹脆利落的漂亮動作，也是當時全國最重要的軍事行為。
明世宗封他為“新建伯”，就是表彰他的軍事貢獻。
我有幸讀到過他在短兵相接的前線寫給父親的一封問安信，這封信，把連續的惡戰寫得輕松自如，把複雜的軍事謀略和政治謀略說得如同遊戲，把自己在瘴疠地區終于得病的大事更是毫不在意地一筆帶過，滿紙都是大将風度。
《明史》說，整個明代，文臣用兵，沒有誰能與他比肩。
這當然是不錯的，但他又不是一般的文臣，而是中國曆史上屈指可數的幾個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因此他的特殊性就遠不止在明代了。
我覺得文臣用兵真正用到家的還有清代的曾國藩，曾國藩的學問也不錯，但與王陽明比顯然還差了一大截。
王陽明一直被人們诟病的哲學在我看來是中華民族智能發展史上的一大成就，能夠有資格給予批評的人其實并不太多。
請随便聽一句： 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顔色一時明白起來……這是多高超的悟性，多精緻的表達！我知道有不少聰明人會拿着花的“客觀性”來憤怒地反駁他，但那又是多麼笨拙的反駁啊！又如他提出的“緻良知”的千古命題，對人本如此信賴，對教條如此輕視，甚至對某種人類共通規範的自然滋長抱有如此殷切的期盼，至少對我來說，隻有恭敬研習的份。
王陽明奪目的光輝也使他受了不少難，他入過監獄、挨過廷杖、遭過貶谪、逃過暗算、受過冷落，但他還要治學講學、匡時濟世，因此決定他終生是個奔波九州島的旅人，最後病死在江西南安的船上，隻活了五十七歲。
臨死時學生問他遺言，他說“此心光明，亦複何言”！ 王陽明一生指揮的戰鬥正義與否，他的哲學觀點正确與否都可以讨論，但誰也不能否定他是一個特别強健的人，我為他驕傲首先就在于此。
能不能碰上打仗是機遇問題，但作為一個強健的人，即使不在沙場也能在文化節操上堅韌得像個将軍。
我在王陽明身上看到了一種楷模性的存在，但是為了足以讓自己的生命安駐，還必須補充範例。
翻了幾年史籍，發現在王陽明之後的中國文化史上最讓我動心的很少幾位大師中仍有兩位是餘姚人，他們就是黃宗羲和朱舜水。
黃宗羲和朱舜水都可稱為滿腹經綸的血性漢子。
生逢亂世，他們用自己的嶙峋傲骨支橕起
短短的語言障礙期跳躍得如此幹脆，以至我的初中同學直到今天還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是從餘姚趕到上海來與他們坐在一起的。
這件事現在回想起來仍感到非常驚訝，我竟然一個月就把上海話學地道了，而上海話又恰恰是特别難學的。
上海話的難學不在于語言的複雜而在于上海人心态的怪異，廣東人能容外地人講極不标準的廣東話，北京人能容忍羼雜着各地方言的北京話，但上海人就不允許别人講不倫不類的上海話。
有人試着講了，幾乎所有的上海人都會求他“幫幫忙”，别讓他們的耳朵受罪。
這一幫不要緊，使得大批在上海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南下幹部”至今不敢講一句上海話。
我之所以能快速學會是因為年紀小，對語言的敏感能力強而在自尊、自羞方面的敏感能力還比較弱，結果反而進入了一種輕松狀态，無拘無礙，一學就會。
我從上海人自鳴得意的心理防範中一頭竄了過去，一下子也成了上海人。
有時也想，上海人憑什麼在語言上自鳴得意呢？他們的前輩幾乎都是從外地闖蕩進來的，到了上海纔漸漸甩掉四方鄉音，歸附上海話；而上海話又并不是這塊土地原本的語言，原本的語言是松江話、青浦話、浦東話，卻為上海人所恥笑。
上海話是一種類似于“人造蟹肉”之類的東西，卻能迫使各方來客擠掉本身的鮮活而進入它的盤碟。
一個人或一個家庭一旦進入上海就等于進入一個魔圈，要小心翼翼地洗刷掉任何一點非上海化的印佰，特别是自己已經學會的上海話中如果還帶着點兒鄉音的遺留，就會像逮蒼蠅、蚊子一樣努力把它們清除幹淨。
我剛到上海那會兒，街市間還能經常聽到一些年紀較大的人口中吐出甯波口音或蘇北口音，但這種口音到了他們下一代基本上就不存在了，現在你已經無法從一個年輕的上海人的談吐中判斷他的原籍所在。
與口音一樣，這些上海人與故鄉的聯系也基本消解，但他們在填寫籍貫的時候又不可能把上海寫上去。
于是上海人成了無根無基的一群，不知自己從何而來，不知自己屬于哪塊土地，既得意洋洋又可憐兮兮。
由此倒羨慕起那些到老仍不改鄉音的前輩，他們活生生把一個故鄉挂在嘴邊，一張口，就告示出自己的生命定位。
我天天講上海話，後來随着我生存空間的進一步擴大，則開始把普通話作為交流的基本語言，餘姚話隐退得越來越遠，最後已經很難從我口中順暢吐出了。
我終于成為一個基本上不大會說餘姚話的人，隻有在農曆五月楊梅上市季節，上海的水果攤把一切楊梅都标作餘姚楊梅在出售的時候我會稍稍停步，用内行的眼光打量一下楊梅的成色，腦海中浮現出上林湖的水光雲影。
但一轉眼，我又彙入了街市間雨點般的腳步。
故鄉，就這樣被我丢失了。
故鄉，就這樣把我丢去了。
四 重新揀回故鄉是在上大學之後，但揀回來的全是碎片。
我與故鄉做着一種捉迷藏的遊戲；好像是什麼也找不到了，突然又猛地一下直豎在眼前，正要伸手去抓卻又空空如也，一轉身它又在某個角落出現…… 進大學後不久就下鄉勞動，那年月下鄉勞動特别多，上一趟大學有一半多時間在鄉下。
那鄉下當然不是我的故鄉，同樣的茅舍小河，同樣的草樹莊稼，我卻沒完沒了地在異鄉的泥土間勞作，那麼當初又為什麼離鄉呢？正這麼想着，一位同樣是下鄉來勞動的書店經理站到了我身邊，他看着眼前的土地好一會兒不說話，終于輕輕問我：『你是哪兒人？”“餘姚。
浙江餘姚。
”我答道。
“王陽明的故鄉，了不得！”當年的書店經理有好些是讀了很多書的人，他好像被什麼東西點燃了，突然激動起來，“你知道嗎，日本有一位大将軍一輩子褲腰帶上挂着一塊牌，上面寫着「一生崇拜王陽明」！①連蔣介石都崇拜王陽明，到台灣後把草山改成陽明山！你家鄉現在大概隻剩下一所陽明醫院了吧？” 我正在吃驚，一聽他說陽明醫院就更慌張了。
“什麼？陽明醫院？那是紀念王陽明的？”原來我從小不斷從村民口中聽到的“養命醫院”竟然是這麼回事！ 我顧不得書店經理了，一個人在田埂上呆立着，為王陽明歎息。
他狠狠地為故鄉争了臉，但故鄉并不認識他，包括我在内。
我，王陽明先生，比你晚生五百多年的同鄉學人，能不能開始認識你，代表故鄉，代表後代，來表達一點歉仄？ 從此我就非常留心有關王陽明的各種資料。
令人生氣的是，當時大陸幾乎所有的書籍文章隻要一談及王陽明都采取否定的态度，理由是他在哲學上站在唯心主義的立場，在政治上站在農民起義的對立面，是雙料的反動。
我不知道中國數千年曆史上有哪一位真正堪稱第一流的大學者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又堅定地站在農民起義一邊的，我隻覺得有一種非學術的衛護本能從心底升起：怎麼能夠這樣欺侮我們餘姚人！得了他多少年的聲名還痛罵他，天底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我點點滴滴地搜集與他有關的一切，終于越來越明白，即使他不是餘姚人，我也會深深地敬佩他，而正因為他是餘姚人，我由衷地為他和故鄉驕傲。
中國曆史上能文能武的人很多，但在兩方面都臻于極緻的卻廖若晨星。
三國時代曹操、諸葛亮都能打仗，文纔也好，但在文化的綜合創建上畢竟未能俯視曆史；身為文化大師而又善于領兵打仗的有誰呢？宋代的辛棄疾算得上一個，但總還不能說他是傑出的軍事家。
好像一切都要等到王陽明的出現，纔能讓奇迹真正産生。
王陽明是無可置疑的軍事天纔，為了社會和朝廷的安定，他打過起義軍，也打過叛軍，打的都是大仗，從軍事上說都是獨具謀略、娴于兵法、幹脆利落的漂亮動作，也是當時全國最重要的軍事行為。
明世宗封他為“新建伯”，就是表彰他的軍事貢獻。
我有幸讀到過他在短兵相接的前線寫給父親的一封問安信，這封信，把連續的惡戰寫得輕松自如，把複雜的軍事謀略和政治謀略說得如同遊戲，把自己在瘴疠地區終于得病的大事更是毫不在意地一筆帶過，滿紙都是大将風度。
《明史》說，整個明代，文臣用兵，沒有誰能與他比肩。
這當然是不錯的，但他又不是一般的文臣，而是中國曆史上屈指可數的幾個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因此他的特殊性就遠不止在明代了。
我覺得文臣用兵真正用到家的還有清代的曾國藩，曾國藩的學問也不錯，但與王陽明比顯然還差了一大截。
王陽明一直被人們诟病的哲學在我看來是中華民族智能發展史上的一大成就，能夠有資格給予批評的人其實并不太多。
請随便聽一句： 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顔色一時明白起來……這是多高超的悟性，多精緻的表達！我知道有不少聰明人會拿着花的“客觀性”來憤怒地反駁他，但那又是多麼笨拙的反駁啊！又如他提出的“緻良知”的千古命題，對人本如此信賴，對教條如此輕視，甚至對某種人類共通規範的自然滋長抱有如此殷切的期盼，至少對我來說，隻有恭敬研習的份。
王陽明奪目的光輝也使他受了不少難，他入過監獄、挨過廷杖、遭過貶谪、逃過暗算、受過冷落，但他還要治學講學、匡時濟世，因此決定他終生是個奔波九州島的旅人，最後病死在江西南安的船上，隻活了五十七歲。
臨死時學生問他遺言，他說“此心光明，亦複何言”！ 王陽明一生指揮的戰鬥正義與否，他的哲學觀點正确與否都可以讨論，但誰也不能否定他是一個特别強健的人，我為他驕傲首先就在于此。
能不能碰上打仗是機遇問題，但作為一個強健的人，即使不在沙場也能在文化節操上堅韌得像個将軍。
我在王陽明身上看到了一種楷模性的存在，但是為了足以讓自己的生命安駐，還必須補充範例。
翻了幾年史籍，發現在王陽明之後的中國文化史上最讓我動心的很少幾位大師中仍有兩位是餘姚人，他們就是黃宗羲和朱舜水。
黃宗羲和朱舜水都可稱為滿腹經綸的血性漢子。
生逢亂世，他們用自己的嶙峋傲骨支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