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關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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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想不出可在哪一家吃飯、宿夜。

    這居然就是我的故鄉,我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故鄉!早年離開時的那個清晨,夜色還沒有褪盡而朝霧已經迷蒙,小男孩瞌睡的雙眼使夜色和晨霧更加濃重。

    這麼潦草的告别,總以為會有一次隆重的彌補,事實上世間的一切都無法彌補,我就潦草地踏上了背井離鄉的長途。

     我所離開的是一個非常貧困的村落。

    貧困到哪家晚飯時孩子不小心打破一個粗瓷碗就會引來父母瘋狂的追打,而左鄰右舍都覺得這種追打理所當然。

    這兒沒有正兒八經坐在桌邊吃飯的習慣,至多在門口泥地上擱一張歪斜的小木幾,家人在那裡盛了飯就撥一點菜,托着碗東蹲西站、晃晃悠悠地往嘴裡扒,因此孩子打破碗的機會很多。

    粗黑的手掌在孩子身上疾風暴雨般地掄過,便小心翼翼地撿起碎碗片拼合着,幾天後挑着擔子的補碗師傅來了,花費很長的時間把破碗補好。

    補過和沒補過的粗瓷碗裡很少能夠盛出一碗白米飯,盡管此地盛産稻米。

    偶爾哪家吃白米飯了,飯镬裡通常還蒸着一碗黴幹菜,于是雙重香味在還沒有揭開镬蓋時已經飄灑全村,而這雙重香味直到今天我還認為是一種經典搭配。

    雪白晶瑩的米飯頂戴着一撮烏黑發亮的黴幹菜,色彩的組合也是既沉着又強烈。

     說是屬于餘姚,實際上離餘姚縣城還有幾十裡地。

    餘姚在村民中唯一可說的話題是那兒有一所高山仰止般的醫院叫“養命醫院”,常言道隻能醫病不能醫命,這家醫院居然能夠養命,這是何等的本事,何等的氣派!村民們感歎着,自己卻從來沒有夢想過會到這樣的醫院去看病。

    沒有一個人是死在醫院裡的,他們認為甯肯早死多少年也不能不死在家裡。

    鄉間的出喪比迎娶還要令孩子們高興,因為出喪的目的地是山間,浩浩蕩蕩跟了去,就是一次熱熱鬧鬧的集體郊遊。

    這一帶的喪葬地都在上林湖四周的山坡上,送葬隊伍紙幡飄飄,哭聲悠揚,一轉入山岙全都松懈了,因為山岙裡沒有人家,紙幡和哭聲失去了視聽對象。

    山風一陣使大家變得安靜也變得輕松,剛剛還兩手直捧的紙幡已随意地斜扛在肩上,滿山除了墳茔就是密密層層的楊梅樹,村民們很在行,纔掃了兩眼便讨論起今年楊梅的收成。

     楊梅收獲的季節很短,超過一兩天它就會泛水、軟爛,沒法吃了。

    但它的成熟又來勢洶洶,剎那間從漫山遍野一起湧出的果實都要快速處理掉,殊非易事。

    在運輸極不方便的當時,村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放開肚子拼命吃。

    也送幾簍給親戚,但親戚都住得不遠,當地每座山都盛産楊梅,贈送也就變成了交換,家家戶戶屋檐下排列着附近不同山梁上采來的一筐筐楊梅,任何人都可以蹲在邊上慢慢吃上幾個時辰,嘟嘟哝哝地評述着今年各座山的脾性,哪座山賭氣了,哪座山在裝傻,就像評述着自己的孩子。

    孩子們到哪裡去了?他們都上了山,爬在随便哪一棵楊梅樹上邊摘邊吃。

    鮮紅的果實碰也不會去碰,隻挑那些紅得發黑但又依然硬紮的果實,往嘴裡一放,清甜微酸、挺韌可嚼,扪嘴啜足一口濃味便把梅核用力吐出,手上的一顆随即又按唇而入。

    這些日子他們可以成天在山上逗留,楊梅飽人,家裡借此省去幾碗飯,家長也認為是好事。

    隻是傍晚回家時一件白布衫往往是果汁斑斑,暗紅淺绛,活像是從浴血拼殺的戰場上回來。

    母親并不責怪,也不收拾,這些天再洗也洗不掉,隻待楊梅季節一過,漬迹自然消退,把衣服往河水裡輕輕一搓便什麼也看不見了。

     阿子們爬在樹上摘食梅樹,時間長了,滿嘴會由酸甜變成麻澀。

    他們從樹上爬下來,腆着脹脹的肚子,呵着失去感覺的嘴唇,向湖邊走去,用湖水漱漱口,再在湖邊上玩一玩。

    上林湖的水很清,靠岸都是淺灘,梅樹收獲季節赤腳下水還覺得有點涼,但歡叫兩聲也就下去了。

    腳下有很多滑滑的硬片,彎腰撈起來一看,是瓷片和陶片,好像這兒打碎過很多很多器皿。

    一腳一腳蹚過去,全是。

    那些瓷片和陶片經過湖水多年的蕩滌,邊角的碎口都不紮手了,細細打量,釉面锃亮,厚薄勻整,弧度精巧,比平日在家打碎的粗瓷飯碗不知好到哪裡去了。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難道這裡曾安居過許多锺鳴鼎食的豪富之家?但這兒沒有任何房宅的遺迹,周圍也沒有一條象樣的路,豪富人家的日子怎麼過?捧着碎片仰頭回顧,默默的山,呆呆的雲,誰也不會回答孩子們,孩子們用小手把碎片摩挲一遍,然後側腰低頭,把碎片向水面平甩過去,看它能跳幾下。

    這個遊戲叫做削水片,幾個孩子比賽開了,神秘的碎片在湖面上跳躍奔跑,平靜的上林湖犁開了條條波紋,不一會兒,波紋重歸平靜,碎瓷片、碎陶片和它們所連帶着的秘密全都沈入湖底。

     我曾隐隐地感覺到,故鄉也許是一個曾經很成器的地方,它的『大器”不知碎于何時。

    碎得如此透徹,像轟然山崩,也像漸然家傾。

    為了不使後代看到這種痕迹,所有碎片的殘夢都被湖水淹沒,隻讓後代捧着幾個補過的粗瓷碗,盛着點白米飯黴幹菜木然度日。

    忽然覺得黴幹菜很有曆史文物的風味,不知被多少時日烘曬得由綠變褐、由嫩變幹,靠卷曲枯萎來保存一點歲月的沈香。

    如果讓那些補碗的老漢也到湖邊來,孩子們撈起一堆堆精緻的碎瓷片碎陶片請他們補,他們會補出一個什麼樣的對象來?一定是碩大無朋又玲珑剔透的吧?或許會嗡嗡作響或許會寂然無聲? 補碗老漢們補完這一對象又會被它所驚吓,不得不蹑手蹑腳地重新把它推入湖底然後倉皇逃離。

     我是1957年離開家鄉的,吃過了楊梅,拜别上林湖畔的祖墳,便來到了餘姚縣城,也來不及去瞻仰一下心儀已久的“養命醫院”,立即就上了去上海的火車。

    那年我正好十周歲,在火車窗口與送我到餘姚縣城的舅舅揮手告别,怯生生地開始了孤旅。

    我的小小的行李包中,有一瓶酒浸楊梅,一包黴幹菜,活脫脫一個最标準的餘姚人。

    一路上還一直在後悔,沒有在上林湖裡揀取幾塊碎瓷片随身帶着,作為紀念。

     三 我到上海是為了考中學。

    父親原本一個人在上海工作,我來了之後不久全家都遷移來了,從此回故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已不大,故鄉的意義也随之越來越淡,有時,淡得幾乎看不見了。

     擺脫故鄉的第一步是擺脫方言。

    餘姚雖然離上海不遠,但餘姚話和上海話差别極大,我相信一個純粹講餘姚話的人在上海街頭一定是步履維艱的。

    餘姚話與它的西鄰紹興話、東鄰甯波話也不一樣,記得當時在鄉下,從貨郎、小販那裡聽到幾句帶有紹興口音或甯波口音的話孩子們都笑彎了腰,一遍遍誇張地模仿和嘲笑着,嘲笑天底下怎麼還有這樣不會講話的人。

    村裡的老年人端然肅然地糾正着外鄉人的發音,過後還邊搖頭邊感歎,說外鄉人就是笨。

    這種語言觀念自從我踏上火車就漸漸消解,因為我驚訝地發現,那些非常和藹地與我交談的大人們聽我的話都很吃力,有時甚至要我在紙上寫下來他們纔恍然大悟,哈哈大笑,笑聲中我講話的聲音越來越小,到後來甚至不願意與他們講話了。

    到了上海,幾乎無法用語言與四周溝通,成天郁郁寡歡,有一次大人把我帶到一個親戚家裡去,那是一個擁有鋼琴的富貴家庭,鋼琴邊坐着一個比我小三歲的男孩,照輩分我還該稱呼他表舅舅。

    我想同樣是孩子,又是親戚,該談得起來了吧,他見到我也很高興,友好地與我握手,但纔說了幾句,我能聽懂他的上海話,他卻聽不懂我的餘姚話,彼此掃興,各玩各的了。

     最傷心的是我上中學的第一天,老師不知怎麼偏偏要我站起來回答問題。

    我紅着臉憋了好一會兒終于把滿口的餘姚話傾瀉而出,我相信當時一定把老師和全班同學都搞糊塗了,完全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等我說完,憋住的是老師,他不知所措的眼光在厚厚的眼鏡片後一閃,終于轉化出和善的笑意,說了聲“很好,請坐。

    ”這下輪到同學們發傻了,老師說了很好?他們以為上了中學都該用這種奇怪的語言回答問題,全都慌了神。

     幸虧當時十歲剛出頭的孩子們都非常老實,同學們一下課就與我玩,從不打聽我的語言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