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關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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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文的标題，取自唐代詩人崔颢《黃鶴樓》一詩中的名句“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看來崔颢是在黃昏時分登上黃鶴樓的，孤零零一個人，突然産生了一種強烈的被遺棄感。
被誰遺棄？不是被什麼人，而是被時間和空間。
在時間上，古人飄然遠去不再回來，空留白雲千載；在空間上，眼下雖有晴川沙洲、茂樹芳草，而我的家鄉在哪裡呢？ 崔颢的家鄉在河南開封，離黃鶴樓有點遠又不太遠，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那他為什麼還要這樣發問呢？我想任何一個早年離鄉遊子在思念家鄉時都會有一種兩重性：他心中的家鄉既具體又不具體。
具體可具體到一個河灣，幾棵小樹，半壁蒼苔；但是如果僅僅如此，焦渴的思念完全可以轉換成回鄉的行動。
然而真的回鄉又總是失望，天天萦繞我心頭的這一切原來是這樣的麼？就像在一首激情澎湃的名詩後面突然看到了一幅太逼真的插圖，詩意頓消。
因此，真正的遊子是不大願意回鄉的，即使偶爾回去一下也會很快出走，走在外面又沒完沒了地思念，結果終于傻傻地問自己家鄉究竟在哪裡。
據說李白登黃鶴樓時看到了崔颢題在樓壁上的這首詩很為贊賞，認為既然有了這樣的詩，自己也就用不着寫了。
我覺得，高傲的李白假如真的看上了這首詩，一定不在于其它方面，而在于這種站在高處自問家鄉何在的迷茫心态。
因為在這一點上，李白深有共鳴。
隻要是稍識文墨的中國人大概沒有不會背李白“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這首詩的，一背幾十年大家都成了殷切的思鄉者。
但李白的家鄉在哪裡呢？沒有認真去想過。
“文化大革命”中幾乎完全沒書看的那幾年，突然出了一本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趕快找來看，郭沫若對杜甫的批判和嘲弄是很少有人能接受的，但他對李白籍貫和出生地的詳盡考證，卻使我惆怅萬分。
郭沫若考定李白的出生地西域碎葉是在蘇聯的一個地方，書籍出版時中蘇關系正緊張着，因此顯得更遙遠、更隔膜，幾乎是在另一個世界。
李白看罷明月低下頭去思念的竟是那個地方嗎？ 奇怪的是，這位寫下中華第一思鄉詩的詩人總也不回故鄉。
是忙嗎？不是，他一生都在旅行，也沒有承擔多少推卸不了的要務，回鄉并不太難，但他卻老是找陌生的路去跋涉。
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一條路直通故鄉，一條路伸向異鄉，李白或許會猶豫片刻，但狠狠心還是走了第二條路。
日本學者松浦友久說李白一生要努力使自己處于“置身異鄉”的體驗之中，因此成了一個不停步的流浪者，我看說得很有道理。
置身異鄉的體驗非常獨特。
乍一看，置身異鄉所接觸的全是陌生的東西，原先的自我一定會越來越脆弱，甚至會被異鄉同化掉，其實事情遠非如此簡單。
異己的一切會從反面、側面誘發出有關自己的思想，異鄉的山水更會讓人聯想到自己生命的起點，因此越是置身異鄉越會勾起濃濃的鄉愁。
鄉愁越濃越不敢回去，越不敢回去越願意把自己和故鄉連在一起－－簡直成了一種可怖的循環，結果，一生都避着故鄉旅行，避一路，想一路。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
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蘭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你看，隻有徹底醉倒他纔會丢掉異鄉感，而表面上，他已四海為家。
我想，諸般人生況味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就是異鄉體驗與故鄉意識的深刻交糅，漂泊欲念與回歸意識的相輔相成。
這一況味，跨國界而越古今，作為一個永遠充滿魅力的人生悖論而讓人品咂不盡。
前兩年著名導演潘小揚拍攝艾蕪的《南行記》，最讓我動心的鏡頭是艾蕪老人自己的出場。
老人曾以自己艱辛瑰麗的遠行記述震動中國文壇，而在鏡頭上他已被年歲折磨得滿臉憔悴，表情漠然地坐在輪椅上。
畫面外歌聲響起，大意是：媽媽，我還要遠行，世上沒有比遠行更讓人銷魂。
這是老人在心底呼喊嗎？他已不能行走，事實上那時已接近他生命的終點，但在這歌聲中他的眼睛突然發亮，而且顫動欲淚。
他昂然擡起頭來，饑渴地注視着遠方。
一切遠行者的出發點總是與媽媽告别，走得再遠也一直心存一個媽媽，一路上暗暗地請媽媽原諒，而他們的終點則是衰老，不管是否落腳于真正的故鄉。
他們的媽媽當然已經不在，因此歸來的遠行者從一種孤兒變成了另一種孤兒。
這樣的回歸畢竟是凄楚的，無奈衰老的身體使他們無法再度出走，隻能向冥冥中的媽媽表述這種願望。
暮年的老者呼喊媽媽是不能不讓人動容的，一生呼喊道盡了回歸也道盡了漂泊。
不久前讀到冰心老人的一篇短小散文，題目就叫《我的家在哪裡》。
這位九十四歲高齡的老作家最早也是以一個遠行者的形象受到廣大讀者關注的，她周遊世界，曾在許多不同國家不同城市居住，最後在北京定居，可真正稱得上一個“不知何處是他鄉”的放達之人了。
但是，老人這些年來在夢中常常不經意地出現回家的情節，回哪裡的家呢？照理，一個女性在自己成了家庭主婦、有了完整的家庭意識後的家纔是真正的家，冰心老人在夢中完全應該回到成年後安家的任何一個門庭，不管它在哪座城市；然而奇怪的是，她在夢中每次遇到要回家的場跋回的總是少女時代的那個家。
一個走了整整一個世紀的圈子終于回到了原地，白發老人與天真少女融成了一體。
那麼，冰心老人的這些回家夢是否從根本上否定了她一生的漂泊旅程呢？當然不是。
如果冰心老人始終沒離開過早年的那個家，那麼今天的回家夢也就失去了任何意義。
在一般意義上，家是一種生活；在深刻意義上，家是一種思念。
隻有遠行者纔有對家的殷切思念，因此隻有遠行者纔有深刻意義上的家。
艾蕪心底的歌，冰心夢中的家，雖然走向不同卻遙相呼應。
都是世紀老人，都有藝術家的良好感覺，人生旅程的大結構真是被他們概括盡了。
無論是李白、崔颢，還是冰心、艾蕪，他們都是很能寫的人，可以讓我們憑借着他們的詩文來談論，而實際上，許多更強烈的漂泊感受和思鄉情結是難于言表的，隻能靠一顆小小的心髒去滿滿地體驗，當這顆心髒停止跳動，這一切也就杳不可尋，也許失落在海濤間，也許掩埋在叢林裡，也許凝于異國他鄉一棟陳舊樓房的窗戶中。
因此，從總體而言，這是一首無言的史詩。
中國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會變動都會帶來許多人的遷徙和遠行，或義無反顧，或無可奈何，但最終都會進入這首無言的史詩，哽哽咽咽又回腸蕩氣。
你看現在中國各地哪怕是再僻遠角落，也會有遠道趕來的白發華僑怆然飲泣，匆匆來了又匆匆走了，不會不來又不會把家搬回來，他們不說理由也不向自己追問理由，抹幹眼淚又須發飄飄地走向遠方。
二 我的家鄉是浙江省餘姚縣橋頭鄉車頭村，我在那裡出生、長大、讀書，直到小學畢業離開。
十幾年前，這個鄉劃給了慈溪縣，因此我就不知如何來稱呼家鄉的地名了。
在各種表格上填籍貫的時候總要提筆思忖片刻，十分為難。
有時想，應該以我在那兒的時候為準，于是填了餘姚；但有時又想，這樣填了，有人到現今的餘姚地圖上去查橋頭鄉卻又查不到，很是麻煩，于是又填了慈溪。
當然也可以如實地填上『原屬餘姚，今屬慈溪”之類，但一般表格籍貫欄擠不下那麼多字，即使擠得下，自己寫着也氣悶：怎麼連自己是哪兒人這麼一個簡單問題，都答得如此支支吾吾、暧昧不清！ 我不想過多地責怪改動行動區劃的官員，他們一定也有自己的道理。
但他們可能不知道，這種改動對四方遊子帶來的迷惘是難于估計的。
就像遠飛的燕子，當它們随着季節在山南海北繞了一大圈回來的時候，屋梁上的鳥巢還在，但屋宇的主人變了，屋宇的結構也變了，它們隻能唧唧啾啾地在四周盤旋，盤旋出一個崔颢式的大問号。
其實我比那些燕子還要恓惶，因為連舊年的巢也找不到了。
我出生和長大的房屋早已賣掉，村子裡也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親戚，如果像我現在這個樣子回去，誰也不會認識我
”看來崔颢是在黃昏時分登上黃鶴樓的，孤零零一個人，突然産生了一種強烈的被遺棄感。
被誰遺棄？不是被什麼人，而是被時間和空間。
在時間上，古人飄然遠去不再回來，空留白雲千載；在空間上，眼下雖有晴川沙洲、茂樹芳草，而我的家鄉在哪裡呢？ 崔颢的家鄉在河南開封，離黃鶴樓有點遠又不太遠，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那他為什麼還要這樣發問呢？我想任何一個早年離鄉遊子在思念家鄉時都會有一種兩重性：他心中的家鄉既具體又不具體。
具體可具體到一個河灣，幾棵小樹，半壁蒼苔；但是如果僅僅如此，焦渴的思念完全可以轉換成回鄉的行動。
然而真的回鄉又總是失望，天天萦繞我心頭的這一切原來是這樣的麼？就像在一首激情澎湃的名詩後面突然看到了一幅太逼真的插圖，詩意頓消。
因此，真正的遊子是不大願意回鄉的，即使偶爾回去一下也會很快出走，走在外面又沒完沒了地思念，結果終于傻傻地問自己家鄉究竟在哪裡。
據說李白登黃鶴樓時看到了崔颢題在樓壁上的這首詩很為贊賞，認為既然有了這樣的詩，自己也就用不着寫了。
我覺得，高傲的李白假如真的看上了這首詩，一定不在于其它方面，而在于這種站在高處自問家鄉何在的迷茫心态。
因為在這一點上，李白深有共鳴。
隻要是稍識文墨的中國人大概沒有不會背李白“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這首詩的，一背幾十年大家都成了殷切的思鄉者。
但李白的家鄉在哪裡呢？沒有認真去想過。
“文化大革命”中幾乎完全沒書看的那幾年，突然出了一本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趕快找來看，郭沫若對杜甫的批判和嘲弄是很少有人能接受的，但他對李白籍貫和出生地的詳盡考證，卻使我惆怅萬分。
郭沫若考定李白的出生地西域碎葉是在蘇聯的一個地方，書籍出版時中蘇關系正緊張着，因此顯得更遙遠、更隔膜，幾乎是在另一個世界。
李白看罷明月低下頭去思念的竟是那個地方嗎？ 奇怪的是，這位寫下中華第一思鄉詩的詩人總也不回故鄉。
是忙嗎？不是，他一生都在旅行，也沒有承擔多少推卸不了的要務，回鄉并不太難，但他卻老是找陌生的路去跋涉。
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一條路直通故鄉，一條路伸向異鄉，李白或許會猶豫片刻，但狠狠心還是走了第二條路。
日本學者松浦友久說李白一生要努力使自己處于“置身異鄉”的體驗之中，因此成了一個不停步的流浪者，我看說得很有道理。
置身異鄉的體驗非常獨特。
乍一看，置身異鄉所接觸的全是陌生的東西，原先的自我一定會越來越脆弱，甚至會被異鄉同化掉，其實事情遠非如此簡單。
異己的一切會從反面、側面誘發出有關自己的思想，異鄉的山水更會讓人聯想到自己生命的起點，因此越是置身異鄉越會勾起濃濃的鄉愁。
鄉愁越濃越不敢回去，越不敢回去越願意把自己和故鄉連在一起－－簡直成了一種可怖的循環，結果，一生都避着故鄉旅行，避一路，想一路。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
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蘭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你看，隻有徹底醉倒他纔會丢掉異鄉感，而表面上，他已四海為家。
我想，諸般人生況味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就是異鄉體驗與故鄉意識的深刻交糅，漂泊欲念與回歸意識的相輔相成。
這一況味，跨國界而越古今，作為一個永遠充滿魅力的人生悖論而讓人品咂不盡。
前兩年著名導演潘小揚拍攝艾蕪的《南行記》，最讓我動心的鏡頭是艾蕪老人自己的出場。
老人曾以自己艱辛瑰麗的遠行記述震動中國文壇，而在鏡頭上他已被年歲折磨得滿臉憔悴，表情漠然地坐在輪椅上。
畫面外歌聲響起，大意是：媽媽，我還要遠行，世上沒有比遠行更讓人銷魂。
這是老人在心底呼喊嗎？他已不能行走，事實上那時已接近他生命的終點，但在這歌聲中他的眼睛突然發亮，而且顫動欲淚。
他昂然擡起頭來，饑渴地注視着遠方。
一切遠行者的出發點總是與媽媽告别，走得再遠也一直心存一個媽媽，一路上暗暗地請媽媽原諒，而他們的終點則是衰老，不管是否落腳于真正的故鄉。
他們的媽媽當然已經不在，因此歸來的遠行者從一種孤兒變成了另一種孤兒。
這樣的回歸畢竟是凄楚的，無奈衰老的身體使他們無法再度出走，隻能向冥冥中的媽媽表述這種願望。
暮年的老者呼喊媽媽是不能不讓人動容的，一生呼喊道盡了回歸也道盡了漂泊。
不久前讀到冰心老人的一篇短小散文，題目就叫《我的家在哪裡》。
這位九十四歲高齡的老作家最早也是以一個遠行者的形象受到廣大讀者關注的，她周遊世界，曾在許多不同國家不同城市居住，最後在北京定居，可真正稱得上一個“不知何處是他鄉”的放達之人了。
但是，老人這些年來在夢中常常不經意地出現回家的情節，回哪裡的家呢？照理，一個女性在自己成了家庭主婦、有了完整的家庭意識後的家纔是真正的家，冰心老人在夢中完全應該回到成年後安家的任何一個門庭，不管它在哪座城市；然而奇怪的是，她在夢中每次遇到要回家的場跋回的總是少女時代的那個家。
一個走了整整一個世紀的圈子終于回到了原地，白發老人與天真少女融成了一體。
那麼，冰心老人的這些回家夢是否從根本上否定了她一生的漂泊旅程呢？當然不是。
如果冰心老人始終沒離開過早年的那個家，那麼今天的回家夢也就失去了任何意義。
在一般意義上，家是一種生活；在深刻意義上，家是一種思念。
隻有遠行者纔有對家的殷切思念，因此隻有遠行者纔有深刻意義上的家。
艾蕪心底的歌，冰心夢中的家，雖然走向不同卻遙相呼應。
都是世紀老人，都有藝術家的良好感覺，人生旅程的大結構真是被他們概括盡了。
無論是李白、崔颢，還是冰心、艾蕪，他們都是很能寫的人，可以讓我們憑借着他們的詩文來談論，而實際上，許多更強烈的漂泊感受和思鄉情結是難于言表的，隻能靠一顆小小的心髒去滿滿地體驗，當這顆心髒停止跳動，這一切也就杳不可尋，也許失落在海濤間，也許掩埋在叢林裡，也許凝于異國他鄉一棟陳舊樓房的窗戶中。
因此，從總體而言，這是一首無言的史詩。
中國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會變動都會帶來許多人的遷徙和遠行，或義無反顧，或無可奈何，但最終都會進入這首無言的史詩，哽哽咽咽又回腸蕩氣。
你看現在中國各地哪怕是再僻遠角落，也會有遠道趕來的白發華僑怆然飲泣，匆匆來了又匆匆走了，不會不來又不會把家搬回來，他們不說理由也不向自己追問理由，抹幹眼淚又須發飄飄地走向遠方。
二 我的家鄉是浙江省餘姚縣橋頭鄉車頭村，我在那裡出生、長大、讀書，直到小學畢業離開。
十幾年前，這個鄉劃給了慈溪縣，因此我就不知如何來稱呼家鄉的地名了。
在各種表格上填籍貫的時候總要提筆思忖片刻，十分為難。
有時想，應該以我在那兒的時候為準，于是填了餘姚；但有時又想，這樣填了，有人到現今的餘姚地圖上去查橋頭鄉卻又查不到，很是麻煩，于是又填了慈溪。
當然也可以如實地填上『原屬餘姚，今屬慈溪”之類，但一般表格籍貫欄擠不下那麼多字，即使擠得下，自己寫着也氣悶：怎麼連自己是哪兒人這麼一個簡單問題，都答得如此支支吾吾、暧昧不清！ 我不想過多地責怪改動行動區劃的官員，他們一定也有自己的道理。
但他們可能不知道，這種改動對四方遊子帶來的迷惘是難于估計的。
就像遠飛的燕子，當它們随着季節在山南海北繞了一大圈回來的時候，屋梁上的鳥巢還在，但屋宇的主人變了，屋宇的結構也變了，它們隻能唧唧啾啾地在四周盤旋，盤旋出一個崔颢式的大問号。
其實我比那些燕子還要恓惶，因為連舊年的巢也找不到了。
我出生和長大的房屋早已賣掉，村子裡也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親戚，如果像我現在這個樣子回去，誰也不會認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