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愧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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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在山西境内旅行的時候，一直抱着一種慚愧的心情。
長期以來，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國特别貧困的省份之一，而且從來沒有對這種看法産生過懷疑。
也許與那首動人的民歌《走西口》有關吧，《走西口》山西、陝西都唱，大體是指離開家鄉到“口外”去謀生，如果日子過得下去，為什麼要一把眼淚一把哀歎地背景離鄉呢？也許還受到了趙樹理和其它被稱之為“山藥蛋派”作家群的感染，他們對山西人民貧窮的反抗的描寫，以一種樸素的感性力量讓人難以忘懷。
當然，最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還是山西東部那個叫做大寨的著名村莊，它一度被當做中國農村的縮影，那是過份了，但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心目中它作為山西的縮影卻是毋庸置疑的。
滿臉的皺紋，沉重的镢頭，貧瘠的山頭上開出了整齊的梯田，起早摸黑地種下了一排排玉米……最大的艱苦連接着最低的消費，憨厚的大寨人沒有怨言，他們無法想象除了反複折騰腳下的泥土外還有什麼其它過日子的方式，而對這些幹燥灰黃的泥土又能有什麼過高的要求呢？ 直到今天，我們都沒有資格去輕薄地嘲笑這些天底下最老實、最忠厚的農民。
但是，當這個山村突然成了全國朝拜的對象，不遠千裡而來的參觀學習隊伍浩浩蕩蕩地擠滿山路的時候，我們就不能不在形式主義的大熱鬧背後去尋找某種深層的蘊涵了。
我覺得，大寨的走紅，是因為它的生态方式不經意地碰撞到了當時不少人心中一種微妙的尺度。
大家并不喜歡貧困，卻又十分擔心富裕。
大家花費幾十年時間參與過的那場社會革命，是以改變貧困為号召的，改變貧困的革命方法是剝奪富裕為了說明這種剝奪的合理性，又必須在邏輯上把富裕和罪惡劃上等号。
結果，既要改變貧困又不敢問津貧困的反面，隻好堵塞一切緻富的可能，消除任何利益的差别，以整齊劃一的艱苦勞動維持住整齊劃一的艱苦生活。
因為不存在富裕，也就不存在貧困的感受，與以前更貧困的日子相比還能獲得某種安慰。
所以也就在心理上消滅了貧困；消滅了貧困又沒有被富裕所腐蝕，不追求富裕卻又想象着一個朦胧的遠景，這就是人們在這個山村中找到的有推廣價值的尺度。
當然，一種封閉環境裡的心理感受，一種經過着力誇張的精神激情，畢竟無法掩蓋事實上的貧困。
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觀學習者們看到了一切，眼圈發紅，半是感動半是同情。
在當時，大寨的名聲比山西還響，山西隻是大寨的陪襯，陪襯出來的是一個同樣的命題：感人的艱苦，驚人的貧困。
直到今天，人們可以淡忘大寨，卻很難磨去這一有關山西的命題。
但是，這一命題是不公平的。
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閱一堆史料的時候發現了一些使我大吃一驚的事實，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它工作放下，專心緻志地研究起來。
很長一段時間，我查檢了一本又一本的書籍，閱讀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終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這樣一個結論：在上一世紀乃至以前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内，中國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區，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紀初，山西，仍是中國堂而皇之的金融貿易中心。
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裡那些比較象樣的金融機構，最高總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遙縣和太谷縣幾條尋常的街道間，這些大城市隻不過是腰纏萬貫的山西商人小試身手的碼頭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許多天文數字可以引證，本文不作經濟史的專門闡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國商業領域，人數最多、資本最厚、散布最廣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國排出最富的家庭和個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業回鄉的各路商家中，攜帶錢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們往常的觀念，富裕必然是少數人殘酷剝削多數人的結果，但事實是，山西商業貿易的發達、豪富人家奢華的消費，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業幅度和整體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裡萬裡間的金融流通過程中獲利的，當時山西城鎮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
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說明了這個問題，１８２２年，文化思想家龔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議》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政治建議，他認為自乾隆末年以來，民風腐敗，國運堪懮，城市中“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因此建議把這種無業人員和河北、河南、山東、陝西、甘肅、江西、福建等省人多地少地區的人民大規模西遷，使之無産變為有産，無業變為有業。
他覺得内地隻有兩個地方可以不考慮（“毋庸議”），一是江浙一帶，那裡的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長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号稱海内最富，土著者不願徙，毋庸議。
（《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版１０６頁） 龔自珍這裡所指的不僅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長的山西百姓，他們都會因“海内最富”而不願遷徙，龔自珍覺得天經地義。
其實，細細回想起來，即便在我本人有限的所見所聞中，可以驗證山西之富的事例也曾屢屢出現，可惜我把它們忽略了。
便如現在蘇州有一個規模不小的“中國戲曲博物館”，我多次陪外國藝術家去參觀，幾乎每次都讓客人們驚歎不已。
尤其是那個精妙絕倫的戲台和演出場所，連貝聿銘這樣的國際建築大師都視為奇迹，但整個博物館的原址卻是“三晉會館”，即山西人到蘇州來做生意時的一個聚會場所。
說起來蘇州也算富庶繁華的了，沒想到山西人輕輕松松來蓋了一個會館就把風光占盡。
要找一個南方戲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為文物永久保存，找來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個臨時俱樂部裡找到了。
記得當時我也曾為此發了一陣呆，卻沒有往下細想。
又如翻閱宋氏三姐妹的多種傳記，總會讀到宋霭齡到丈夫孔祥熙家鄉去的描寫，于是知道孔祥熙這位國民政府的财政部長也正是從山西太谷縣走出來的。
美國人羅比·尤恩森寫的那本傳記中說：“霭齡坐在一頂十六個農民擡着的轎子裡，孔祥熙則騎着馬，但是，使這位新娘大為吃驚的是，在這次艱苦的旅行結束時，她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聞的最奢侈的生活。
……因為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谷，所以這裡常常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
”我初讀這本傳記時也一定會在這些段落間稍稍停留，卻也沒有進一步去琢磨讓宋霭齡這樣的人物吃驚、被美國傳記作家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意味着什麼。
看來，山西之富在我們上一輩人的心目中一定是世所共知的常識，我對山西的誤解完全是出于對曆史的無知。
唯一可以原諒的是，在我們這一輩，産生這種誤解的遠不止我一人。
誤解容易消除，原因卻深可玩味。
我一直認為，這裡包含着我和我的同輩人在社會經濟觀念上的一大缺漏，一大偏頗，亟須從根子上進行彌補和矯正。
因此好些年來，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期待着一次山西之行。
記得在複旦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學校演講時總有學生問我下一步最想考察的課題是什麼，我總是提到清代的山西商人。
二 我終于來到了山西，為了平定一下慌亂的心情，與接待我的主人、山西電視台台長陸嘉生先生和該台的文藝部主任李保彤先生商量好，先把一些著名的常規景點遊覽完，最後再鄭重其事地逼近我心頭埋藏的那個大問号。
我的問号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們陪着我在太原一家家書店的角角落落尋找有關資料。
黃鑒晖先生所著的《山西票号史》是我自己在一個書架的底層找到的，而那部洋洋一百二十餘萬言、包羅着大量賬單報表的大開本《山西票号史料》則是一直為我開車的司機李俊文先生從一家書店的庫房裡挖出來的，連他，也因每天聽我在車上講這講那，知道了我的需要。
待到數據搜集得差不多，我就在電視編導章文濤先生、歌唱家單秀榮女士等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驅車向平遙和祁縣出發了。
在山西最紅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會太原，而是在平遙、祁縣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遙為最。
章文濤先生在車上笑着
長期以來，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國特别貧困的省份之一，而且從來沒有對這種看法産生過懷疑。
也許與那首動人的民歌《走西口》有關吧，《走西口》山西、陝西都唱，大體是指離開家鄉到“口外”去謀生，如果日子過得下去，為什麼要一把眼淚一把哀歎地背景離鄉呢？也許還受到了趙樹理和其它被稱之為“山藥蛋派”作家群的感染，他們對山西人民貧窮的反抗的描寫，以一種樸素的感性力量讓人難以忘懷。
當然，最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還是山西東部那個叫做大寨的著名村莊，它一度被當做中國農村的縮影，那是過份了，但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心目中它作為山西的縮影卻是毋庸置疑的。
滿臉的皺紋，沉重的镢頭，貧瘠的山頭上開出了整齊的梯田，起早摸黑地種下了一排排玉米……最大的艱苦連接着最低的消費，憨厚的大寨人沒有怨言，他們無法想象除了反複折騰腳下的泥土外還有什麼其它過日子的方式，而對這些幹燥灰黃的泥土又能有什麼過高的要求呢？ 直到今天，我們都沒有資格去輕薄地嘲笑這些天底下最老實、最忠厚的農民。
但是，當這個山村突然成了全國朝拜的對象，不遠千裡而來的參觀學習隊伍浩浩蕩蕩地擠滿山路的時候，我們就不能不在形式主義的大熱鬧背後去尋找某種深層的蘊涵了。
我覺得，大寨的走紅，是因為它的生态方式不經意地碰撞到了當時不少人心中一種微妙的尺度。
大家并不喜歡貧困，卻又十分擔心富裕。
大家花費幾十年時間參與過的那場社會革命，是以改變貧困為号召的，改變貧困的革命方法是剝奪富裕為了說明這種剝奪的合理性，又必須在邏輯上把富裕和罪惡劃上等号。
結果，既要改變貧困又不敢問津貧困的反面，隻好堵塞一切緻富的可能，消除任何利益的差别，以整齊劃一的艱苦勞動維持住整齊劃一的艱苦生活。
因為不存在富裕，也就不存在貧困的感受，與以前更貧困的日子相比還能獲得某種安慰。
所以也就在心理上消滅了貧困；消滅了貧困又沒有被富裕所腐蝕，不追求富裕卻又想象着一個朦胧的遠景，這就是人們在這個山村中找到的有推廣價值的尺度。
當然，一種封閉環境裡的心理感受，一種經過着力誇張的精神激情，畢竟無法掩蓋事實上的貧困。
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觀學習者們看到了一切，眼圈發紅，半是感動半是同情。
在當時，大寨的名聲比山西還響，山西隻是大寨的陪襯，陪襯出來的是一個同樣的命題：感人的艱苦，驚人的貧困。
直到今天，人們可以淡忘大寨，卻很難磨去這一有關山西的命題。
但是，這一命題是不公平的。
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閱一堆史料的時候發現了一些使我大吃一驚的事實，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它工作放下，專心緻志地研究起來。
很長一段時間，我查檢了一本又一本的書籍，閱讀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終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這樣一個結論：在上一世紀乃至以前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内，中國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區，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紀初，山西，仍是中國堂而皇之的金融貿易中心。
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裡那些比較象樣的金融機構，最高總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遙縣和太谷縣幾條尋常的街道間，這些大城市隻不過是腰纏萬貫的山西商人小試身手的碼頭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許多天文數字可以引證，本文不作經濟史的專門闡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國商業領域，人數最多、資本最厚、散布最廣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國排出最富的家庭和個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業回鄉的各路商家中，攜帶錢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們往常的觀念，富裕必然是少數人殘酷剝削多數人的結果，但事實是，山西商業貿易的發達、豪富人家奢華的消費，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業幅度和整體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裡萬裡間的金融流通過程中獲利的，當時山西城鎮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
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說明了這個問題，１８２２年，文化思想家龔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議》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政治建議，他認為自乾隆末年以來，民風腐敗，國運堪懮，城市中“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因此建議把這種無業人員和河北、河南、山東、陝西、甘肅、江西、福建等省人多地少地區的人民大規模西遷，使之無産變為有産，無業變為有業。
他覺得内地隻有兩個地方可以不考慮（“毋庸議”），一是江浙一帶，那裡的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長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号稱海内最富，土著者不願徙，毋庸議。
（《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版１０６頁） 龔自珍這裡所指的不僅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長的山西百姓，他們都會因“海内最富”而不願遷徙，龔自珍覺得天經地義。
其實，細細回想起來，即便在我本人有限的所見所聞中，可以驗證山西之富的事例也曾屢屢出現，可惜我把它們忽略了。
便如現在蘇州有一個規模不小的“中國戲曲博物館”，我多次陪外國藝術家去參觀，幾乎每次都讓客人們驚歎不已。
尤其是那個精妙絕倫的戲台和演出場所，連貝聿銘這樣的國際建築大師都視為奇迹，但整個博物館的原址卻是“三晉會館”，即山西人到蘇州來做生意時的一個聚會場所。
說起來蘇州也算富庶繁華的了，沒想到山西人輕輕松松來蓋了一個會館就把風光占盡。
要找一個南方戲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為文物永久保存，找來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個臨時俱樂部裡找到了。
記得當時我也曾為此發了一陣呆，卻沒有往下細想。
又如翻閱宋氏三姐妹的多種傳記，總會讀到宋霭齡到丈夫孔祥熙家鄉去的描寫，于是知道孔祥熙這位國民政府的财政部長也正是從山西太谷縣走出來的。
美國人羅比·尤恩森寫的那本傳記中說：“霭齡坐在一頂十六個農民擡着的轎子裡，孔祥熙則騎着馬，但是，使這位新娘大為吃驚的是，在這次艱苦的旅行結束時，她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聞的最奢侈的生活。
……因為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谷，所以這裡常常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
”我初讀這本傳記時也一定會在這些段落間稍稍停留，卻也沒有進一步去琢磨讓宋霭齡這樣的人物吃驚、被美國傳記作家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意味着什麼。
看來，山西之富在我們上一輩人的心目中一定是世所共知的常識，我對山西的誤解完全是出于對曆史的無知。
唯一可以原諒的是，在我們這一輩，産生這種誤解的遠不止我一人。
誤解容易消除，原因卻深可玩味。
我一直認為，這裡包含着我和我的同輩人在社會經濟觀念上的一大缺漏，一大偏頗，亟須從根子上進行彌補和矯正。
因此好些年來，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期待着一次山西之行。
記得在複旦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學校演講時總有學生問我下一步最想考察的課題是什麼，我總是提到清代的山西商人。
二 我終于來到了山西，為了平定一下慌亂的心情，與接待我的主人、山西電視台台長陸嘉生先生和該台的文藝部主任李保彤先生商量好，先把一些著名的常規景點遊覽完，最後再鄭重其事地逼近我心頭埋藏的那個大問号。
我的問号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們陪着我在太原一家家書店的角角落落尋找有關資料。
黃鑒晖先生所著的《山西票号史》是我自己在一個書架的底層找到的，而那部洋洋一百二十餘萬言、包羅着大量賬單報表的大開本《山西票号史料》則是一直為我開車的司機李俊文先生從一家書店的庫房裡挖出來的，連他，也因每天聽我在車上講這講那，知道了我的需要。
待到數據搜集得差不多，我就在電視編導章文濤先生、歌唱家單秀榮女士等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驅車向平遙和祁縣出發了。
在山西最紅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會太原，而是在平遙、祁縣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遙為最。
章文濤先生在車上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