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愧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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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說，雖然全車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但這次旅行的向導應該是我，原因隻在于我讀過一些史料。
連“向導”也是第一次來，那麼這種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種尋找。
我知道，首先該找的是平遙西大街上中國第一家專營異地彙兌和存、放款業務的“票号”——大名鼎鼎的“日升昌”的舊址。
這是今天中國大地上各式銀行的“鄉下祖父”，也是中國金融發展史上一個裡程碑所在。
聽我說罷，大家就對西大街上每一個門庭仔細打量起來。
這一打量不要緊，纔兩三家，我們就已被一種從未領略過的氣勢所壓倒。
這實在是一條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連不斷，森然的高牆緊密呼應，經過一二百年的風風雨雨，處處已顯出蒼老，但蒼老而風骨猶在，竟然沒有太多的破敗感和潦倒感。
許多與之年歲仿佛的文化宅第早已傾坍，而這些商用建築卻依然虎虎有生氣，這使我聯想到文士和商人的差别，從一般意義上說，後者的生命活力是否真的要大一些呢？街道并不寬，每個體面門庭的花崗岩門坎上都有兩道很深的車轍印佰，可以想見當日這條街道上是如何車水馬龍的熱鬧。
這些車馬來自全國各地，馱載着金錢馱載着風險馱載着驕傲，馱載着九州島的風谷和方言，馱載出一個南來北往經濟血脈的大流暢。
西大街上每一個象樣的門庭我們都走進去了，乍一看都像是氣吞海内的日升昌，仔細一打聽又都不是，直到最後看到平遙縣文物局立的一塊說明牌，纔認定日升昌的真正舊址。
一個機關占用着，但房屋結構基本保持原樣，甚至連當年的匾額對聯還靜靜地懸挂着，我站在這個院子裡凝神遙想，就是這兒，在幾個聰明的山西人的指揮下，古老的中國終于有了一種專業化、網絡化的貨币彙兌機制，南北大地終于卸下了實銀運送的沉重負擔而實現了更為輕快的商業流通，商業流通所必需的存款、貸款，又由這個院落大口吞吐。
我知道每一家被我們懷疑成日升昌的門庭當時都在做着近似于日升昌的大文章，不是大票号就是大商行。
如此密麻的金融商業構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務系統來配套，其中包括适合來自全國不同地區商家的旅館業、餐飲業和娛樂業，當年平遙城會繁華到何等程度，我們已約略可以想見。
平心而論，今天的平遙縣城也不算蕭條，但是不少是在莊嚴沈靜的古典建築外部添飾一些五顔六色的現代招牌，與古典建築的原先主人相比，顯得有點浮薄。
我很想找山西省的哪個部門建議，下一個不大的決心，盡力恢複平遙西大街的原貌。
現在全國許多城市都在建造『唐代一條街”、“宋代一條街”之類，那大多是根據曆史記載和想象在依稀遺迹間的重起爐竈，看多了總不大是味道；平遙西大街的恢複就不必如此，因為基本的建築都還保存完好，隻要想洗去那些現代塗抹，便會洗出一條充滿曆史厚度的老街，洗出山西人上一世紀的自豪。
平遙西大街是當年山西商人的工作場所，那他們的生活場所又是怎麼樣的呢？ 離開平遙後我們來到了祁縣的喬家大院，一踏進大門就立即理解了當年宋霭齡女士在長途旅行後大吃一驚的原因。
與我們同行的歌唱家單秀榮女士說：“到這裡我纔真正明白了什麼叫富貴。
”其實單秀榮女士長期居住在北京，見過很多世面，并不孤陋寡聞。
就我而言，全國各地的大宅深院也見得多了，但一進這個宅院，記憶中的諸多名園便立即顯得過于柔雅小氣。
進門一條氣勢宏偉的甬道把整個住宅劃分成好些個獨立的世界，而每個世界都是中國古典建築學中歎為觀止的一流構建。
張藝謀在這裡拍攝了傑出的影片《大紅燈籠高高挂》，那隻是取了其中的一些角落而已。
事實上，喬家大院真正的主人并不是過着影片中那種封閉生活，你隻要在這個宅院中徜徉片刻，便能強烈地領略到一種心胸開闊、敢于馳騁華夏大地的豪邁氣概。
萬裡馳騁收斂成一個宅院，宅院的無數飛檐又指向着無邊無際的雲天。
锺鳴鼎食的巨室不是像榮國府那樣靠着先祖庇蔭而碌碌無為地寄生，恰恰是天天靠着不斷的創業實現着巨大的資金積累和财富滾動。
因此，這個宅院沒有像其它遠年宅院那樣傳遞給我們種種避世感、腐朽感或詭秘感，而是處處呈現出一種心态從容的中國一代巨商的人生風采。
喬家大院吸引着很多現代遊客，人們來參觀建築，更是來領略這種逝去已久的人生風采。
喬家的後人海内外多有散落，他們，是否對前輩的風采也有點陌生了呢？至少我感覺到，喬家大院周圍的喬氏後裔，與他們的前輩已經是山高水遠。
大院打掃得很幹淨，每一個院落的冷僻處都标注着“衛生包幹”的名單，一一看去，大多姓喬，後輩們是前輩宅院的忠實清掃者；至于宅院的大牆之外，無數稱之為“喬家”的小店鋪、小攤販鱗次栉比，在巨商的腳下做着最小的買賣。
喬家，隻是當年從多的山西商家中的一家罷了。
其它商家的後人又怎麼樣了呢？他們能約略猜度自己祖先的風采嗎？ 其實，這是一個超越家族範疇的共同曆史課題。
這些年來，連我這個江南人也經常懸想：創建了“海内最富”奇迹的人們，你們究竟是何等樣人，是怎麼走進曆史又從曆史中消失的呢？我隻有在《山西票号史料》中看到過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日生昌票号門外，為了拍照，端然站立着兩個白色衣衫的年長男人，意态平靜，似笑非笑，這就是你們嗎？ 三 在一頁頁陳年的賬單報表間，我很難把他們切實抓住。
能夠有把握作出判斷的隻是，山西商人緻富，既不是由于自然條件優越，又不是由于祖輩的世襲遺贈。
他們無一不是經曆過一場超越環境、超越家世的嚴酷搏鬥，纔一步步走向成功的。
山西平遙、祁縣、太谷一帶，自然條件并不好，也沒有太多的物産。
查一查地圖就知道，它們其實離我們的大寨并不遠。
經商的洪流從這裡卷起，重要的原因恰恰在于這一帶客觀環境欠佳。
萬曆《汾州府志》卷二記載：“平遙縣地瘠薄，氣剛勁，人多織耕少。
” 乾隆《太谷縣志》卷三說太谷縣“民多而田少，竭豐年之谷，不足供兩月。
故耕種之外，鹹善謀生，跋涉數千裡率以為常。
土俗殷富，實由此焉”。
讀了這些疏疏落落的官方記述，我不禁對山西商人深深地敬佩起來。
家鄉那麼貧困那麼擁擠，怎麼辦呢？可以你争我奪、蠅營狗苟，可以自甘潦倒、忍饑挨餓，可以埋首終身、聊以糊口，當然，也可以破門入戶、搶掠造反——按照我們所熟悉的曆史觀過去的一切貧困都出自政治原因，因此唯一值得稱頌的道路隻有讓所有的農民都投入政治性的反抗。
但是，在山西這幾個縣，竟然有這麼多農民做出了完全不同于以上任何一條道路的選擇。
他們不甘受苦，卻又毫無政治欲望；他們感覺到了擁擠，卻又不願意傾軋鄉親同胞；他們不相信不勞而獲，卻又不願意将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塊狹小的泥土上灌澆。
他們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鄉之外的遼闊天空，試圖用一個男子漢的強韌筋骨走出另外一條擺脫貧困的大道。
他們幾乎都沒有多少文化，卻向中國古代和現代的人生哲學和曆史觀念，提供了不能忽視的材料。
他們首先選擇的，正是“走西口”。
口外，為數不小的駐防軍隊需要糧秣，大片的土地需要有人耕種；耕種者、軍人和蒙古遊牧部落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期待着一支民間貿易隊伍；塞北的毛皮、呢絨原料是内地貴冑之家的必需品，為商販們留出了很多機會；商事往返的頻繁又呼喚着大量旅舍、客店、飯莊的出現……總而言之，隻要敢于走出去悉心尋求、刻苦努力，口外确實能創造出一塊生氣勃勃的生命空間。
從清代前期開始，山西農民“走西口”的隊伍越來越大，于是我們在本文開頭提到過的那首民歌也就響起在許多村口、路邊：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實在難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門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有話兒留： 走路要走大路口， 人
連“向導”也是第一次來，那麼這種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種尋找。
我知道，首先該找的是平遙西大街上中國第一家專營異地彙兌和存、放款業務的“票号”——大名鼎鼎的“日升昌”的舊址。
這是今天中國大地上各式銀行的“鄉下祖父”，也是中國金融發展史上一個裡程碑所在。
聽我說罷，大家就對西大街上每一個門庭仔細打量起來。
這一打量不要緊，纔兩三家，我們就已被一種從未領略過的氣勢所壓倒。
這實在是一條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連不斷，森然的高牆緊密呼應，經過一二百年的風風雨雨，處處已顯出蒼老，但蒼老而風骨猶在，竟然沒有太多的破敗感和潦倒感。
許多與之年歲仿佛的文化宅第早已傾坍，而這些商用建築卻依然虎虎有生氣，這使我聯想到文士和商人的差别，從一般意義上說，後者的生命活力是否真的要大一些呢？街道并不寬，每個體面門庭的花崗岩門坎上都有兩道很深的車轍印佰，可以想見當日這條街道上是如何車水馬龍的熱鬧。
這些車馬來自全國各地，馱載着金錢馱載着風險馱載着驕傲，馱載着九州島的風谷和方言，馱載出一個南來北往經濟血脈的大流暢。
西大街上每一個象樣的門庭我們都走進去了，乍一看都像是氣吞海内的日升昌，仔細一打聽又都不是，直到最後看到平遙縣文物局立的一塊說明牌，纔認定日升昌的真正舊址。
一個機關占用着，但房屋結構基本保持原樣，甚至連當年的匾額對聯還靜靜地懸挂着，我站在這個院子裡凝神遙想，就是這兒，在幾個聰明的山西人的指揮下，古老的中國終于有了一種專業化、網絡化的貨币彙兌機制，南北大地終于卸下了實銀運送的沉重負擔而實現了更為輕快的商業流通，商業流通所必需的存款、貸款，又由這個院落大口吞吐。
我知道每一家被我們懷疑成日升昌的門庭當時都在做着近似于日升昌的大文章，不是大票号就是大商行。
如此密麻的金融商業構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務系統來配套，其中包括适合來自全國不同地區商家的旅館業、餐飲業和娛樂業，當年平遙城會繁華到何等程度，我們已約略可以想見。
平心而論，今天的平遙縣城也不算蕭條，但是不少是在莊嚴沈靜的古典建築外部添飾一些五顔六色的現代招牌，與古典建築的原先主人相比，顯得有點浮薄。
我很想找山西省的哪個部門建議，下一個不大的決心，盡力恢複平遙西大街的原貌。
現在全國許多城市都在建造『唐代一條街”、“宋代一條街”之類，那大多是根據曆
平遙西大街是當年山西商人的工作場所，那他們的生活場所又是怎麼樣的呢？ 離開平遙後我們來到了祁縣的喬家大院，一踏進大門就立即理解了當年宋霭齡女士在長途旅行後大吃一驚的原因。
與我們同行的歌唱家單秀榮女士說：“到這裡我纔真正明白了什麼叫富貴。
”其實單秀榮女士長期居住在北京，見過很多世面，并不孤陋寡聞。
就我而言，全國各地的大宅深院也見得多了，但一進這個宅院，記憶中的諸多名園便立即顯得過于柔雅小氣。
進門一條氣勢宏偉的甬道把整個住宅劃分成好些個獨立的世界，而每個世界都是中國古典建築學中歎為觀止的一流構建。
張藝謀在這裡拍攝了傑出的影片《大紅燈籠高高挂》，那隻是取了其中的一些角落而已。
事實上，喬家大院真正的主人并不是過着影片中那種封閉生活，你隻要在這個宅院中徜徉片刻，便能強烈地領略到一種心胸開闊、敢于馳騁華夏大地的豪邁氣概。
萬裡馳騁收斂成一個宅院，宅院的無數飛檐又指向着無邊無際的雲天。
锺鳴鼎食的巨室不是像榮國府那樣靠着先祖庇蔭而碌碌無為地寄生，恰恰是天天靠着不斷的創業實現着巨大的資金積累和财富滾動。
因此，這個宅院沒有像其它遠年宅院那樣傳遞給我們種種避世感、腐朽感或詭秘感，而是處處呈現出一種心态從容的中國一代巨商的人生風采。
喬家大院吸引着很多現代遊客，人們來參觀建築，更是來領略這種逝去已久的人生風采。
喬家的後人海内外多有散落，他們，是否對前輩的風采也有點陌生了呢？至少我感覺到，喬家大院周圍的喬氏後裔，與他們的前輩已經是山高水遠。
大院打掃得很幹淨，每一個院落的冷僻處都标注着“衛生包幹”的名單，一一看去，大多姓喬，後輩們是前輩宅院的忠實清掃者；至于宅院的大牆之外，無數稱之為“喬家”的小店鋪、小攤販鱗次栉比，在巨商的腳下做着最小的買賣。
喬家，隻是當年從多的山西商家中的一家罷了。
其它商家的後人又怎麼樣了呢？他們能約略猜度自己祖先的風采嗎？ 其實，這是一個超越家族範疇的共同曆史課題。
這些年來，連我這個江南人也經常懸想：創建了“海内最富”奇迹的人們，你們究竟是何等樣人，是怎麼走進曆史又從曆史中消失的呢？我隻有在《山西票号史料》中看到過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日生昌票号門外，為了拍照，端然站立着兩個白色衣衫的年長男人，意态平靜，似笑非笑，這就是你們嗎？ 三 在一頁頁陳年的賬單報表間，我很難把他們切實抓住。
能夠有把握作出判斷的隻是，山西商人緻富，既不是由于自然條件優越，又不是由于祖輩的世襲遺贈。
他們無一不是經曆過一場超越環境、超越家世的嚴酷搏鬥，纔一步步走向成功的。
山西平遙、祁縣、太谷一帶，自然條件并不好，也沒有太多的物産。
查一查地圖就知道，它們其實離我們的大寨并不遠。
經商的洪流從這裡卷起，重要的原因恰恰在于這一帶客觀環境欠佳。
萬曆《汾州府志》卷二記載：“平遙縣地瘠薄，氣剛勁，人多織耕少。
” 乾隆《太谷縣志》卷三說太谷縣“民多而田少，竭豐年之谷，不足供兩月。
故耕種之外，鹹善謀生，跋涉數千裡率以為常。
土俗殷富，實由此焉”。
讀了這些疏疏落落的官方記述，我不禁對山西商人深深地敬佩起來。
家鄉那麼貧困那麼擁擠，怎麼辦呢？可以你争我奪、蠅營狗苟，可以自甘潦倒、忍饑挨餓，可以埋首終身、聊以糊口，當然，也可以破門入戶、搶掠造反——按照我們所熟悉的曆史觀過去的一切貧困都出自政治原因，因此唯一值得稱頌的道路隻有讓所有的農民都投入政治性的反抗。
但是，在山西這幾個縣，竟然有這麼多農民做出了完全不同于以上任何一條道路的選擇。
他們不甘受苦，卻又毫無政治欲望；他們感覺到了擁擠，卻又不願意傾軋鄉親同胞；他們不相信不勞而獲，卻又不願意将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塊狹小的泥土上灌澆。
他們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鄉之外的遼闊天空，試圖用一個男子漢的強韌筋骨走出另外一條擺脫貧困的大道。
他們幾乎都沒有多少文化，卻向中國古代和現代的人生哲學和曆史觀念，提供了不能忽視的材料。
他們首先選擇的，正是“走西口”。
口外，為數不小的駐防軍隊需要糧秣，大片的土地需要有人耕種；耕種者、軍人和蒙古遊牧部落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期待着一支民間貿易隊伍；塞北的毛皮、呢絨原料是内地貴冑之家的必需品，為商販們留出了很多機會；商事往返的頻繁又呼喚着大量旅舍、客店、飯莊的出現……總而言之，隻要敢于走出去悉心尋求、刻苦努力，口外确實能創造出一塊生氣勃勃的生命空間。
從清代前期開始，山西農民“走西口”的隊伍越來越大，于是我們在本文開頭提到過的那首民歌也就響起在許多村口、路邊：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實在難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門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有話兒留： 走路要走大路口，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