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愧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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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多來解懮愁。
緊緊拉着哥哥的手， 汪汪淚水撲瀝瀝地流。
隻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隻盼哥哥早回家門口。
…… 我懷疑我們以前對這首民歌的理解過于浮淺了。
我懷疑我們到今天也未必有理由用憐憫、同情的目光去俯視這一對對年輕夫妻的哀傷離别。
聽聽這些多情的的歌詞就可明白，遠行的男子在家鄉并不孤苦伶仃，他們不管是否成家，都有一份強烈的愛戀，都有一個足可生死以之的伴侶，他們本可以過一種艱辛卻很溫馨的日子了此一生的，但他們還是狠狠心踏出了家門，而他們的戀人竟然也都能理解，把綿綿的戀情從小屋裡釋放出來，交付給朔北大漠。
哭是哭了，唱是唱了，走還是走了。
我相信，那些多情女子在大路邊滴下的眼淚，為山西終成“海内最富”的局面播下了最初的種子。
這不是臆想。
你看乾隆初年山西“走西口”的隊伍中，正擠着一個來自祁縣喬家堡村的貧苦青年農民，他叫喬貴發，來到口外一家當鋪裡當了夥計。
就是這個青年農民，開創了喬家大院的最初家業。
喬貴發和他後代的奮鬥并不僅僅發達了一個家族，他們所開設的“複盛公”商号，奠定了整整一個包頭市的商業基礎，以至出現了這樣一句廣泛流傳的民諺：“先有複盛公後有包頭城。
”誰能想到，那一個個擦一把眼淚便匆忙向口外走去的青年農民，竟然有可能成為一座偌大的城市、一種宏偉的文明的締造者！因此，當我看到山西電視台拍攝的專題片《走西口》以大氣磅礡的交響樂來演奏這首民歌時，不禁熱淚盈眶。
山西人經商當然不僅僅是走西口，到後來，他們東南西北幾乎無所不往了。
由走西口到闖蕩全中國，多少山西人一生都颠簸在漫漫長途中。
當時交通落後、郵遞不便，其間的尋勞和酸楚也實在是說不完、道不盡的。
一個成功者背後隐藏着無數的失敗者，在宏大的财富積累後面，山西人付出了極其昂貴的人生代價。
黃鑒輝先生曾經根據史料記述過乾隆年間一些山西遠行者的心酸故事—— 臨汾縣有一個叫田樹楷的人從小沒有見過父親的面，他出生的時候父親就在外面經商，一直到他長大，父親還沒有回來。
他依稀聽說，父親走的是西北一路，因此就下了一個大決心，到陝西、甘肅一帶苦苦尋找、打聽。
整整找了三年，最後在酒泉街頭遇到一個山西老人，竟是他從未見面的父親； 陽曲縣的商人張瑛外出做生意，整整二十年沒能回家。
他的大兒子張廷材聽說他可能在宜府，便去尋找他，但張廷材去了多年也沒有了音訊。
小兒子張廷楌長大了再去找父親和哥哥，找了一年多誰也沒有找到，自己的盤纏卻用完了，成了乞丐。
在行乞時遇見一個農民似曾相識，仔細一看竟是哥哥，哥哥告訴他，父親的消息已經打聽到了，在張家口賣菜； 交城縣徐學顔的父親遠行關東做生意二十餘年杳無音訊，徐學顔長途跋涉到關東尋找，一直找到吉林省東北端的一個村莊，纔遇到一個鄉親，鄉親告訴他，他父親早已死了七年； …… 不難想象，這一類真實的故事可以沒完沒了地講下去，而一切走西口、闖全國的山西商人，心頭都埋藏着無數這樣的故事。
于是，年輕戀人的歌聲更加凄楚了：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苦在心頭， 這一去要多少時候， 盼你也要白了頭！ 被那麼多失敗者的故事重壓着被戀人凄楚的歌聲拖牽着，山西商人卻越走越遠，他們要走出一個好聽一點的故事，他們邁出的步伐，既悲怆又沈靜。
四 義無返顧的出發，并不一定能到達預想的彼岸，在商業領域尤其如此。
山西商人的全方位成功，與他們良好的整體素質有關。
這種素質，特别适合于大規模的商業活動，因此也可稱之為商業人格。
我接觸的材料不多，隻是朦胧感到，山西商人在人格素質上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十分引人注目—— 其一，坦然從商。
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沒有什麼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
這種心态，在我們中國長久未能普及。
士、農、工、商，是人們心目中的社會定位序列，商人處于末位，雖不無錢财卻地位卑賤，與仕途官場幾乎絕緣。
為此，許多人即便做了商人也竭力打扮成“儒商”，發了财則急忙辦學，讓子弟正正經經做個讀書人。
在這一點上最有趣的是安徽商人，本來徽商也是一支十分強大的商業勢力，完全可與山西商人南北抗衡（由此想到我對安徽也一直有誤會，把它看成是南方的貧困省份，容以後有機會專門說說安徽的事情），但徽州民風又十分重視科舉，使一大批很成功的商人在自己和後代的人生取向上左右為難、進退唯谷。
這種情景在山西沒有出現，小阿子讀幾年書就去學生意了，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
最後連雍正皇帝也認為山西的社會定位序列與别處不同，竟是：第一經商，第二務農，第三行伍，第四讀書（見雍正二年對劉于義奏書的［石朱］批）。
在這種獨特的心理環境中，山西商人對自身職業沒有太多的精神負擔，把商人做純粹了。
其二，目光遠大。
山西商人本來就是背井離鄉的遠行者，因此經商時很少有空間框範，而這正是商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本質差異。
整個中國版圖都在視野之内，談論天南海北就像談論街坊鄰裡，這種在地理空間上的優勢，使山西商人最能發現各個地區在貿易上的強項和弱項，潛力和障礙，然後像下一盤圍棋一樣把它一一走通。
你看，當康熙皇帝開始實行滿蒙友好政府、停息邊陲戰火之後，山西商人反應最早，很快知道自己該幹什麼了，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亞的龐大商隊組建起來，光『大盛魁”的商隊就栓有駱駝十萬頭，這是何等的眼光。
商隊帶出關的商品必須向華北、華中、華南各地采購，因而他們又把整個中國的物産特色和運輸網絡掌握在手中。
又如，清代南方諸商業中以鹽業賺錢最多，但鹽業由政府實行專賣，許可證都捏在兩淮鹽商手上，山西商人本難插足，但他們不着急，隻在兩淮鹽商資金緊缺的時候給予慷慨的借貸，條件是稍稍讓給他們一點鹽業經營權。
久而久之，兩淮鹽業便越來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制。
可見山西商人始終凝視着全國商業大格局，不允許自己在哪個重要塊面上有缺漏，不管這些塊面處地多遠，原先與自己有沒有關系。
人們可以稱贊他們“随機應變”，但對“機”的發現，正由于視野的開闊，目光的敏銳。
當然，最能顯現山西商人目光的莫過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他們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對于商業的重要，于是就把東南西北的金融命脈梳理通暢，穩穩地把自己放在全國民間錢财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
這種種作為，都是大手筆，與投機取巧的小打小鬧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我想，擁有如此的氣概和謀略，大概與三晉文明的深厚蘊藏、表裡山河的自然陶冶有關，我們隻能擡頭仰望了。
其三，講究信義。
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開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結隊成幫的群體行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個人冒險。
隻要稍一涉獵山西的商業史料，便立即會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謂“聯号”。
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鄉鄰，組合成一個有分有合、互通有無的集團勢力，大模大樣地鋪展開去，不僅氣勢壓人，而且呼應靈活、左右逢源，成一種商業大氣候。
其實山西商人即便對聯号系統之外的商家，也會盡力幫襯。
其它商家借了巨款而終于無力償還，借出的商家便大方地一筆勾銷，這樣的事情在山西商人間所在多有，不足為奇。
便如我經常讀到這樣一些史料：有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銀六萬兩，到後來實在還不出了，借入方的老闆就到借出方的老闆那裡磕了個頭，說明困境，借出方的老闆就揮一揮手，算了事了；一個店欠了另一個店千元現洋，還不出，借出店為了照顧借入店的自尊心，就讓它象征性地還了一把斧頭、一個蘿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
山西人機智而不小心眼，厚實而不排他，不願意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棄義，這很可稱之為“大商人心态”，在西方商家中雖
緊緊拉着哥哥的手， 汪汪淚水撲瀝瀝地流。
隻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隻盼哥哥早回家門口。
…… 我懷疑我們以前對這首民歌的理解過于浮淺了。
我懷疑我們到今天也未必有理由用憐憫、同情的目光去俯視這一對對年輕夫妻的哀傷離别。
聽聽這些多情的的歌詞就可明白，遠行的男子在家鄉并不孤苦伶仃，他們不管是否成家，都有一份強烈的愛戀，都有一個足可生死以之的伴侶，他們本可以過一種艱辛卻很溫馨的日子了此一生的，但他們還是狠狠心踏出了家門，而他們的戀人竟然也都能理解，把綿綿的戀情從小屋裡釋放出來，交付給朔北大漠。
哭是哭了，唱是唱了，走還是走了。
我相信，那些多情女子在大路邊滴下的眼淚，為山西終成“海内最富”的局面播下了最初的種子。
這不是臆想。
你看乾隆初年山西“走西口”的隊伍中，正擠着一個來自祁縣喬家堡村的貧苦青年農民，他叫喬貴發，來到口外一家當鋪裡當了夥計。
就是這個青年農民，開創了喬家大院的最初家業。
喬貴發和他後代的奮鬥并不僅僅發達了一個家族，他們所開設的“複盛公”商号，奠定了整整一個包頭市的商業基礎，以至出現了這樣一句廣泛流傳的民諺：“先有複盛公後有包頭城。
”誰能想到，那一個個擦一把眼淚便匆忙向口外走去的青年農民，竟然有可能成為一座偌大的城市、一種宏偉的文明的締造者！因此，當我看到山西電視台拍攝的專題片《走西口》以大氣磅礡的交響樂來演奏這首民歌時，不禁熱淚盈眶。
山西人經商當然不僅僅是走西口，到後來，他們東南西北幾乎無所不往了。
由走西口到闖蕩全中國，多少山西人一生都颠簸在漫漫長途中。
當時交通落後、郵遞不便，其間的尋勞和酸楚也實在是說不完、道不盡的。
一個成功者背後隐藏着無數的失敗者，在宏大的财富積累後面，山西人付出了極其昂貴的人生代價。
黃鑒輝先生曾經根據史料記述過乾隆年間一些山西遠行者的心酸故事—— 臨汾縣有一個叫田樹楷的人從小沒有見過父親的面，他出生的時候父親就在外面經商，一直到他長大，父親還沒有回來。
他依稀聽說，父親走的是西北一路，因此就下了一個大決心，到陝西、甘肅一帶苦苦尋找、打聽。
整整找了三年，最後在酒泉街頭遇到一個山西老人，竟是他從未見面的父親； 陽曲縣的商人張瑛外出做生意，整整二十年沒能回家。
他的大兒子張廷材聽說他可能在宜府，便去尋找他，但張廷材去了多年也沒有了音訊。
小兒子張廷楌長大了再去找父親和哥哥，找了一年多誰也沒有找到，自己的盤纏卻用完了，成了乞丐。
在行乞時遇見一個農民似曾相識，仔細一看竟是哥哥，哥哥告訴他，父親的消息已經打聽到了，在張家口賣菜； 交城縣徐學顔的父親遠行關東做生意二十餘年杳無音訊，徐學顔長途跋涉到關東尋找，一直找到吉林省東北端的一個村莊，纔遇到一個鄉親，鄉親告訴他，他父親早已死了七年； …… 不難想象，這一類真實的故事可以沒完沒了地講下去，而一切走西口、闖全國的山西商人，心頭都埋藏着無數這樣的故事。
于是，年輕戀人的歌聲更加凄楚了：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苦在心頭， 這一去要多少時候， 盼你也要白了頭！ 被那麼多失敗者的故事重壓着被戀人凄楚的歌聲拖牽着，山西商人卻越走越遠，他們要走出一個好聽一點的故事，他們邁出的步伐，既悲怆又沈靜。
四 義無返顧的出發，并不一定能到達預想的彼岸，在商業領域尤其如此。
山西商人的全方位成功，與他們良好的整體素質有關。
這種素質，特别适合于大規模的商業活動，因此也可稱之為商業人格。
我接觸的材料不多，隻是朦胧感到，山西商人在人格素質上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十分引人注目—— 其一，坦然從商。
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沒有什麼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
這種心态，在我們中國長久未能普及。
士、農、工、商，是人們心目中的社會定位序列，商人處于末位，雖不無錢财卻地位卑賤，與仕途官場幾乎絕緣。
為此，許多人即便做了商人也竭力打扮成“儒商”，發了财則急忙辦學，讓子弟正正經經做個讀書人。
在這一點上最有趣的是安徽商人，本來徽商也是一支十分強大的商業勢力，完全可與山西商人南北抗衡（由此想到我對安徽也一直有誤會，把它看成是南方的貧困省份，容以後有機會專門說說安徽的事情），但徽州民風又十分重視科舉，使一大批很成功的商人在自己和後代的人生取向上左右為難、進退唯谷。
這種情景在山西沒有出現，小阿子讀幾年書就去學生意了，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
最後連雍正皇帝也認為山西的社會定位序列與别處不同，竟是：第一經商，第二務農，第三行伍，第四讀書（見雍正二年對劉于義奏書的［石朱］批）。
在這種獨特的心理環境中，山西商人對自身職業沒有太多的精神負擔，把商人做純粹了。
其二，目光遠大。
山西商人本來就是背井離鄉的遠行者，因此經商時很少有空間框範，而這正是商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本質差異。
整個中國版圖都在視野之内，談論天南海北就像談論街坊鄰裡，這種在地理空間上的優勢，使山西商人最能發現各個地區在貿易上的強項和弱項，潛力和障礙，然後像下一盤圍棋一樣把它一一走通。
你看，當康熙皇帝開始實行滿蒙友好政府、停息邊陲戰火之後，山西商人反應最早，很快知道自己該幹什麼了，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亞的龐大商隊組建起來，光『大盛魁”的商隊就栓有駱駝十萬頭，這是何等的眼光。
商隊帶出關的商品必須向華北、華中、華南各地采購，因而他們又把整個中國的物産特色和運輸網絡掌握在手中。
又如，清代南方諸商業中以鹽業賺錢最多，但鹽業由政府實行專賣，許可證都捏在兩淮鹽商手上，山西商人本難插足，但他們不着急，隻在兩淮鹽商資金緊缺的時候給予慷慨的借貸，條件是稍稍讓給他們一點鹽業經營權。
久而久之，兩淮鹽業便越來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制。
可見山西商人始終凝視着全國商業大格局，不允許自己在哪個重要塊面上有缺漏，不管這些塊面處地多遠，原先與自己有沒有關系。
人們可以稱贊他們“随機應變”，但對“機”的發現，正由于視野的開闊，目光的敏銳。
當然，最能顯現山西商人目光的莫過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他們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對于商業的重要，于是就把東南西北的金融命脈梳理通暢，穩穩地把自己放在全國民間錢财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
這種種作為，都是大手筆，與投機取巧的小打小鬧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我想，擁有如此的氣概和謀略，大概與三晉文明的深厚蘊藏、表裡山河的自然陶冶有關，我們隻能擡頭仰望了。
其三，講究信義。
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開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結隊成幫的群體行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個人冒險。
隻要稍一涉獵山西的商業史料，便立即會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謂“聯号”。
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鄉鄰，組合成一個有分有合、互通有無的集團勢力，大模大樣地鋪展開去，不僅氣勢壓人，而且呼應靈活、左右逢源，成一種商業大氣候。
其實山西商人即便對聯号系統之外的商家，也會盡力幫襯。
其它商家借了巨款而終于無力償還，借出的商家便大方地一筆勾銷，這樣的事情在山西商人間所在多有，不足為奇。
便如我經常讀到這樣一些史料：有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銀六萬兩，到後來實在還不出了，借入方的老闆就到借出方的老闆那裡磕了個頭，說明困境，借出方的老闆就揮一揮手，算了事了；一個店欠了另一個店千元現洋，還不出，借出店為了照顧借入店的自尊心，就讓它象征性地還了一把斧頭、一個蘿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
山西人機智而不小心眼，厚實而不排他，不願意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棄義，這很可稱之為“大商人心态”，在西方商家中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