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愧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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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堅實。
不僅如此，他們在具體的商業行為上也特别講究信譽，否則那些專營銀兩彙兌、資金存放的山西票号，怎麼能取得全國各地百姓長達百餘年的信任呢？如所周之，當時我國的金融信托事業并沒有多少社會公證機制和監督機制，即便失信也幾乎不存在懲處機制，因此一切全都依賴信譽和道義。
金融信托事業的競争，說到底是信譽和道義的競争，而在這場競争中，山西商人長久地處于領先地位，他們竟能給遠遠近近的異鄉人一種極其穩定的可靠感，這實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商業同行互間的道義和商業行為本身的道義加在一起，使山西商人給中國商業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義上的光彩，也為主攻思想史上曆時千年的“義利之辯”（例如很多人習慣地認為隻要經商必然見利忘義）增加了新的思考方位。
其四，嚴于管理。
山西商人最發迹的年代，朝廷對商業、金融業的管理基本上處于無政府狀态，例如衆多的票号就從來不必向官府登記、領執照、納稅，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約束，面對如許的自由，厚重的山西商人卻很少有随心所欲地放縱習氣，而是加緊制訂行業規範和經營守則，通過嚴格的自我約束，在無序中求得有序，因為他們明白，一切無序的行為至多得力于一時，不能立業于長久。
我曾恭敬地讀過上世紀許多山西商家的“号規”，不僅嚴密、切實，而且充滿智慧，即便從現代管理科學的眼光去看也很有價值，足可證明在當時山西商人的隊伍中已經出現了一批真正的管理專家，而其中像日升昌票号總經理雷履泰這樣的人則完全可以稱之為商業管理大師而雄視一代。
曆史地來看，他們制訂和執行的許多規則正是他們的事業立百年而不衰的秘訣所在。
例如不少山西大商家在内部機制上改變了一般的雇傭關系，把财東和總經理的關系納入規範，總經理負有經營管理的全責，财東老闆除發現總經理有積私肥己的行為可以撤換外，平時不能随便地頤指氣使；職員須訂立從業契約，并劃出明确等級，收入懸殊，定期考察升遷；數字不小的高級職員與财東共享股份，到期分紅，使整個商行上上下下在利益上休戚與共、情同一家；總号對于遍布全國的分号容易失控，因此進一步制定分号的報賬規則、分号職工的書信、彙款、省親規則……凡此種種，使許多山西商号的日常運作越來越正常，一代巨賈也就分得出精力去開拓新的領域，不必為已有産業搞得精疲力竭了。
以上幾個方面，不知道是否大體勾勒出山西商人的商業人格？不管怎麼說，有了這幾個方面，當年走西口的小夥子們也就像模象樣的做成了大生意，撣一撣身上的塵土，堂堂正正地走進了一代中國富豪的行列。
拔謂山西商人？我的回答是：走西口的哥哥回來了，回來在一個十分強健的人格水平上。
然而，一切邏輯概括總帶有『提純”後的片面性，實際上，隻要再往深處窺探，山西商人的人格結構中還有脆弱的一面，他們人數再多，在整個中國還是一個稀氨的群落；他們敢作敢為，卻也經常遇到自信的邊界。
他們奮鬥了那麼多年，卻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能代表他們說話的思想家。
他們的行為缺少高層理性力量的支橕，他們的成就沒有被賦予雄辯的曆史理由。
嚴密的哲學思維、精微的學術頭腦似乎一直在躲避着他們。
他們已經有力的改變了中國社會，但社會改革家們卻一心注目于政治，把他們冷落在一邊。
說到底，他們隻能靠錢财發言，但錢财的發音又是那樣缺少道義力量，究竟能産生多少精神效果呢？而沒有外在的精神效果，他們也就無法建立内在的精神王國，即便在商務上再成功也難于抵達人生的大安祥。
是時代，是曆史，是環境，使這些商業實務上的成功者沒有能成為曆史意志的覺悟者。
一群缺少扳依的強人，一撥精神貧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問題上不大能掌握得住的掌櫃。
他們的出發點和終結點都在農村，他們那在前後左右找到的參照物隻有舊式家庭的深宅大院，因此，他們的人生規範中不得不融化進大量中國式的封建色彩。
當他們成功發迹而執掌一大門戶時，封建家長制的權威是他們可追摹的唯一範本。
于是他們的商業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有時還會逐步走到自身優勢的反面，做出與創業時判若兩人的行為。
在我看來，這一切，正是山西商人在風光百年後終于困頓、迷亂、内耗、敗落的内在原因。
在這裡，我想談一談幾家票号曆史上發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人事糾紛，可能會使我們對山西商人人格構成的另一面有較多的感性了解。
最大的糾紛發生在上文提到過的日升昌總經理雷履泰和第一副總經理毛鴻翙之間。
毫無疑問，兩位都是那個時候堪稱全國一流的商業管理專家，一起創辦了日升昌票号，因此也是中國金融史上一個新階導的開創者，都應該名垂史冊。
雷履泰氣度恢宏，能力超群，又有很大的交際魅力，幾乎是天造地設的商界領袖；毛鴻翙雖然比雷履泰年輕十七歲，卻也是纔華橫溢、英氣逼人。
兩位強人撞到了一起，開始是親如手足、相得益彰，但在事業獲得大成功之後卻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個中國式的大難題：究竟誰是第一功臣？ 一次，雷履泰生了病在票号中休養，日常事務不管，遇到大事還要由他拍闆。
這使毛鴻翙覺得有點不大痛快，便對财東老闆說：『總經理在票号裡養病不太安靜，還是讓他回家休息吧。
”财東老闆就去找了雷履泰，雷履泰說，我也早有這個意思，當天就回家了。
過幾天财東老闆去雷家探視，發現雷履泰正忙着向全國各地的分号發信，便問他幹什麼，雷履泰說：“老闆，日升昌票号是你的，但全國各地的分号卻是我安設在那裡的，我正在一一撤回來好交代給你。
”老闆一聽大事不好，立即跪在雷履泰面前，求他千萬别撤分号，雷履泰最後隻得說：“起來吧，我也估計到讓我回家不是你的主意。
”老闆求他重新回票号視事，雷履泰卻再也不去上班。
老闆沒有辦法，隻好每天派夥計送酒席一桌，銀子五十兩。
毛鴻翙看到這個情景，知道不能再在日升昌呆下去了，便辭職去了蔚泰厚布莊。
這事件乍一聽都會為雷履泰叫好，但轉念一想又覺得不是味道。
是的，雷履泰獲得了全勝，毛鴻翙一敗塗地，然而這裡無所謂是非，隻是權術。
用權術擊敗的對手是一段輝煌曆史的共創者，于是這段曆史也立即破殘。
中國許多方面的曆史總是無法寫得痛快淋漓、有聲有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這種有代表性的曆史人物之間必然會産生的惡性沖突。
商界的競争較量不可避免，但一旦脫離業務的軌道，在人生的層面上把對手逼上絕路，總與健康的商業運作規範相去遙遙。
毛鴻翙當然也要咬着牙齒進行報複，他到了蔚泰厚之後就把日升昌票号中兩個特别精明能幹的夥計挖走并委以重任，三個人配合默契，把蔚泰厚的商務快速地推上了台階。
雷履泰氣憤難纾，竟然寫信給自己的分号，揭露被毛鴻翙勾走的兩名“小卒”出身低賤，隻是湯官和皂隸之子罷了。
事情做到這個份上，這位總經理已經很失身份，但他還不罷休，不管在什麼地方，隻要一有機會就拆蔚泰厚的台，例如由于雷履泰的謀劃，蔚泰厚的蘇州分店就無法做分文的生意。
這就不是正常的商業競争了。
最讓我難過的是，雷、毛這兩位智商極高的傑出人物在勾心鬥角中采用的手法越來越庸俗，最後竟然都讓自己的孫子起一個與對方一樣的名字，以示污辱：雷履泰的孫子叫雷鴻翙，而毛鴻翙的孫子則叫毛履泰！這種污辱方法當然是純粹中國化的，我不知道他們在憎恨敵手的同時是否還愛兒孫，我不知道他們用這種名字呼叫孫子的時候會用一種什麼樣的口氣和聲調。
可敬可佩的山西商人啊，難道這就是你們給後代的遺贈？你們創業之初的吞天豪氣和動人信義都到哪裡去了？怎麼會讓如此無聊的詛咒來長久地占據你們日漸蒼老的心？ 也許，最終使他們感到溫暖的還是早年跨出家門時聽到的那首《走西口》，但是，龐大的家業也帶來了家庭内情感關
不僅如此，他們在具體的商業行為上也特别講究信譽，否則那些專營銀兩彙兌、資金存放的山西票号，怎麼能取得全國各地百姓長達百餘年的信任呢？如所周之，當時我國的金融信托事業并沒有多少社會公證機制和監督機制，即便失信也幾乎不存在懲處機制，因此一切全都依賴信譽和道義。
金融信托事業的競争，說到底是信譽和道義的競争，而在這場競争中，山西商人長久地處于領先地位，他們竟能給遠遠近近的異鄉人一種極其穩定的可靠感，這實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商業同行互間的道義和商業行為本身的道義加在一起，使山西商人給中國商業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義上的光彩，也為主攻思想史上曆時千年的“義利之辯”（例如很多人習慣地認為隻要經商必然見利忘義）增加了新的思考方位。
其四，嚴于管理。
山西商人最發迹的年代，朝廷對商業、金融業的管理基本上處于無政府狀态，例如衆多的票号就從來不必向官府登記、領執照、納稅，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約束，面對如許的自由，厚重的山西商人卻很少有随心所欲地放縱習氣，而是加緊制訂行業規範和經營守則，通過嚴格的自我約束，在無序中求得有序，因為他們明白，一切無序的行為至多得力于一時，不能立業于長久。
我曾恭敬地讀過上世紀許多山西商家的“号規”，不僅嚴密、切實，而且充滿智慧，即便從現代管理科學的眼光去看也很有價值，足可證明在當時山西商人的隊伍中已經出現了一批真正的管理專家，而其中像日升昌票号總經理雷履泰這樣的人則完全可以稱之為商業管理大師而雄視一代。
曆史地來看，他們制訂和執行的許多規則正是他們的事業立百年而不衰的秘訣所在。
例如不少山西大商家在内部機制上改變了一般的雇傭關系，把财東和總經理的關系納入規範，總經理負有經營管理的全責，财東老闆除發現總經理有積私肥己的行為可以撤換外，平時不能随便地頤指氣使；職員須訂立從業契約，并劃出明确等級，收入懸殊，定期考察升遷；數字不小的高級職員與财東共享股份，到期分紅，使整個商行上上下下在利益上休戚與共、情同一家；總号對于遍布全國的分号容易失控，因此進一步制定分号的報賬規則、分号職工的書信、彙款、省親規則……凡此種種，使許多山西商号的日常運作越來越正常，一代巨賈也就分得出精力去開拓新的領域，不必為已有産業搞得精疲力竭了。
以上幾個方面，不知道是否大體勾勒出山西商人的商業人格？不管怎麼說，有了這幾個方面，當年走西口的小夥子們也就像模象樣的做成了大生意，撣一撣身上的塵土，堂堂正正地走進了一代中國富豪的行列。
拔謂山西商人？我的回答是：走西口的哥哥回來了，回來在一個十分強健的人格水平上。
然而，一切邏輯概括總帶有『提純”後的片面性，實際上，隻要再往深處窺探，山西商人的人格結構中還有脆弱的一面，他們人數再多，在整個中國還是一個稀氨的群落；他們敢作敢為，卻也經常遇到自信的邊界。
他們奮鬥了那麼多年，卻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能代表他們說話的思想家。
他們的行為缺少高層理性力量的支橕，他們的成就沒有被賦予雄辯的曆史理由。
嚴密的哲學思維、精微的學術頭腦似乎一直在躲避着他們。
他們已經有力的改變了中國社會，但社會改革家們卻一心注目于政治，把他們冷落在一邊。
說到底，他們隻能靠錢财發言，但錢财的發音又是那樣缺少道義力量，究竟能産生多少精神效果呢？而沒有外在的精神效果，他們也就無法建立内在的精神王國，即便在商務上再成功也難于抵達人生的大安祥。
是時代，是曆史，是環境，使這些商業實務上的成功者沒有能成為曆史意志的覺悟者。
一群缺少扳依的強人，一撥精神貧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問題上不大能掌握得住的掌櫃。
他們的出發點和終結點都在農村，他們那在前後左右找到的參照物隻有舊式家庭的深宅大院，因此，他們的人生規範中不得不融化進大量中國式的封建色彩。
當他們成功發迹而執掌一大門戶時，封建家長制的權威是他們可追摹的唯一範本。
于是他們的商業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有時還會逐步走到自身優勢的反面，做出與創業時判若兩人的行為。
在我看來，這一切，正是山西商人在風光百年後終于困頓、迷亂、内耗、敗落的内在原因。
在這裡，我想談一談幾家票号曆史上發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人事糾紛，可能會使我們對山西商人人格構成的另一面有較多的感性了解。
最大的糾紛發生在上文提到過的日升昌總經理雷履泰和第一副總經理毛鴻翙之間。
毫無疑問，兩位都是那個時候堪稱全國一流的商業管理專家，一起創辦了日升昌票号，因此也是中國金融史上一個新階導的開創者，都應該名垂史冊。
雷履泰氣度恢宏，能力超群，又有很大的交際魅力，幾乎是天造地設的商界領袖；毛鴻翙雖然比雷履泰年輕十七歲，卻也是纔華橫溢、英氣逼人。
兩位強人撞到了一起，開始是親如手足、相得益彰，但在事業獲得大成功之後卻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個中國式的大難題：究竟誰是第一功臣？ 一次，雷履泰生了病在票号中休養，日常事務不管，遇到大事還要由他拍闆。
這使毛鴻翙覺得有點不大痛快，便對财東老闆說：『總經理在票号裡養病不太安靜，還是讓他回家休息吧。
”财東老闆就去找了雷履泰，雷履泰說，我也早有這個意思，當天就回家了。
過幾天财東老闆去雷家探視，發現雷履泰正忙着向全國各地的分号發信，便問他幹什麼，雷履泰說：“老闆，日升昌票号是你的，但全國各地的分号卻是我安設在那裡的，我正在一一撤回來好交代給你。
”老闆一聽大事不好，立即跪在雷履泰面前，求他千萬别撤分号，雷履泰最後隻得說：“起來吧，我也估計到讓我回家不是你的主意。
”老闆求他重新回票号視事，雷履泰卻再也不去上班。
老闆沒有辦法，隻好每天派夥計送酒席一桌，銀子五十兩。
毛鴻翙看到這個情景，知道不能再在日升昌呆下去了，便辭職去了蔚泰厚布莊。
這事件乍一聽都會為雷履泰叫好，但轉念一想又覺得不是味道。
是的，雷履泰獲得了全勝，毛鴻翙一敗塗地，然而這裡無所謂是非，隻是權術。
用權術擊敗的對手是一段輝煌曆史的共創者，于是這段曆史也立即破殘。
中國許多方面的曆史總是無法寫得痛快淋漓、有聲有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這種有代表性的曆史人物之間必然會産生的惡性沖突。
商界的競争較量不可避免，但一旦脫離業務的軌道，在人生的層面上把對手逼上絕路，總與健康的商業運作規範相去遙遙。
毛鴻翙當然也要咬着牙齒進行報複，他到了蔚泰厚之後就把日升昌票号中兩個特别精明能幹的夥計挖走并委以重任，三個人配合默契，把蔚泰厚的商務快速地推上了台階。
雷履泰氣憤難纾，竟然寫信給自己的分号，揭露被毛鴻翙勾走的兩名“小卒”出身低賤，隻是湯官和皂隸之子罷了。
事情做到這個份上，這位總經理已經很失身份，但他還不罷休，不管在什麼地方，隻要一有機會就拆蔚泰厚的台，例如由于雷履泰的謀劃，蔚泰厚的蘇州分店就無法做分文的生意。
這就不是正常的商業競争了。
最讓我難過的是，雷、毛這兩位智商極高的傑出人物在勾心鬥角中采用的手法越來越庸俗，最後竟然都讓自己的孫子起一個與對方一樣的名字，以示污辱：雷履泰的孫子叫雷鴻翙，而毛鴻翙的孫子則叫毛履泰！這種污辱方法當然是純粹中國化的，我不知道他們在憎恨敵手的同時是否還愛兒孫，我不知道他們用這種名字呼叫孫子的時候會用一種什麼樣的口氣和聲調。
可敬可佩的山西商人啊，難道這就是你們給後代的遺贈？你們創業之初的吞天豪氣和動人信義都到哪裡去了？怎麼會讓如此無聊的詛咒來長久地占據你們日漸蒼老的心？ 也許，最終使他們感到溫暖的還是早年跨出家門時聽到的那首《走西口》，但是，龐大的家業也帶來了家庭内情感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