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愧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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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複雜化，《走西口》所吐露的那種單純性已不複再現。
據喬家後裔回憶，喬家大院内廚房偏院中曾有一位神秘的老妪在幹粗活，玄衣愁容，旁若無人，但氣質又絕非傭人。
有人說這就是“大奶奶”，主人的首席夫人。
主人與夫人産生了什麼麻煩，誰也不清楚，但毫無疑問，當他們偶爾四目相對，《走西口》的旋律立即就會走音。
寫到這裡我已知道，我所碰撞到的問題雖然發生在山西卻又遠遠超越了山西。
由這裡發出的歎息，應該屬于我們父母邦的更廣闊的天地。
五 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而把山西商人敗落的原因，全然歸之于他們自身。
就一二家鋪号的興衰而言，自身的原因可能至關重要；然而一種牽涉到山西無數商家的世紀性繁華的整體敗落，一定會有更深刻、更宏大的社會曆史原因。
商業機制的時代性轉換固然是一個原因。
政府銀行的組建、國際商業的滲透、沿海市場的膨脹，都可能使那些以山西腹地幾個縣城為總指揮部的家族式商業體制受到嚴重挑戰，但這還不是它們整體敗落的主要理由。
因為政府銀行不能代替民間金融事業，國際商業無法全然取代民族資本，市場重心的挪移更不會動搖已把自己的活動網絡遍布全國各地的山西商行，更何況龐大的晉商隊伍曆來有随機應變的本事，它的領袖人物和決策者們長期駐足北京、上海、武漢，一心隻想适應潮流，根本不存在冥頑不化地與新時代對抗的決心。
說實話，中國在變又沒有大變，積數百年經商經驗的山西商人在中國的土地上繼續活躍下去的餘地是很大的，即便到了今天，我們仍然很難斷言中國已經進入了一種全新的商業文明，換言之，如果沒有其它原因使晉商敗落，他們在今天也未必會顯得多麼悖時落伍。
那麼，使山西商人整體破敗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裡呢？ 我認為，是上個世紀中葉以來連續不斷的激進主義的暴力沖撞，一次次阻斷了中國經濟自然演進的路程，最終摧毀了山西商人。
一切可讓史料作證。
先是太平天國運動。
我相信許多曆史家還會繼續熱烈地歌頌這次規模巨大的農民起義，但似乎也應該允許我們好好談一談它無法淹蓋的消極面吧，至少在經濟問題上？事實是，這次曆時十數年的暴力行動，隻要是所到的城鎮，幾乎所有的商業活動都遭到嚴重破壞，店鋪關門，商人逃亡，金融死滞，城鎮人民的生活無法正常進行。
史料記載，太平軍到武昌後，“漢地驚慌至極，大小居民、鋪戶四外亂逃”，票号、銀号、當鋪“一律歇閉”，“蕩然無存”，多種商事，“兵燹以後無繼起者”。
太平軍到蘇州後，“商賈流離”、“江路不通”、“城内店鋪亦歇，相繼逃散”。
太平軍逼近天津時，賬局停歇，街市十三行中所有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皆已失業”，受其影響，北京也是“各行業閉歇，居民生活處于困境”。
至于全國各地一般中小城鎮，兵伍所及，“一路蹂躏”，“死傷遍野”，經濟上更是“商賈裹足，厘源梗塞”。
十餘年間，有不少地方太平軍和清軍進行過多次拉鋸，每次又把災難重複一遍。
到最後太平天國自己内讧，石達開率十萬餘人馬離開天京在華東、華中、西南地區獨立作戰，重把沿途的經濟大規模地洗刷了一遍，所謂“蕩然無存”往往已不是誇張之言。
面對這種情況，山西商号在全國各地的分号隻得紛紛撤回。
我看到一份材料。
１８６１年１月，日升昌票号總部接成都分号信，報告“賊匪擾亂不堪”，總部立即命令成都分号歸入重慶分号“暫作躲避”，又命令廣州分号随時觀察重慶形勢，但三個月後，已經必須命令廣州分号也立即撤回了，命令說：“務以速歸早回為是，萬萬不可再為延遲，早回一天，即算有功，至要至要！”一個大商号的慌亂神情溢于言表。
面對着在中國大地上流蕩不已的暴力洪流，山西商人隻能慌亂地龜縮回家鄉的小縣城裡去了，他們的事業遭受到何等的創傷，不言而喻。
令人驚歎的是，在太平天國之後，山西商家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竟又重整旗鼓，東山再起。
後來一再地經曆英法聯軍入侵、八國聯軍進犯、庚子賠款攤派等七災八難，居然都能艱難橕持、絕處逢生，甚至獲得可觀的發展。
這證明，人民的生活本能、生存本能、經濟本能是極其強大的，就像野火之後的勁草，岩石底下的深根，不屈不撓。
在我看來，一切社會改革的舉動，都以保護而不是破壞這種本能為好，否則社會改革的終極目的又是什麼呢？可惜慷慨激昂的政治家們常常忘記了這一點，離開了世俗尋常的生态秩序，隻追求法蘭西革命式的激動人心。
在激動人心的呼喊中，人民的經濟生活形成和社會生存方式是否真正進步，卻很少有人問津。
終于，又遇到了辛亥革命。
這場革命最終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自有其曆史意義，但無可諱言的是，無窮無盡的社會動亂、軍閥混戰也從此開始，山西商家怎麼也挺立不住了。
民軍與清軍的軍事對抗所造成的對城市經濟的破壞可以想象，各路盜賊趁亂搶劫、兵匪一家掃蕩街市更是沒完沒了，緻使各大城市工商企業破産關閉的情景比太平天國時期還要嚴重。
工商企業關門了，原先票号貸給他們的巨額款項也收不回了，而存款的民衆卻在人心惶惶中争相擠兌，票号頃刻之間垮得氣息奄奄。
本來山西商家的業務遍及全國各地，辛亥革命後幾個省份一獨立，業務中斷，欠款不知向誰索要，許多商家的經理、夥計害怕别人讨賬竟然紛紛相率逃跑，一批批票号、商号倒閉清理，與它們有聯系的民衆怨聲如沸又束手無策。
走投無路的山西商人傻想，北洋政府總不會眼看着一系列實業的癱瘓而見死不救吧，便公推六位代表向政府請願，希望政府能貸款幫助，或由政府擔保向外商借貸。
政府對請願團的回答是：山西商号信用久孚，政府從保商恤商考慮，理應幫助維持，可惜國家财政萬分困難，他日必竭力斡旋。
滿紙空話，一無所獲，唯一落實的決定十分出人意外：政府看上了請願團的首席代表範元澍，發給月薪二百元，委派他到破落了的山西票号中物色能幹的夥計到政府銀行任職，這一決定如果不是有意諷刺，那也足以說明，這次請願活動是真正的慘敗了。
國家财政萬分困難是可信的，山西商家的最後一線希望徹底破滅。
“走西口”的旅程，終于走到了終點。
于是，人們在１９１５年３月份的《大公報》上讀到了一篇發自山西太原的文章，文中這樣描寫那些一一倒閉的商号： 彼巍巍燦爛之華屋，不無鐵扉雙鎖，黯淡無色。
門前雙眼怒突之小獅，一似淚涔涔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
前月北京所宣傳倒閉之日升昌，其本店聳立其間，門前尚懸日升昌招牌，聞其主人已宣告破産，由法院捕其來京矣。
這便是一代财雄們的下場。
如果這是社會革新的代價，那麼革新了的社會有沒有為民間商業提供更大的活力呢？有沒有創建山西商人創建過的世紀性繁華呢？ 對此，我雖然代表不了什麼，卻要再一次向山西報愧，隻為我也曾盲目地相信過某些經不住如此深問的糊塗觀念。
六 我的山西之行結束了，心頭卻一直隐約着一群山西商人的面影，怎麼也排遣不掉。
細看表情，仍然像那張模糊的照片上的，似笑非笑。
離開太原前，當地作家華而實先生請我吃飯，一問之下他竟然也在關注前代山西商人。
但他沒有多說什麼，隻是遞給我他寫給今天山西企業家們看的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海内最富》。
我一眼就看到了這樣一段。
埃内最富！海内最富！ 山西在全國經濟結構中曾經占據過這樣一個顯赫的地位！ 很遙遠了嗎？晉商的鼎盛春秋長達數百年，它的衰落也不過是近幾十年的事。
——底下還有很多話，慢慢再讀不遲，我擡起頭來，看着華而實先生的臉，他竟然也是似笑非笑。
席間聽說，今天，連大寨的農民也已經開始經商。
據喬家後裔回憶，喬家大院内廚房偏院中曾有一位神秘的老妪在幹粗活，玄衣愁容，旁若無人，但氣質又絕非傭人。
有人說這就是“大奶奶”，主人的首席夫人。
主人與夫人産生了什麼麻煩，誰也不清楚，但毫無疑問，當他們偶爾四目相對，《走西口》的旋律立即就會走音。
寫到這裡我已知道，我所碰撞到的問題雖然發生在山西卻又遠遠超越了山西。
由這裡發出的歎息，應該屬于我們父母邦的更廣闊的天地。
五 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而把山西商人敗落的原因，全然歸之于他們自身。
就一二家鋪号的興衰而言，自身的原因可能至關重要；然而一種牽涉到山西無數商家的世紀性繁華的整體敗落，一定會有更深刻、更宏大的社會曆史原因。
商業機制的時代性轉換固然是一個原因。
政府銀行的組建、國際商業的滲透、沿海市場的膨脹，都可能使那些以山西腹地幾個縣城為總指揮部的家族式商業體制受到嚴重挑戰，但這還不是它們整體敗落的主要理由。
因為政府銀行不能代替民間金融事業，國際商業無法全然取代民族資本，市場重心的挪移更不會動搖已把自己的活動網絡遍布全國各地的山西商行，更何況龐大的晉商隊伍曆來有随機應變的本事，它的領袖人物和決策者們長期駐足北京、上海、武漢，一心隻想适應潮流，根本不存在冥頑不化地與新時代對抗的決心。
說實話，中國在變又沒有大變，積數百年經商經驗的山西商人在中國的土地上繼續活躍下去的餘地是很大的，即便到了今天，我們仍然很難斷言中國已經進入了一種全新的商業文明，換言之，如果沒有其它原因使晉商敗落，他們在今天也未必會顯得多麼悖時落伍。
那麼，使山西商人整體破敗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裡呢？ 我認為，是上個世紀中葉以來連續不斷的激進主義的暴力沖撞，一次次阻斷了中國經濟自然演進的路程，最終摧毀了山西商人。
一切可讓史料作證。
先是
我相信許多曆史家還會繼續熱烈地歌頌這次規模巨大的農民起義，但似乎也應該允許我們好好談一談它無法淹蓋的消極面吧，至少在經濟問題上？事實是，這次曆時十數年的暴力行動，隻要是所到的城鎮，幾乎所有的商業活動都遭到嚴重破壞，店鋪關門，商人逃亡，金融死滞，城鎮人民的生活無法正常進行。
史料記載，太平軍到武昌後，“漢地驚慌至極，大小居民、鋪戶四外亂逃”，票号、銀号、當鋪“一律歇閉”，“蕩然無存”，多種商事，“兵燹以後無繼起者”。
太平軍到蘇州後，“商賈流離”、“江路不通”、“城内店鋪亦歇，相繼逃散”。
太平軍逼近天津時，賬局停歇，街市十三行中所有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皆已失業”，受其影響，北京也是“各行業閉歇，居民生活處于困境”。
至于全國各地一般中小城鎮，兵伍所及，“一路蹂躏”，“死傷遍野”，經濟上更是“商賈裹足，厘源梗塞”。
十餘年間，有不少地方太平軍和清軍進行過多次拉鋸，每次又把災難重複一遍。
到最後太平天國自己内讧，石達開率十萬餘人馬離開天京在華東、華中、西南地區獨立作戰，重把沿途的經濟大規模地洗刷了一遍，所謂“蕩然無存”往往已不是誇張之言。
面對這種情況，山西商号在全國各地的分号隻得紛紛撤回。
我看到一份材料。
１８６１年１月，日升昌票号總部接成都分号信，報告“賊匪擾亂不堪”，總部立即命令成都分号歸入重慶分号“暫作躲避”，又命令廣州分号随時觀察重慶形勢，但三個月後，已經必須命令廣州分号也立即撤回了，命令說：“務以速歸早回為是，萬萬不可再為延遲，早回一天，即算有功，至要至要！”一個大商号的慌亂神情溢于言表。
面對着在中國大地上流蕩不已的暴力洪流，山西商人隻能慌亂地龜縮回家鄉的小縣城裡去了，他們的事業遭受到何等的創傷，不言而喻。
令人驚歎的是，在太平天國之後，山西商家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竟又重整旗鼓，東山再起。
後來一再地經曆英法聯軍入侵、八國聯軍進犯、庚子賠款攤派等七災八難，居然都能艱難橕持、絕處逢生，甚至獲得可觀的發展。
這證明，人民的生活本能、生存本能、經濟本能是極其強大的，就像野火之後的勁草，岩石底下的深根，不屈不撓。
在我看來，一切社會改革的舉動，都以保護而不是破壞這種本能為好，否則社會改革的終極目的又是什麼呢？可惜慷慨激昂的政治家們常常忘記了這一點，離開了世俗尋常的生态秩序，隻追求法蘭西革命式的激動人心。
在激動人心的呼喊中，人民的經濟生活形成和社會生存方式是否真正進步，卻很少有人問津。
終于，又遇到了辛亥革命。
這場革命最終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自有其曆史意義，但無可諱言的是，無窮無盡的社會動亂、軍閥混戰也從此開始，山西商家怎麼也挺立不住了。
民軍與清軍的軍事對抗所造成的對城市經濟的破壞可以想象，各路盜賊趁亂搶劫、兵匪一家掃蕩街市更是沒完沒了，緻使各大城市工商企業破産關閉的情景比太平天國時期還要嚴重。
工商企業關門了，原先票号貸給他們的巨額款項也收不回了，而存款的民衆卻在人心惶惶中争相擠兌，票号頃刻之間垮得氣息奄奄。
本來山西商家的業務遍及全國各地，辛亥革命後幾個省份一獨立，業務中斷，欠款不知向誰索要，許多商家的經理、夥計害怕别人讨賬竟然紛紛相率逃跑，一批批票号、商号倒閉清理，與它們有聯系的民衆怨聲如沸又束手無策。
走投無路的山西商人傻想，北洋政府總不會眼看着一系列實業的癱瘓而見死不救吧，便公推六位代表向政府請願，希望政府能貸款幫助，或由政府擔保向外商借貸。
政府對請願團的回答是：山西商号信用久孚，政府從保商恤商考慮，理應幫助維持，可惜國家财政萬分困難，他日必竭力斡旋。
滿紙空話，一無所獲，唯一落實的決定十分出人意外：政府看上了請願團的首席代表範元澍，發給月薪二百元，委派他到破落了的山西票号中物色能幹的夥計到政府銀行任職，這一決定如果不是有意諷刺，那也足以說明，這次請願活動是真正的慘敗了。
國家财政萬分困難是可信的，山西商家的最後一線希望徹底破滅。
“走西口”的旅程，終于走到了終點。
于是，人們在１９１５年３月份的《大公報》上讀到了一篇發自山西太原的文章，文中這樣描寫那些一一倒閉的商号： 彼巍巍燦爛之華屋，不無鐵扉雙鎖，黯淡無色。
門前雙眼怒突之小獅，一似淚涔涔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
前月北京所宣傳倒閉之日升昌，其本店聳立其間，門前尚懸日升昌招牌，聞其主人已宣告破産，由法院捕其來京矣。
這便是一代财雄們的下場。
如果這是社會革新的代價，那麼革新了的社會有沒有為民間商業提供更大的活力呢？有沒有創建山西商人創建過的世紀性繁華呢？ 對此，我雖然代表不了什麼，卻要再一次向山西報愧，隻為我也曾盲目地相信過某些經不住如此深問的糊塗觀念。
六 我的山西之行結束了，心頭卻一直隐約着一群山西商人的面影，怎麼也排遣不掉。
細看表情，仍然像那張模糊的照片上的，似笑非笑。
離開太原前，當地作家華而實先生請我吃飯，一問之下他竟然也在關注前代山西商人。
但他沒有多說什麼，隻是遞給我他寫給今天山西企業家們看的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海内最富》。
我一眼就看到了這樣一段。
埃内最富！海内最富！ 山西在全國經濟結構中曾經占據過這樣一個顯赫的地位！ 很遙遠了嗎？晉商的鼎盛春秋長達數百年，它的衰落也不過是近幾十年的事。
——底下還有很多話，慢慢再讀不遲，我擡起頭來，看着華而實先生的臉，他竟然也是似笑非笑。
席間聽說，今天，連大寨的農民也已經開始經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