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關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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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社會的人格坐标，因此亂世也就獲得了一種精神引渡。
黃宗羲先生的事迹我在以前的幾篇散文中已多次提到，可知佩服之深，今天還想說幾句。
你看他十九歲那年在北京，為報國仇家恨，手持一把鐵錐，見到魏忠賢餘孽就朝他們臉上刺過去，一連刺傷八人，把整個京城都轟動了，這難道就是素稱儒雅的江南文士嗎？是的，是江南餘姚文士！渾身剛烈，足以讓齊魯英雄、燕趙壯士也為之一震。
在改朝換代之際，他又敢于召集義軍、結寨為營，失敗後立即投身學術，很快以曆史學泰鬥和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巨人的形象巍然挺立。
朱舜水也差不多，在刀兵行伍間奔走呼喚多年而未果之後，毅然以高齡亡命海外，把中國文化最深緻和最感性的部分完整地向日本弘揚，以連續二十餘年的努力創造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亞洲文化發展史上的宏大業績。
白發蒼蒼的他一次次站在日本的海邊向西遠望，泣不成聲，他至死都在想念着家鄉餘姚，而虔誠崇拜他的日本人民卻把他的遺骨和墳墓永久性地挽留住了。
梁啟超在論及明清學術界王陽明、朱舜水、黃宗羲家族和邵晉涵家族時，不能不對餘姚欽佩不已了。
他說： 餘姚以區區一邑，而自明中葉迄清中葉二百年間，碩儒輩出，學風沾被全國以及海東。
陽明千古大師，無論矣；朱舜水以孤忠羁客，開日本德川氏三百年太平之局；而黃氏自忠端以風節厲世，梨洲、晦木、主一兄弟父子②，為明清學術承先啟後之重心；邵氏自魯公、念魯公以迄二雲③，世間崛起，綿綿不絕。
……生斯邦者，聞其風，汲其流，得其一緒則足以卓然自樹立。
梁啟超是廣東新會人，他從整個中國文化的版圖上來如此激情洋溢地褒揚餘姚，并沒有同鄉自誇的嫌疑。
我也算是梁啟超所說的“生斯邦者”吧，雖說未曾卓然自立卻也曾經是“聞其風，汲其流”的，不禁自問，那究竟是一種什麼“風”、什麼“流”呢？我想那是一種神秘的人格傳遞，而這種傳遞又不是直接的，而是融入到了故鄉的山水大地、風土人情，無形而悠長。
這使我想起範仲淹的名句：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寫下這十六個字後我不禁笑了，因為範仲淹的這幾句話是在評述漢代名士嚴子陵時說的，而嚴子陵又是餘姚人。
對不起，讓他出場實在不是我故意的安排。
由此，我覺得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故鄉。
①後從姚業鑫先生的大着《名邑餘姚》中得知，那是日本海軍大将東鄉平八郎，在随身攜帶的一顆印章上刻着“一生低首拜陽明”七字。
②忠端即黃宗羲父黃尊素，梨洲即黃宗羲，晦木即黃宗炎，主一即黃百家。
③魯公即邵曾可，念魯公即邵廷采，二雲即邵晉涵。
五 我發現故鄉也在追蹤和包圍我，有時還會達到很有趣的地步。
最簡單的例子是我進上海戲劇學院讀書後，發現當時全院學術威望最高的朱端鈞教授和顧仲彜教授都是餘姚人。
這是怎麼搞的，我不是告别餘姚了嗎，好不容易進了大學又一頭撞在餘姚人的手下。
近幾年怪事更多了。
有一次我參加上海市的一個教授評審組，好幾個來自各大學的評審委員坐在一起發覺彼此鄉音靠近，三言兩語便認了同鄉，然後都轉過頭來詢問沒帶多少鄉音的我是哪兒人，我的回答使他們懷疑我是冒充同鄉來湊趣，直到我幾乎要對天發誓他們纔相信。
這時正好走進來新任評審委員的複旦大學王水照教授，大家連忙問他，王教授十分文靜地回答：“餘姚人”。
就在這次評審回家，母親愉快地告訴我，有一個她不認識的鄉下朋友來過電話，用地道的餘姚話與她交談了很久。
問了半天我纔弄明白，那是名揚國際的英語語言學家陸谷孫教授，我原先以為他似乎理所當然應該是英國籍的世界公民。
前兩年對舊上海世俗社會的心理結構産生了興趣，在研究中左挑右篩，選中了“海上聞人”黃金榮和“大世界”的創辦者黃楚九作為重點剖析對象，還曾戲稱為“二黃之學”。
但研究剛開始遇到二黃的籍貫我不禁頹然廢筆，傻坐良久。
二黃并沒有給故鄉增添多少美譽，這兩位同鄉在上海一度發揮的奇異威力使我對故鄉的内涵有了另一方面的判斷。
故鄉也有很丢人的時候。
“文化大革命”時期把嚴子陵、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的紀念碑亭全部砸爛，這雖然痛心卻也可以想象，因為當時整個中國大陸沒有一個地方不是這樣做的；但餘姚發生的武鬥之慘烈和長久，則是出乎想象之外的。
餘姚人打殺餘姚人，打到長長的鐵路線獨獨因餘姚而癱瘓在那裡，上海的街頭貼滿了武鬥雙方的宣言書，實在丢人現眼，讓一切在外的餘姚人都擡不起頭來。
難道黃宗羲、朱舜水的剛烈之風已經演變成這個樣子了？王陽明呼喚的良知已經纖毫無存？在那些人心惶惶的夜晚，我在上海街頭尋找着那些宣言書，既怕看又想看。
昏黃的燈光照着血腥的詞句，就文詞而言，也許應該說是當時全國各地同類宣言書中寫得最酣暢漂亮的，但這使我更加難過，就像聽到華麗的男中音罵出了一串髒話，而這個男中音又恰恰是從我家舊門傳出，如何消受得住。
如果前後左右沒有人看見，我會從牆上撕下這些宣言書，扯成最細的紙丁，塞進陰溝，然後做賊般逃走。
我怕有人看見，卻又希望故鄉能在冥冥中看到我的這些舉動。
我懷疑它看到了，我甚至能感覺到它蒼老的顫抖。
它多麼不願意掏出最後的老底來為自己正名，苦苦憋了幾年，終于忍不住，就在武鬥現場附近，１９７３年，袒露出一個震驚世界的河姆渡！袒露在不再有嚴子陵、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任何遺迹的土地上，袒露在一種無以言表的的荒涼之中。
要不然，有幾位大師在前面光彩着，河姆渡再晚個千把年展示出來也是不慌的。
壩姆渡着實又使家鄉風光頓生。
一個整整七千年的文化遺址，而人們平日說起華夏曆史總是五千年。
河姆渡雄辯地證明，長江流域并不長久是茹毛飲血的南蠻之地而愧對黃河文明，恰恰相反，這兒也是中華民族的溫暖故鄉。
當自己的故鄉突然變成了全民族的故鄉，這種心理滋味是很複雜的，既有榮耀感又有失落感。
總算是一件不同凡響的好事吧，從七十年代開始，中國的一切曆史教科書的前面幾頁都有了餘姚河姆渡這個名稱。
後來，幾位大師逐一恢複名譽，與河姆渡遙相呼應，故鄉的文化分量就顯得有點超重。
記得前年我與表演藝術家張瑞芳和畫家程十發一起到日本去，在東京新大谷飯店的一個宴會廳裡，與一群日本的漢學家坐在一起閑聊，不知怎麼說起了我的籍貫，好幾個日本朋友誇張地瞪起了眼，嘴裡發出『嗬——嗬——”的感歎聲，像是在倒吸冷氣。
他們雖然不太熟悉嚴子陵和黃宗羲，卻大談王陽明和朱舜水，最後又談到了河姆渡，倒吸冷氣的聲音始終不斷。
他們一再把手按在我的手背上要我确信，我的家鄉是神土，是福地。
同桌隻有兩位陶藝專家平靜地安坐着，人們向我解釋，他們來參加宴會是因為過幾天也要去中國大陸考察古代陶瓷。
我想中止一下倒吸冷氣的聲音，便把臉轉向他們，随口問他們将會去中國的什麼地方，他們的回答譯員翻不出來，隻能請他們寫，寫在紙條上的字居然是“慈溪－上林湖”！ 我無法說明慈溪也是我的家鄉，因為這會使剛纔還在為餘姚喝彩的日本朋友疑惑不解，但我實在壓抑不住内心的激動，告訴兩位陶藝專家：“上林湖，是我小時候三天兩頭去玩水的地方。
”兩位陶藝專家驚訝地看了我一眼，從口袋裡取出一疊照片，上面照的全是陶瓷的碎片。
——一點不錯，這正是我當年與小朋友一起從湖底摸起，讓它們在湖面上跳躍奔跑的那些碎片！ 兩位陶藝專家告訴我，據他們所知，上林湖就是名垂史冊的越窯所在地，從東漢直至唐、宋，那裡曾分布過一百多個窯場，既有官窯又有民窯，國際陶瓷學術界已經稱上林湖為舉世罕見的露天青瓷博物館。
我專注而又失神地聽着，連點頭也忘了。
竟然是這樣！一個從小留在心底的謎，輕輕地解開于異國他鄉。
謎底的輝煌，超
黃宗羲先生的事迹我在以前的幾篇散文中已多次提到，可知佩服之深，今天還想說幾句。
你看他十九歲那年在北京，為報國仇家恨，手持一把鐵錐，見到魏忠賢餘孽就朝他們臉上刺過去，一連刺傷八人，把整個京城都轟動了，這難道就是素稱儒雅的江南文士嗎？是的，是江南餘姚文士！渾身剛烈，足以讓齊魯英雄、燕趙壯士也為之一震。
在改朝換代之際，他又敢于召集義軍、結寨為營，失敗後立即投身學術，很快以曆史學泰鬥和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巨人的形象巍然挺立。
朱舜水也差不多，在刀兵行伍間奔走呼喚多年而未果之後，毅然以高齡亡命海外，把中國文化最深緻和最感性的部分完整地向日本弘揚，以連續二十餘年的努力創造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亞洲文化發展史上的宏大業績。
白發蒼蒼的他一次次站在日本的海邊向西遠望，泣不成聲，他至死都在想念着家鄉餘姚，而虔誠崇拜他的日本人民卻把他的遺骨和墳墓永久性地挽留住了。
梁啟超在論及明清學術界王陽明、朱舜水、黃宗羲家族和邵晉涵家族時，不能不對餘姚欽佩不已了。
他說： 餘姚以區區一邑，而自明中葉迄清中葉二百年間，碩儒輩出，學風沾被全國以及海東。
陽明千古大師，無論矣；朱舜水以孤忠羁客，開日本德川氏三百年太平之局；而黃氏自忠端以風節厲世，梨洲、晦木、主一兄弟父子②，為明清學術承先啟後之重心；邵氏自魯公、念魯公以迄二雲③，世間崛起，綿綿不絕。
……生斯邦者，聞其風，汲其流，得其一緒則足以卓然自樹立。
梁啟超是廣東新會人，他從整個中國文化的版圖上來如此激情洋溢地褒揚餘姚，并沒有同鄉自誇的嫌疑。
我也算是梁啟超所說的“生斯邦者”吧，雖說未曾卓然自立卻也曾經是“聞其風，汲其流”的，不禁自問，那究竟是一種什麼“風”、什麼“流”呢？我想那是一種神秘的人格傳遞，而這種傳遞又不是直接的，而是融入到了故鄉的山水大地、風土人情，無形而悠長。
這使我想起範仲淹的名句：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寫下這十六個字後我不禁笑了，因為範仲淹的這幾句話是在評述漢代名士嚴子陵時說的，而嚴子陵又是餘姚人。
對不起，讓他出場實在不是我故意的安排。
由此，我覺得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故鄉。
①後從姚業鑫先生的大着《名邑餘姚》中得知，那是日本海軍大将東鄉平八郎，在随身攜帶的一顆印章上刻着“一生低首拜陽明”七字。
②忠端即黃宗羲父黃尊素，梨洲即黃宗羲，晦木即黃宗炎，主一即黃百家。
③魯公即邵曾可，念魯公即邵廷采，二雲即邵晉涵。
五 我發現故鄉也在追蹤和包圍我，有時還會達到很有趣的地步。
最簡單的例子是我進上海戲劇學院讀書後，發現當時全院學術威望最高的朱端鈞教授和顧仲彜教授都是餘姚人。
這是怎麼搞的，我不是告别餘姚了嗎，好不容易進了大學又一頭撞在餘姚人的手下。
近幾年怪事更多了。
有一次我參加上海市的一個教授評審組，好幾個來自各大學的評審委員坐在一起發覺彼此鄉音靠近，三言兩語便認了同鄉，然後都轉過頭來詢問沒帶多少鄉音的我是哪兒人，我的回答使他們懷疑我是冒充同鄉來湊趣，直到我幾乎要對天發誓他們纔相信。
這時正好走進來新任評審委員的複旦大學王水照教授，大家連忙問他，王教授十分文靜地回答：“餘姚人”。
就在這次評審回家，母親愉快地告訴我，有一個她不認識的鄉下朋友來過電話，用地道的餘姚話與她交談了很久。
問了半天我纔弄明白，那是名揚國際的英語語言學家陸谷孫教授，我原先以為他似乎理所當然應該是英國籍的世界公民。
前兩年對舊上海世俗社會的心理結構産生了興趣，在研究中左挑右篩，選中了“海上聞人”黃金榮和“大世界”的創辦者黃楚九作為重點剖析對象，還曾戲稱為“二黃之學”。
但研究剛開始遇到二黃的籍貫我不禁頹然廢筆，傻坐良久。
二黃并沒有給故鄉增添多少美譽，這兩位同鄉在上海一度發揮的奇異威力使我對故鄉的内涵有了另一方面的判斷。
故鄉也有很丢人的時候。
“文化大革命”時期把嚴子陵、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的紀念碑亭全部砸爛，這雖然痛心卻也可以想象，因為當時整個中國大陸沒有一個地方不是這樣做的；但餘姚發生的武鬥之慘烈和長久，則是出乎想象之外的。
餘姚人打殺餘姚人，打到長長的鐵路線獨獨因餘姚而癱瘓在那裡，上海的街頭貼滿了武鬥雙方的宣言書，實在丢人現眼，讓一切在外的餘姚人都擡不起頭來。
難道黃宗羲、朱舜水的剛烈之風已經演變成這個樣子了？王陽明呼喚的良知已經纖毫無存？在那些人心惶惶的夜晚，我在上海街頭尋找着那些宣言書，既怕看又想看。
昏黃的燈光照着血腥的詞句，就文詞而言，也許應該說是當時全國各地同類宣言書中寫得最酣暢漂亮的，但這使我更加難過，就像聽到華麗的男中音罵出了一串髒話，而這個男中音又恰恰是從我家舊門傳出，如何消受得住。
如果前後左右沒有人看見，我會從牆上撕下這些宣言書，扯成最細的紙丁，塞進陰溝，然後做賊般逃走。
我怕有人看見，卻又希望故鄉能在冥冥中看到我的這些舉動。
我懷疑它看到了，我甚至能感覺到它蒼老的顫抖。
它多麼不願意掏出最後的老底來為自己正名，苦苦憋了幾年，終于忍不住，就在武鬥現場附近，１９７３年，袒露出一個震驚世界的河姆渡！袒露在不再有嚴子陵、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任何遺迹的土地上，袒露在一種無以言表的的荒涼之中。
要不然，有幾位大師在前面光彩着，河姆渡再晚個千把年展示出來也是不慌的。
壩姆渡着實又使家鄉風光頓生。
一個整整七千年的文化遺址，而人們平日說起華夏曆史總是五千年。
河姆渡雄辯地證明，長江流域并不長久是茹毛飲血的南蠻之地而愧對黃河文明，恰恰相反，這兒也是中華民族的溫暖故鄉。
當自己的故鄉突然變成了全民族的故鄉，這種心理滋味是很複雜的，既有榮耀感又有失落感。
總算是一件不同凡響的好事吧，從七十年代開始，中國的一切曆史教科書的前面幾頁都有了餘姚河姆渡這個名稱。
後來，幾位大師逐一恢複名譽，與河姆渡遙相呼應，故鄉的文化分量就顯得有點超重。
記得前年我與表演藝術家張瑞芳和畫家程十發一起到日本去，在東京新大谷飯店的一個宴會廳裡，與一群日本的漢學家坐在一起閑聊，不知怎麼說起了我的籍貫，好幾個日本朋友誇張地瞪起了眼，嘴裡發出『嗬——嗬——”的感歎聲，像是在倒吸冷氣。
他們雖然不太熟悉嚴子陵和黃宗羲，卻大談王陽明和朱舜水，最後又談到了河姆渡，倒吸冷氣的聲音始終不斷。
他們一再把手按在我的手背上要我确信，我的家鄉是神土，是福地。
同桌隻有兩位陶藝專家平靜地安坐着，人們向我解釋，他們來參加宴會是因為過幾天也要去中國大陸考察古代陶瓷。
我想中止一下倒吸冷氣的聲音，便把臉轉向他們，随口問他們将會去中國的什麼地方，他們的回答譯員翻不出來，隻能請他們寫，寫在紙條上的字居然是“慈溪－上林湖”！ 我無法說明慈溪也是我的家鄉，因為這會使剛纔還在為餘姚喝彩的日本朋友疑惑不解，但我實在壓抑不住内心的激動，告訴兩位陶藝專家：“上林湖，是我小時候三天兩頭去玩水的地方。
”兩位陶藝專家驚訝地看了我一眼，從口袋裡取出一疊照片，上面照的全是陶瓷的碎片。
——一點不錯，這正是我當年與小朋友一起從湖底摸起，讓它們在湖面上跳躍奔跑的那些碎片！ 兩位陶藝專家告訴我，據他們所知，上林湖就是名垂史冊的越窯所在地，從東漢直至唐、宋，那裡曾分布過一百多個窯場，既有官窯又有民窯，國際陶瓷學術界已經稱上林湖為舉世罕見的露天青瓷博物館。
我專注而又失神地聽着，連點頭也忘了。
竟然是這樣！一個從小留在心底的謎，輕輕地解開于異國他鄉。
謎底的輝煌，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