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者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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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全部流放到甯古塔！（參見《清世主實錄》卷１２１）
這就是典型的中國古代判決，處罰之重，到了完全離譜的程度。
不就是僅僅一位考生可能與主考官有點沾親帶故的嫌疑嗎？他父親出來已經把嫌疑排除了，但結果還是如此慘烈，而且牽涉的面又如此之大。
能代表朝廷來考試江南仕子的考官，無論是學問、社會知名度還是朝廷對他們信任的程度本來都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為了其中一個人有那麼一丁點兒已經排除了的嫌疑，二十個全部殺掉，一個不留。
而且他們和考生的家屬全部不明不白地遭殃。
這中間，唯一能把嫌疑的來龍去脈說得稍稍清楚一點的隻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它被殺、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連基本原因也一無所知。
但不管，刑場上早已頭顱滾滾、血迹斑斑，去東北的路上也已經浩浩蕩蕩。
這些考生的家屬在跋涉長途中想到前些天身首異處的那二十來個大學者，心也就平下來了。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何況人家那麼著名的人物臨死前也沒吭聲，要我冒出來喊冤幹啥？充什麼英雄？這是中國人面臨最大的冤屈和災難時的精神衛護邏輯。
一切原因和理由都沒有什麼好問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場自然災害。
且看曆來流離失所的災民，有幾個問清過台風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發的理由？算啦，低頭幹活吧，能這樣不錯啦。
三 災難，對常人來說也就是災難而已，但對知識分子來說就不一樣了。
當災難初臨之時，他們比一般人更緊張，更痛苦，更缺少應付的能耐；但是當這一個關口渡過之後，他們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識又會重新蘇醒，開始與災難周旋，在災難中洗刷掉那些隻有走運時纔會追慕的虛浮層面，去尋求生命的底蘊。
到了這個時候，本來經常會嘲笑知識分子幾句的其它流放者不得不收斂了，他們開始對這些喜歡長籲短歎而又手無縛雞之力的斯文人另眼相看。
流放文人終于熬過生生死死最初撞擊的信号是開始吟詩，其中有不少人在去東北的半路上就已獲得了這種精神複蘇，因為按照當時的交通條件，這好幾千裡的路要走相當長的時間。
清初因科場案被流放的杭州詩人、主考官丁澎在去東北的路上看見許多驿站的牆壁上題有其它不少流放者的詩，一首首讀去，不禁笑逐顔開。
與他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這麼高興，就問：“怎麼，難道朝廷下诏讓你回去了？”丁澎說：“沒有。
我真要感謝皇帝，給我這麼好的機會讓我在一條纔情的長河中暢遊，你知道嗎，到東北流放的人幾乎都是纔子，我這一去就不擔心沒有朋友了。
”丁澎說得不錯，流放者的隊伍實在是把一些平日散落各地的傑出文士集中在一起了，幾句詩，就是他們心靈交流的旗幡。
丁澎被流放的時候，他的朋友張缙彥曾來送行，沒想到三年以後張缙彥也被流放，戍所很遠，要經過丁澎的流放地，兩人見面感慨萬千，唏噓一陣之後，互相能夠贈送的東西仍然隻有詩。
丁澎送張缙彥的詩很能代表流放者的普遍心理： 老去悲長劍， 苞為獨遠征？ 半生戎馬換， 詞組玉關行！ 亂石沖雲走， 飛沙撼碛鳴。
萬方新雨露， 吹不到邊城。
（《送張坦公方伯出塞》） 丁澎早流放幾年，因此他有資格叮囑張缙彥：『愁劇須憑酒，時危莫論文。
” “時危莫論文”并不是害怕和躲避，而是希望朋友身處如此危境不要再按照原先文绉绉的思路來考慮問題了。
用吳偉業贈吳兆骞的詩句來表述，文人面對流放，産生的總體感受應該是“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原先的價值坐标轟毀了，連一些本來确定無疑的概念也都走向模糊和混亂，這對許多文人來說都不完全是一件壞事。
有一些文人，剛流放時還端着一副孤忠之相，等着哪一天聖主來平反昭雪；有的則希望有人能用儒家的人倫道德标準來重新審理他們身陷的冤屈，哪怕自己死後有一位曆史學家來說兩句公道話也好。
但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們，浩浩的北國寒風嘲笑着他們，文天祥雖然寫過“留取丹心照汗青”，而“汗青”本身又是如此暧昧不清。
到東北的流放者一般都會記得宋、金戰争期間，南宋的使臣。
洪皜和張邵曾被金人流放到黑龍江的事迹。
洪皜和張邵算得為大宋朝廷争氣的了，在揀野菜充饑、拾馬糞取暖的情況下還凜然不屈。
一次一位比較友好的女真貴族與洪皜談話，談着談着就争論起來了，女真貴族生氣地說：“你到現在還這麼口硬，你以為我不能殺你麼？”洪皜回答：“我是可以死了，但這樣你們就會蒙上一個斬殺來使的惡名，恐怕不大好。
離這裡三十裡地有個叫蓮花泺的地方，不如我們一起乘舟去遊玩，你順便把我推下水，就說我是自己失足，豈不兩全其美？”他的這種從容态度，把女真貴族都給鎮住了。
後來金兵占領了淮北，宣布說隻要是淮北籍的宋朝官員都可回家了，不少被流放的宋朝官員紛紛僞稱自己是淮北人而南返，惟獨洪皜和張邵明确說自己是江南人，因此一直在東北流放到宋、金和議達成之後纔回來。
完全出人意料的是，這兩人在東北為宋廷受苦受難十餘年，回來卻立即遭受貶斥，洪皜被秦桧貶離朝廷，張邵也被彈劾為“奉使無成”而遠放，兩人都很快死在颠沛流離的長途中。
倒是金人非常尊敬這兩位與他們作對的使者，每次有人來宋廷總要打聽他們的消息，甚至對他們的子女也倍加憐惜。
這種事例，很使後代到東北的流放者們深思。
既然朝廷對自己的使者都是這副模樣，那它真值得大家為它守節效忠嗎？我們過去頭腦中認為至高無上的一切真是那樣有價值嗎？ 順着這一思想脈絡，東北流放地出現了一個奇迹：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員與反清義士結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
原先各自效忠的對象，無論是明朝還是清朝都消解了，消解在朔北的風雪中，消解在對人生價值的重新确認裡。
“同是冰天谪戍人，敝裘短褐益相親。
”（戴梓）當官銜、身份、家産一一被剝奪，剩下的就是生命對生命的直接呼喚。
著名的反清義士函可在東北流放時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裀、魏管、季開生、李呈祥、郝浴、陳掖臣等幾乎都是被貶的清朝官吏，以這些人為骨幹，函可還成立了一個“冰天詩社”。
是不是這些昔日官吏現都卷入到函可的反清思潮中來了呢？并不是。
他們相交隻是“以節義文章相慕重”，這裡所說的“節義”又不具備尋常所指的國家民族意義，而僅僅是個人人品。
其實個人人品最是了不得，最不容易被外來的政治規範修飾或扭曲。
在這一點上，中國曆來對“大節”、“小節”的劃分常常是颠倒的。
函可的那些朋友在個
不就是僅僅一位考生可能與主考官有點沾親帶故的嫌疑嗎？他父親出來已經把嫌疑排除了，但結果還是如此慘烈，而且牽涉的面又如此之大。
能代表朝廷來考試江南仕子的考官，無論是學問、社會知名度還是朝廷對他們信任的程度本來都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為了其中一個人有那麼一丁點兒已經排除了的嫌疑，二十個全部殺掉，一個不留。
而且他們和考生的家屬全部不明不白地遭殃。
這中間，唯一能把嫌疑的來龍去脈說得稍稍清楚一點的隻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它被殺、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連基本原因也一無所知。
但不管，刑場上早已頭顱滾滾、血迹斑斑，去東北的路上也已經浩浩蕩蕩。
這些考生的家屬在跋涉長途中想到前些天身首異處的那二十來個大學者，心也就平下來了。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何況人家那麼著名的人物臨死前也沒吭聲，要我冒出來喊冤幹啥？充什麼英雄？這是中國人面臨最大的冤屈和災難時的精神衛護邏輯。
一切原因和理由都沒有什麼好問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場自然災害。
且看曆來流離失所的災民，有幾個問清過台風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發的理由？算啦，低頭幹活吧，能這樣不錯啦。
三 災難，對常人來說也就是災難而已，但對知識分子來說就不一樣了。
當災難初臨之時，他們比一般人更緊張，更痛苦，更缺少應付的能耐；但是當這一個關口渡過之後，他們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識又會重新蘇醒，開始與災難周旋，在災難中洗刷掉那些隻有走運時纔會追慕的虛浮層面，去尋求生命的底蘊。
到了這個時候，本來經常會嘲笑知識分子幾句的其它流放者不得不收斂了，他們開始對這些喜歡長籲短歎而又手無縛雞之力的斯文人另眼相看。
流放文人終于熬過生生死死最初撞擊的信号是開始吟詩，其中有不少人在去東北的半路上就已獲得了這種精神複蘇，因為按照當時的交通條件，這好幾千裡的路要走相當長的時間。
清初因科場案被流放的杭州詩人、主考官丁澎在去東北的路上看見許多驿站的牆壁上題有其它不少流放者的詩，一首首讀去，不禁笑逐顔開。
與他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這麼高興，就問：“怎麼，難道朝廷下诏讓你回去了？”丁澎說：“沒有。
我真要感謝皇帝，給我這麼好的機會讓我在一條纔情的長河中暢遊，你知道嗎，到東北流放的人幾乎都是纔子，我這一去就不擔心沒有朋友了。
”丁澎說得不錯，流放者的隊伍實在是把一些平日散落各地的傑出文士集中在一起了，幾句詩，就是他們心靈交流的旗幡。
丁澎被流放的時候，他的朋友張缙彥曾來送行，沒想到三年以後張缙彥也被流放，戍所很遠，要經過丁澎的流放地，兩人見面感慨萬千，唏噓一陣之後，互相能夠贈送的東西仍然隻有詩。
丁澎送張缙彥的詩很能代表流放者的普遍心理： 老去悲長劍， 苞為獨遠征？ 半生戎馬換， 詞組玉關行！ 亂石沖雲走， 飛沙撼碛鳴。
萬方新雨露， 吹不到邊城。
（《送張坦公方伯出塞》） 丁澎早流放幾年，因此他有資格叮囑張缙彥：『愁劇須憑酒，時危莫論文。
” “時危莫論文”并不是害怕和躲避，而是希望朋友身處如此危境不要再按照原先文绉绉的思路來考慮問題了。
用吳偉業贈吳兆骞的詩句來表述，文人面對流放，産生的總體感受應該是“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原先的價值坐标轟毀了，連一些本來确定無疑的概念也都走向模糊和混亂，這對許多文人來說都不完全是一件壞事。
有一些文人，剛流放時還端着一副孤忠之相，等着哪一天聖主來平反昭雪；有的則希望有人能用儒家的人倫道德标準來重新審理他們身陷的冤屈，哪怕自己死後有一位曆史學家來說兩句公道話也好。
但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們，浩浩的北國寒風嘲笑着他們，文天祥雖然寫過“留取丹心照汗青”，而“汗青”本身又是如此暧昧不清。
到東北的流放者一般都會記得宋、金戰争期間，南宋的使臣。
洪皜和張邵曾被金人流放到黑龍江的事迹。
洪皜和張邵算得為大宋朝廷争氣的了，在揀野菜充饑、拾馬糞取暖的情況下還凜然不屈。
一次一位比較友好的女真貴族與洪皜談話，談着談着就争論起來了，女真貴族生氣地說：“你到現在還這麼口硬，你以為我不能殺你麼？”洪皜回答：“我是可以死了，但這樣你們就會蒙上一個斬殺來使的惡名，恐怕不大好。
離這裡三十裡地有個叫蓮花泺的地方，不如我們一起乘舟去遊玩，你順便把我推下水，就說我是自己失足，豈不兩全其美？”他的這種從容态度，把女真貴族都給鎮住了。
後來金兵占領了淮北，宣布說隻要是淮北籍的宋朝官員都可回家了，不少被流放的宋朝官員紛紛僞稱自己是淮北人而南返，惟獨洪皜和張邵明确說自己是江南人，因此一直在東北流放到宋、金和議達成之後纔回來。
完全出人意料的是，這兩人在東北為宋廷受苦受難十餘年，回來卻立即遭受貶斥，洪皜被秦桧貶離朝廷，張邵也被彈劾為“奉使無成”而遠放，兩人都很快死在颠沛流離的長途中。
倒是金人非常尊敬這兩位與他們作對的使者，每次有人來宋廷總要打聽他們的消息，甚至對他們的子女也倍加憐惜。
這種事例，很使後代到東北的流放者們深思。
既然朝廷對自己的使者都是這副模樣，那它真值得大家為它守節效忠嗎？我們過去頭腦中認為至高無上的一切真是那樣有價值嗎？ 順着這一思想脈絡，東北流放地出現了一個奇迹：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員與反清義士結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
原先各自效忠的對象，無論是明朝還是清朝都消解了，消解在朔北的風雪中，消解在對人生價值的重新确認裡。
“同是冰天谪戍人，敝裘短褐益相親。
”（戴梓）當官銜、身份、家産一一被剝奪，剩下的就是生命對生命的直接呼喚。
著名的反清義士函可在東北流放時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裀、魏管、季開生、李呈祥、郝浴、陳掖臣等幾乎都是被貶的清朝官吏，以這些人為骨幹，函可還成立了一個“冰天詩社”。
是不是這些昔日官吏現都卷入到函可的反清思潮中來了呢？并不是。
他們相交隻是“以節義文章相慕重”，這裡所說的“節義”又不具備尋常所指的國家民族意義，而僅僅是個人人品。
其實個人人品最是了不得，最不容易被外來的政治規範修飾或扭曲。
在這一點上，中國曆來對“大節”、“小節”的劃分常常是颠倒的。
函可的那些朋友在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