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傳逸士第七十八 眭誇 馮亮 李谧 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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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去室牖諸制。
施之于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于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
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一愛一其羊，我一愛一其禮。
”餘以為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于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于禮，任意而忽之。
是則頠賢于仲尼矣。
以斯觀之，裴氏之子以不達而失禮之旨也。
餘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
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采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
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
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為源，是伯喈之論所持。
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
但名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
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确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号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
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餘故扌采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
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廟之東者謂之青一陽一，當太室之西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西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個，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
室個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
個者，即寝之房也。
但明堂與寝施用既殊，故房、個之名亦随事而遷耳。
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
故檢之五室，則義明于《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于《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于《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
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傥或在斯矣。
《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五室，凡室二筵。
室中度以幾，堂上度以筵。
”餘謂《記》得之于五室，而謬于堂之修廣。
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惬古今之情也。
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
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
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義。
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
又聽朔布令，鹹得其月之辰。
可請施政及記，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為當矣。
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
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
左右之個，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
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于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于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阖門左扉，立于其中”。
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寝，皆如明堂制。
明堂在國之一陽一，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
卒事，反宿路寝亦如之。
閏月非常月，聽其朔于明堂門下，還處路寝門終月也。
”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寝，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
”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
然則明堂與寝不得異矣。
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钊南門之外，延入翼室。
”此之翼室，即路寝矣。
其下曰“大貝贲鼓在西房”，“重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寝有左右房見于經史者也。
《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于路寝”，小斂，“婦人髽帶麻于房中。
”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于房一中，則西南。
”天子諸侯左右房見于注者也。
論路寝則明其左右房，言明堂則阙其左右個，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争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 《記》雲：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
置五室于斯堂，雖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
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
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矣，為陋過約。
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惬人情，其不然一也。
餘恐為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
雲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
餘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
南北外複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
《記》雲：“四房兩夾窗。
”若為三尺之戶，二尺之窗，窗戶之間，裁盈一尺。
繩樞甕牖之室，華門圭窦之堂，尚不然矣。
假令複欲小一便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矣。
驗之衆塗，略無算焉。
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逾二尺也。
《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
”鄭玄注曰：“設斧于戶牖之間。
而鄭氏《禮
施之于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于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
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一愛一其羊，我一愛一其禮。
”餘以為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于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于禮，任意而忽之。
是則頠賢于仲尼矣。
以斯觀之，裴氏之子以不達而失禮之旨也。
餘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
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采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
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
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為源，是伯喈之論所持。
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
但名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
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确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号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
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餘故扌采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
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廟之東者謂之青一陽一，當太室之西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西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個，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
室個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
個者，即寝之房也。
但明堂與寝施用既殊，故房、個之名亦随事而遷耳。
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
故檢之五室，則義明于《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于《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于《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
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傥或在斯矣。
《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五室，凡室二筵。
室中度以幾，堂上度以筵。
”餘謂《記》得之于五室，而謬于堂之修廣。
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惬古今之情也。
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
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
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義。
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
又聽朔布令，鹹得其月之辰。
可請施政及記，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為當矣。
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
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
左右之個，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
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于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于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阖門左扉，立于其中”。
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寝，皆如明堂制。
明堂在國之一陽一，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
卒事，反宿路寝亦如之。
閏月非常月，聽其朔于明堂門下，還處路寝門終月也。
”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寝，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
”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
然則明堂與寝不得異矣。
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钊南門之外，延入翼室。
”此之翼室，即路寝矣。
其下曰“大貝贲鼓在西房”，“重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寝有左右房見于經史者也。
《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于路寝”，小斂，“婦人髽帶麻于房中。
”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于房一中，則西南。
”天子諸侯左右房見于注者也。
論路寝則明其左右房，言明堂則阙其左右個，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争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 《記》雲：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
置五室于斯堂，雖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
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
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矣，為陋過約。
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惬人情，其不然一也。
餘恐為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
雲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
餘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
南北外複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
《記》雲：“四房兩夾窗。
”若為三尺之戶，二尺之窗，窗戶之間，裁盈一尺。
繩樞甕牖之室，華門圭窦之堂，尚不然矣。
假令複欲小一便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矣。
驗之衆塗，略無算焉。
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逾二尺也。
《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
”鄭玄注曰：“設斧于戶牖之間。
而鄭氏《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