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護法軍政府改組與孫中山離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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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粵省四周軍事鬥争激烈進行的同時，廣東護法軍政一府内部的鬥争也愈演愈烈。在桂系軍閥和非常國會中的政學系①的幹擾破壞下，護法軍政一府的處境日趨困難，終于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
經濟上，桂系軍閥對軍政一府實行财政封鎖。廣東本為富裕省份，每年收入約在一千五百萬元以上，居當時全國之首。孫中山曾期望：“若能就其中籌款數十萬為國會經費，則國會之基礎定矣”①。但是，桂系軍閥控制着全省的财政收入，根本不讓軍政一府插手，并分文不給。軍政一府所負擔的國會議員的薪水、陳炯明所統粵軍的軍饷和各項行政開支，僅靠從海外華僑中募捐，以緻“極為竭蹶”①。粵督莫榮新看到軍政一府經濟拮據的窘狀，幸災樂禍地說：“孫某之政一府，空頭之政一府也，彼無兵無饷，吾輩但取不理之态度，彼至不能支持之時，自然解散而去”①。充分暴露了他的險惡用心。
軍事上，桂系軍閥對服從軍政一府領導的軍隊進行分化打擊和排擠。在這次護法戰争中，軍政一府本身的軍事力量屈指可數。當時，北京政一府密探馬鳳池曾向段祺瑞報告說：“查孫文在粵另立政一府，所恃陸軍勢力，隻有張開儒、方聲濤兩師及林虎一旅。林逆遠駐雷州，形勢隔禁；實僅張、方之兩師，可資召号；他則魏邦平之警察兵，可湊數耳”②。實際上，真正聽從軍政一府号令的軍隊遠少于該密探的報告。當時，林虎已死心踏地地為陸榮廷效命，方聲濤也唯唐繼堯之令是從，真正屬于軍政一府管轄的隻有程璧光的部分海軍，張開儒所屬部分滇軍和陳炯明之粵軍。就是這一點軍隊，還不斷受到桂系軍閥的拉攏、分化與打擊。程璧光在1917年10月接受陸榮廷每月饋贈十萬元軍饷後，就投靠了桂系軍閥，進而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加以掣肘。軍政一府陸軍總長張開儒堅決擁護孫中山，遵從孫中山的領導，卻遭到莫榮新與政學系骨幹李根源的誣陷。後來莫竟背着孫中山擅将張開儒囚禁，把駐粵滇軍的領導權交給了李根源。軍政一府剛剛組建的二十營粵軍，也不斷受到莫榮新的打擊和排擠，被調往攻閩戰常這樣，擁護軍政一府的部隊，不是被桂系軍閥拉走，就是被擠走或竊奪了領導權，使孫中山成了無兵可統、無将相随的空頭元帥。
政治上，桂系軍閥一陰一謀改組軍政一府，擠走孫中山。桂系軍閥千方百計幹擾破壞軍政一府行動的目的，是要趕走孫中山。當他們發現孫中山意志堅決，拒不離粵時，遂采取拉攏國會議員中的政學系成員，一陰一謀改組軍政一府的辦法，剝奪孫中山的領導權。1918年1月，桂系軍閥勾結滇、粵、湘等省軍閥，拉攏非常國會中的政學系議員及革命一黨一中持不同政見者，發起成立“西南各省護法聯合會”，作為西南護法各省的統一組織，一陰一謀奪取護法戰争的領導權，架空廣州護法軍政一府。由于“聯合會”不受軍政一府領導，并議定由岑春煊擔任議和總代表，公然主張南北妥協，放棄武裝鬥争，因而遭到孫中山和國會中部分議員的堅決反對。
政學系議員和舊國民一黨一中的不堅定分子如吳景濂、褚輔成之流，見以“聯合會”取代軍政一府的一陰一謀難以得逞，又秉承桂系軍閥的旨意，提出了改組軍政一府的主張，将大元帥制改為總裁合議制，借以排斥孫中山對護法戰争的領導權。孫中山堅決反對改組軍政一府，指出軍政一府的大元帥制是符合民國約法中“元首政治”這一規定的，改變此制，“與約法相違背”。陳炯明、孫洪伊等也相繼通電反對改組軍政一府。但是，在政學系的活動下，非常國會于1918年5月4日通過了《修正軍政一府組織法》，決定将大元帥制改為總裁合議制。孫中山當即向非常國會辭去大元帥職，并發表通電揭露西南軍閥破壞護法運動的種種罪行，指出：“顧吾國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①。5月20日，非常國會選舉唐紹儀、唐繼堯、孫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陸榮廷和岑春煊七人為總裁，廢除大元帥制。21日，推舉岑春煊為主席總裁。同日，孫中山憤而離開廣州，前往上海，表示與西南軍閥決裂。自此以後，護法軍政一府完全為軍閥官僚所控制，成了與北洋政一府妥協的議和機構。
在南方護法軍政一府内部矛盾激化的同時，北洋政一府内部直、皖兩大派系之間的矛盾也在發展。1918年8月，吳佩孚等公開通電主張“和平”，反對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護法軍政一府也複電贊成和平。此後，各地區的戰争基本上均已停止。
1918年9月，馮國璋總統任期屆滿②，安福系③一操一縱國會，選舉徐世昌為大總統。徐上台後，為了順應國内外要求和平的空氣，免去了段祺瑞國務總理職務。11月16日，對北軍前線部隊發布停戰令，并倡議召開南北和平會議。1919年2月，南北政一府代表開始在上海議和。雙方代表表面上是讨論恢複約法和舊國會，實際上卻在如何劃分地盤等問題上進行新的角逐。
經濟上，桂系軍閥對軍政一府實行财政封鎖。廣東本為富裕省份，每年收入約在一千五百萬元以上，居當時全國之首。孫中山曾期望：“若能就其中籌款數十萬為國會經費，則國會之基礎定矣”①。但是，桂系軍閥控制着全省的财政收入，根本不讓軍政一府插手，并分文不給。軍政一府所負擔的國會議員的薪水、陳炯明所統粵軍的軍饷和各項行政開支，僅靠從海外華僑中募捐，以緻“極為竭蹶”①。粵督莫榮新看到軍政一府經濟拮據的窘狀，幸災樂禍地說：“孫某之政一府，空頭之政一府也，彼無兵無饷，吾輩但取不理之态度，彼至不能支持之時，自然解散而去”①。充分暴露了他的險惡用心。
軍事上，桂系軍閥對服從軍政一府領導的軍隊進行分化打擊和排擠。在這次護法戰争中，軍政一府本身的軍事力量屈指可數。當時，北京政一府密探馬鳳池曾向段祺瑞報告說：“查孫文在粵另立政一府，所恃陸軍勢力，隻有張開儒、方聲濤兩師及林虎一旅。林逆遠駐雷州，形勢隔禁；實僅張、方之兩師，可資召号；他則魏邦平之警察兵，可湊數耳”②。實際上，真正聽從軍政一府号令的軍隊遠少于該密探的報告。當時，林虎已死心踏地地為陸榮廷效命，方聲濤也唯唐繼堯之令是從，真正屬于軍政一府管轄的隻有程璧光的部分海軍，張開儒所屬部分滇軍和陳炯明之粵軍。就是這一點軍隊，還不斷受到桂系軍閥的拉攏、分化與打擊。程璧光在1917年10月接受陸榮廷每月饋贈十萬元軍饷後，就投靠了桂系軍閥，進而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加以掣肘。軍政一府陸軍總長張開儒堅決擁護孫中山，遵從孫中山的領導，卻遭到莫榮新與政學系骨幹李根源的誣陷。後來莫竟背着孫中山擅将張開儒囚禁，把駐粵滇軍的領導權交給了李根源。軍政一府剛剛組建的二十營粵軍，也不斷受到莫榮新的打擊和排擠，被調往攻閩戰常這樣，擁護軍政一府的部隊，不是被桂系軍閥拉走，就是被擠走或竊奪了領導權，使孫中山成了無兵可統、無将相随的空頭元帥。
政治上，桂系軍閥一陰一謀改組軍政一府，擠走孫中山。桂系軍閥千方百計幹擾破壞軍政一府行動的目的，是要趕走孫中山。當他們發現孫中山意志堅決，拒不離粵時，遂采取拉攏國會議員中的政學系成員，一陰一謀改組軍政一府的辦法，剝奪孫中山的領導權。1918年1月，桂系軍閥勾結滇、粵、湘等省軍閥，拉攏非常國會中的政學系議員及革命一黨一中持不同政見者，發起成立“西南各省護法聯合會”，作為西南護法各省的統一組織，一陰一謀奪取護法戰争的領導權，架空廣州護法軍政一府。由于“聯合會”不受軍政一府領導，并議定由岑春煊擔任議和總代表，公然主張南北妥協，放棄武裝鬥争，因而遭到孫中山和國會中部分議員的堅決反對。
政學系議員和舊國民一黨一中的不堅定分子如吳景濂、褚輔成之流，見以“聯合會”取代軍政一府的一陰一謀難以得逞，又秉承桂系軍閥的旨意，提出了改組軍政一府的主張，将大元帥制改為總裁合議制，借以排斥孫中山對護法戰争的領導權。孫中山堅決反對改組軍政一府，指出軍政一府的大元帥制是符合民國約法中“元首政治”這一規定的，改變此制，“與約法相違背”。陳炯明、孫洪伊等也相繼通電反對改組軍政一府。但是，在政學系的活動下，非常國會于1918年5月4日通過了《修正軍政一府組織法》，決定将大元帥制改為總裁合議制。孫中山當即向非常國會辭去大元帥職，并發表通電揭露西南軍閥破壞護法運動的種種罪行，指出：“顧吾國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①。5月20日，非常國會選舉唐紹儀、唐繼堯、孫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陸榮廷和岑春煊七人為總裁，廢除大元帥制。21日，推舉岑春煊為主席總裁。同日，孫中山憤而離開廣州，前往上海，表示與西南軍閥決裂。自此以後，護法軍政一府完全為軍閥官僚所控制，成了與北洋政一府妥協的議和機構。
在南方護法軍政一府内部矛盾激化的同時，北洋政一府内部直、皖兩大派系之間的矛盾也在發展。1918年8月，吳佩孚等公開通電主張“和平”，反對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護法軍政一府也複電贊成和平。此後，各地區的戰争基本上均已停止。
1918年9月，馮國璋總統任期屆滿②，安福系③一操一縱國會，選舉徐世昌為大總統。徐上台後，為了順應國内外要求和平的空氣，免去了段祺瑞國務總理職務。11月16日，對北軍前線部隊發布停戰令，并倡議召開南北和平會議。1919年2月，南北政一府代表開始在上海議和。雙方代表表面上是讨論恢複約法和舊國會，實際上卻在如何劃分地盤等問題上進行新的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