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北軍第二次攻湘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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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護法軍内部矛盾日趨激化
經過半年的奮戰，到1918年2月，各路護法（靖國）軍都取得了很大的勝利。
在湖南戰場上，護法軍占領了長沙，攻克了嶽一陽一；在四川戰場上，靖國軍占領了重慶和成都。
與此同時，其它各省的護法勢力也有很大發展，“獨立”、“自主”的通電接連不斷。
在湖北，石星川、黎天才的靖國軍雖遭挫損，但尚有革命一黨一人蔡濟民率領的民軍在廣濟等地活動；在陝西，陝軍一團一長郭堅在鳳翔宣告自主，革命一黨一人于右任、胡景翼在三原宣布獨立，陝西靖國軍一度攻占了西安；在浙江，駐甯波的旅長葉煥華宣告獨立，溫州、處州（今麗水）、紹興等地的軍隊一度響應；在河南，原京津總稽查長王天縱在臨汝宣告獨立；在山東，部分陸軍起義，一度攻占了東平；在福建、安徽，也出現“靖國軍”、“讨倪軍”，響應護法。
短短幾個月内，護法烽火遍及十幾個省，形勢十分有利。
這時，如果參加護法的各種勢力能夠一團一結一緻，在護法軍政一府統一領導下，協同作戰，共同對敵，未嘗不能發展大好形勢，取得戰争的主動權。
但是，廣東軍政一府的政治基礎十分脆弱。
孫中山和中華革命一黨一缺乏經濟和軍事實力，沒有力量組織和領導全國的護法武裝。
而具有較大實力的兩廣軍閥和雲貴軍閥，各自懷有自私的動機，不願把自己的軍隊置于軍政一府領導之下。
因此，護法戰争名義上雖由軍政一府領導，實際上各省護法勢力各自為戰，始終未能形成集中統一的指揮。
不僅如此，随着護法戰争的節節勝利，以陸榮廷、唐繼堯為首的兩大軍閥勢力與軍政一府之間的矛盾逐漸尖銳化和表面化。
尤其是桂系軍閥，竟對軍政一府的活動進行百般限制與刁難。
1917年8月，廣東督軍陳炳焜一逼一走傾向軍政一府的省長朱慶瀾，并極力拉攏廣東地方派軍人，對軍政一府搞“釜底一抽一薪”；9月，又以提一供軍饷和煤炭為誘餌，拉攏軍政一府海軍總長程璧光，從組織上分裂軍政一府。
11月，桂軍統領沈鴻英借故殺害軍政一府任命的潮梅軍第一支隊司令金國治③。
11月21日，原廣惠鎮守使莫榮新繼陳炳焜代理廣東督軍後，變本加厲地破壞護法軍政一府。
莫先以不準私自招募民軍為由，驅逐逮捕軍政一府派往各地的募兵委員，繼又誣指大元帥府衛隊連的排長多人為“匪”，擅自逮捕槍殺，借以恫吓孫中山。
孫中山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于1918年1月3日晚率少數衛士登上軍艦，指揮艦炮轟擊觀音山督軍署，迫使莫榮新于次日親至大元帥府“謝罪”。
但是，桂系軍閥對軍政一府的破壞活動并未因此而收斂。
面對異常險惡的環境，孫中山憤激萬分，但為了護法大業，仍忍辱負重，勉強支撐着岌岌可危的軍政一府。
桂系軍閥與護法軍政一府的矛盾，直接反映到護法戰争的湖南戰常自聯軍占領長沙後，其内部矛盾便開始尖銳起來，主要是湘軍與桂軍的矛盾①，也有湘軍内部的矛盾①，嚴重影響着護法聯軍的協調統一，削弱了部隊的戰鬥力。
更為嚴重的是，聯軍自占領嶽一陽一後，“軍紀之紊亂達于極點”。
尤其是桂軍，以功臣自居，紀律渙散，橫行無忌，“掠奪殺傷之事件屢有所聞”。
該軍第一軍總司令韋榮昌一進嶽一陽一，即嫖一妓一酗酒，大施一婬一威，其所屬官兵也群起效尤，無所不為。
對此，不僅湖南人民側目而視，而且湘軍官兵也極為反感，産生了嚴重的對立情緒。
二、北軍第二次攻湘前雙方的 作戰部署 （一）北軍的作戰方針及部署 北軍在嶽一陽一遭到慘敗後，皖系軍閥和主戰派紛紛責罵李純等主和督軍“損失國家資格，玷污軍人名譽”，積極策劃罷免王（士珍）、李（純），推倒“大樹”（馮國璋）。
馮國璋和“長江三督”在主戰軍閥的圍攻下，處境十分困難，又鑒于嶽一陽一失守，湖北危急，直系的地盤也受到威脅，于是紛紛“引咎自責”，倒向主戰派。
1918年1月27日，馮國璋離京“出巡”濟南、徐州、蚌埠等地，與皖系督軍張懷芝、倪嗣沖等人會商時局，于29日返抵北京。
31日，馮國璋下達對南軍“局部讨伐令”，特命曹锟為兩湖宣撫使，張敬堯為援嶽前敵總司令，“著總司令曹锟、張懷芝、張敬堯等即行統率所部，分路進兵，痛予懲辦”②。
2月2日，北京政一府下令對湘桂粵聯軍進行作戰，宣稱“非将長沙完全克複，不能議和。
”北軍第二次攻湘的作戰企圖，是攻下嶽一陽一、長沙，進而占領全湘。
2月中旬，各路北軍分别向湘鄂、湘贛邊界開進。
曹锟之第一路軍分為兩隊：吳佩孚率第三師及三個混成旅，由襄一陽一乘船沿漢水南下，經武漢進至鄂南蒲圻待機，準備進攻嶽一陽一；張敬堯率第七師另兩個補充旅和安武軍一部進至鄂南通城，準備進攻平江。
此路兵力共約五萬人左右。
張懷芝之第二路軍分為左右兩翼：施從濱率山東暫編第一師（欠第一旅）及張宗昌之江蘇第六混成旅，出江西銅鼓進攻湖南浏一陽一；江西第十二師之張之傑第二十三旅和由攸縣退守萍鄉的李傳業所屬安武軍二十營，經江西萍鄉進攻湖南醴陵。
此路兵力共約二萬人。
馮玉祥之第十六混成旅約六千人，從浦口溯江而上，拟經常德進攻湘西。
此外，又令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杜錫珪率五艘軍艦由水路開進，策應陸路進攻。
加上随後入湘的奉軍五個混成旅和李奎元之十一師
在湖南戰場上，護法軍占領了長沙，攻克了嶽一陽一；在四川戰場上，靖國軍占領了重慶和成都。
與此同時，其它各省的護法勢力也有很大發展，“獨立”、“自主”的通電接連不斷。
在湖北，石星川、黎天才的靖國軍雖遭挫損，但尚有革命一黨一人蔡濟民率領的民軍在廣濟等地活動；在陝西，陝軍一團一長郭堅在鳳翔宣告自主，革命一黨一人于右任、胡景翼在三原宣布獨立，陝西靖國軍一度攻占了西安；在浙江，駐甯波的旅長葉煥華宣告獨立，溫州、處州（今麗水）、紹興等地的軍隊一度響應；在河南，原京津總稽查長王天縱在臨汝宣告獨立；在山東，部分陸軍起義，一度攻占了東平；在福建、安徽，也出現“靖國軍”、“讨倪軍”，響應護法。
短短幾個月内，護法烽火遍及十幾個省，形勢十分有利。
這時，如果參加護法的各種勢力能夠一團一結一緻，在護法軍政一府統一領導下，協同作戰，共同對敵，未嘗不能發展大好形勢，取得戰争的主動權。
但是，廣東軍政一府的政治基礎十分脆弱。
孫中山和中華革命一黨一缺乏經濟和軍事實力，沒有力量組織和領導全國的護法武裝。
而具有較大實力的兩廣軍閥和雲貴軍閥，各自懷有自私的動機，不願把自己的軍隊置于軍政一府領導之下。
因此，護法戰争名義上雖由軍政一府領導，實際上各省護法勢力各自為戰，始終未能形成集中統一的指揮。
不僅如此，随着護法戰争的節節勝利，以陸榮廷、唐繼堯為首的兩大軍閥勢力與軍政一府之間的矛盾逐漸尖銳化和表面化。
尤其是桂系軍閥，竟對軍政一府的活動進行百般限制與刁難。
1917年8月，廣東督軍陳炳焜一逼一走傾向軍政一府的省長朱慶瀾，并極力拉攏廣東地方派軍人，對軍政一府搞“釜底一抽一薪”；9月，又以提一供軍饷和煤炭為誘餌，拉攏軍政一府海軍總長程璧光，從組織上分裂軍政一府。
11月，桂軍統領沈鴻英借故殺害軍政一府任命的潮梅軍第一支隊司令金國治③。
11月21日，原廣惠鎮守使莫榮新繼陳炳焜代理廣東督軍後，變本加厲地破壞護法軍政一府。
莫先以不準私自招募民軍為由，驅逐逮捕軍政一府派往各地的募兵委員，繼又誣指大元帥府衛隊連的排長多人為“匪”，擅自逮捕槍殺，借以恫吓孫中山。
孫中山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于1918年1月3日晚率少數衛士登上軍艦，指揮艦炮轟擊觀音山督軍署，迫使莫榮新于次日親至大元帥府“謝罪”。
但是，桂系軍閥對軍政一府的破壞活動并未因此而收斂。
面對異常險惡的環境，孫中山憤激萬分，但為了護法大業，仍忍辱負重，勉強支撐着岌岌可危的軍政一府。
桂系軍閥與護法軍政一府的矛盾，直接反映到護法戰争的湖南戰常自聯軍占領長沙後，其内部矛盾便開始尖銳起來，主要是湘軍與桂軍的矛盾①，也有湘軍内部的矛盾①，嚴重影響着護法聯軍的協調統一，削弱了部隊的戰鬥力。
更為嚴重的是，聯軍自占領嶽一陽一後，“軍紀之紊亂達于極點”。
尤其是桂軍，以功臣自居，紀律渙散，橫行無忌，“掠奪殺傷之事件屢有所聞”。
該軍第一軍總司令韋榮昌一進嶽一陽一，即嫖一妓一酗酒，大施一婬一威，其所屬官兵也群起效尤，無所不為。
對此，不僅湖南人民側目而視，而且湘軍官兵也極為反感，産生了嚴重的對立情緒。
二、北軍第二次攻湘前雙方的 作戰部署 （一）北軍的作戰方針及部署 北軍在嶽一陽一遭到慘敗後，皖系軍閥和主戰派紛紛責罵李純等主和督軍“損失國家資格，玷污軍人名譽”，積極策劃罷免王（士珍）、李（純），推倒“大樹”（馮國璋）。
馮國璋和“長江三督”在主戰軍閥的圍攻下，處境十分困難，又鑒于嶽一陽一失守，湖北危急，直系的地盤也受到威脅，于是紛紛“引咎自責”，倒向主戰派。
1918年1月27日，馮國璋離京“出巡”濟南、徐州、蚌埠等地，與皖系督軍張懷芝、倪嗣沖等人會商時局，于29日返抵北京。
31日，馮國璋下達對南軍“局部讨伐令”，特命曹锟為兩湖宣撫使，張敬堯為援嶽前敵總司令，“著總司令曹锟、張懷芝、張敬堯等即行統率所部，分路進兵，痛予懲辦”②。
2月2日，北京政一府下令對湘桂粵聯軍進行作戰，宣稱“非将長沙完全克複，不能議和。
”北軍第二次攻湘的作戰企圖，是攻下嶽一陽一、長沙，進而占領全湘。
2月中旬，各路北軍分别向湘鄂、湘贛邊界開進。
曹锟之第一路軍分為兩隊：吳佩孚率第三師及三個混成旅，由襄一陽一乘船沿漢水南下，經武漢進至鄂南蒲圻待機，準備進攻嶽一陽一；張敬堯率第七師另兩個補充旅和安武軍一部進至鄂南通城，準備進攻平江。
此路兵力共約五萬人左右。
張懷芝之第二路軍分為左右兩翼：施從濱率山東暫編第一師（欠第一旅）及張宗昌之江蘇第六混成旅，出江西銅鼓進攻湖南浏一陽一；江西第十二師之張之傑第二十三旅和由攸縣退守萍鄉的李傳業所屬安武軍二十營，經江西萍鄉進攻湖南醴陵。
此路兵力共約二萬人。
馮玉祥之第十六混成旅約六千人，從浦口溯江而上，拟經常德進攻湘西。
此外，又令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杜錫珪率五艘軍艦由水路開進，策應陸路進攻。
加上随後入湘的奉軍五個混成旅和李奎元之十一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