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北軍第一次攻湘之戰
關燈
小
中
大
調動，打亂其整個防禦部署；其次，将主攻任務交給士氣較高的湘軍主力執行，在部隊的使用上也是得當的；再次，除正面進攻外，還組織小鄙武裝深入敵後活動，對于配合正面作戰，打亂敵人的兵力部署，也起了一定作用。
護法聯軍攻下嶽一陽一，獨立各省人心振奮，希望護法軍長驅直下攻取武漢。
而此時鄂省北軍主力正集中力量“圍剿”荊、襄靖國軍，武漢空虛，如果聯軍乘虛徑取武漢，與湖北靖國軍協同作戰，将使湖北局勢發生重大變化。
無奈桂系軍閥僅以奪取湖南為滿足，不想進攻直系督軍王占元的地盤。
在聯軍占領嶽一陽一的當天，譚浩明又擅自下令嚴禁前線各軍跨入鄂省一步。
他在緻蘇督李純的電報中聲明，“已饬前方停止進攻，不入鄂境”，并稱如“北不攻嶽”，則“南不攻鄂”。
①這樣，聯軍就喪失了乘勝北進的大好時機。
四、荊襄之戰 （一）湖北組成“靖國軍”參加護法 1917年12月，正當南北醞釀議和之際，湖北境内的部分軍隊宣告自主護法，牽制了北軍駐鄂部隊，對湘桂粵聯軍進攻嶽一陽一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護法戰争前，湖北共有軍隊三個師、四個旅和兩個獨立一團一①。
湖北第一師師長石星川和襄鄖鎮守使兼第九師師長黎天才，早年參加同盟會，後又參加辛亥革命，與革命一黨一有較深的關系。
在孫中山和中華革命一黨一人的激勵下，石星川和黎天才分别于12月1日和16日宣布自主。
同時，原湖北第三師師長王安瀾也潛回棗一陽一，召集舊部舉義護法，共同成立“湖北靖國聯軍”。
公推黎天才為聯軍總司令兼第一軍總司令，石星川為第二軍總司令，王安瀾為第三軍總司令。
這種革命形勢的出現，使孫中山極為振奮。
12月26日，他緻電黎天才，提出湘、鄂、川護法軍隊夾擊武漢的作戰方略，指出：“執事據荊襄重地，地扼江漢之形勝，南與滇黔川湘桂軍互為聲援，合力并進，以成腹背夾攻之勢，則必勝之算一操一自我手。
”③ 根據孫中山的指示和當時戰場的客觀形勢，湖北靖國軍拟定了基本作戰計劃：由第二軍分兵出荊州，攻宜昌，以打通長江上遊航路，接應滇黔靖國軍出川，進一逼一武漢；第一軍一部會同第三軍合攻武漢；黎天才率第一軍另一部北規信一陽一，控扼武勝關，切斷京漢鐵路，阻止北軍南援。
但是，湖北靖國軍雖号稱三軍，實際參加護法者不過萬人左右。
以此有限兵力，企圖分兵作戰，實現上述作戰計劃，顯然是不切實際的。
更為困難的是，此時湘桂粵聯軍正屯兵長沙，等待議和，無意援鄂，滇黔靖國軍正全力争奪四川，無暇東下，黎天才等隻好率靖國軍獨立作戰。
湖北之襄一陽一、荊州和武漢素稱“一鼎三足”。
荊、襄宣布獨立，武漢便陷于孤立。
湖北督軍王占元一面緻電北洋政一府乞援，一面組織鄂省部隊防堵靖國軍。
1918年1月10日，北洋政一府正式下達“武力戡定荊襄令”，命“第一路總司令曹锟、湖北督軍王占元各派得力隊伍，克日分路會剿”，“河南督軍趙倜派兵相機協剿”。
①在王占元主持下，北軍拟定了基本作戰計劃：将襄一陽一、荊州地區劃分為第一、第二“清匪”區。
北洋第三師代師長吳佩孚為第一區司令，指揮該師兩個旅和駐南一陽一之豫南總司令吳慶桐混成旅，“圍剿”黎天才部。
北洋第十一師師長李奎元為第二區司令，指揮北洋第二師之第四旅、吳光新所部兩個旅和第十八師一部，“圍剿”石星川部。
總兵力約二萬七千人。
（二）靖國軍荊、襄作戰相繼失利 黎天才宣布自主後，未能按既定計劃出兵河南信一陽一，控扼武勝關，而于1917年12月20日率兵一部進攻南一陽一。
在南一陽一外圍遭到豫軍阻擊，遂退據新野，數日後又撤回襄一陽一。
1918年1月初，北軍開始對襄一陽一發起總攻：第三師第六旅由信一陽一西進，吳慶桐旅由新野南進，另以反對獨立的原第九師第十八旅（旅長張聯升）由老河口（令光化）東進，第三師第五旅由孝感經鐘祥北進，對襄一陽一實行向心攻擊。
這時，黎天才所部靖國軍不足一旅，鑒于敵軍四面圍攻，難以抵禦，便于1月20日主動放棄襄一陽一，經南漳南進。
駐守棗一陽一、随縣之王安瀾軍也向南轉移，以圖與駐守荊門的第二軍靠攏。
石星川宣布獨立時，該師駐守荊州、沙市的兵力隻有一個師部和第一旅第一一團一，共有步兵三營、機關槍兩連。
不久，駐仙桃鎮第一旅第二一團一響應獨立，總兵力也不過六七營。
鑒于兵少力單，石星川一面匆匆招募新兵，擴充力量，一面疊電湘西護法軍總司令張學濟，請派軍隊出石首、公安，策應荊沙靖國軍行動。
張學濟接電後，立即率所部二十營出桃源，趨澧縣，增援荊州靖國軍。
1917年12月30日，其前衛司令胡瑛所部進抵湖北公安，遭到北洋第十八師阻擊，無法接近荊州。
當時，駐鄂省之北軍主力集中于武漢和嶽一陽一，武漢以西僅有第十八師之一個旅（駐監利、公安）、第二師之第四旅（駐宜昌西北），和剛從重慶退到宜昌的吳光新所部之李炳之、劉躍龍兩個旅。
為了圍攻荊、沙靖國軍，王占元令朱廷燦第四旅從當一陽一沿漳水南下，李炳之第十三旅沿長江東進，劉躍龍第二旅之一個一團一助攻宜都、松滋，第十八師負責攔擊湘西護法軍，并襲擊荊沙靖國軍後路。
北軍兵力雖居優勢，但系統雜亂，互不統屬，多路進攻，缺少協同。
荊沙靖國軍如能利用這些弱點，集中兵力，機動作戰，有可能将敵各個擊破。
但石星川面對強敵進攻，卻派出一一團一兵力到荊州以西，沿長江北岸分散設防，形成了分兵防堵、被動挨打的架勢。
1918年1月14、15兩日，北軍朱廷燦、李炳之旅開始向荊、沙進攻。
靖國軍節節後退，朱廷燦部連奪當一陽一、河溶、清溪河等要點。
李炳之旅未遇任何抵抗，直薄荊州城下。
石星川見北軍兵臨城下，而張學濟率領的湘西護法軍在公安遭到北軍阻擊，遠安的王安瀾軍也遲遲不能向荊、沙靠攏，遂喪失信心，于1月22日自行解職而去。
石星川出走後，其部下大多逃散，餘部在副司令唐克明帶領下退出荊州，會合湘西護法軍後撤往宜都。
22日夜，荊州城被李炳之旅占領。
湖北黎、石等部舉義，正值湘桂粵護法聯軍攻克長沙之後，如當時湘省護法聯軍迅速攻取嶽一陽一，進規湖北，則可以得到湖北靖國軍的有力配合，護法戰争的局面将會有很大改觀。
無奈護法聯軍在克複長沙後，即頓兵不前，緻使北洋政一府得以調集部隊“圍剿”荊、襄靖國軍。
湖北靖國軍之所以遭到重大損失，本身兵力薄弱和指揮不當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湘省護法聯軍既不配合作戰，又不及時救援①，也難辭其咎。
邵元沖①斷言，襄、荊失敗是“湘中桂軍按兵不救之罪也”②，此話不無道理。
護法聯軍攻下嶽一陽一，獨立各省人心振奮，希望護法軍長驅直下攻取武漢。
而此時鄂省北軍主力正集中力量“圍剿”荊、襄靖國軍，武漢空虛，如果聯軍乘虛徑取武漢，與湖北靖國軍協同作戰，将使湖北局勢發生重大變化。
無奈桂系軍閥僅以奪取湖南為滿足，不想進攻直系督軍王占元的地盤。
在聯軍占領嶽一陽一的當天，譚浩明又擅自下令嚴禁前線各軍跨入鄂省一步。
他在緻蘇督李純的電報中聲明，“已饬前方停止進攻，不入鄂境”，并稱如“北不攻嶽”，則“南不攻鄂”。
①這樣，聯軍就喪失了乘勝北進的大好時機。
四、荊襄之戰 （一）湖北組成“靖國軍”參加護法 1917年12月，正當南北醞釀議和之際，湖北境内的部分軍隊宣告自主護法，牽制了北軍駐鄂部隊，對湘桂粵聯軍進攻嶽一陽一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護法戰争前，湖北共有軍隊三個師、四個旅和兩個獨立一團一①。
湖北第一師師長石星川和襄鄖鎮守使兼第九師師長黎天才，早年參加同盟會，後又參加辛亥革命，與革命一黨一有較深的關系。
在孫中山和中華革命一黨一人的激勵下，石星川和黎天才分别于12月1日和16日宣布自主。
同時，原湖北第三師師長王安瀾也潛回棗一陽一，召集舊部舉義護法，共同成立“湖北靖國聯軍”。
公推黎天才為聯軍總司令兼第一軍總司令，石星川為第二軍總司令，王安瀾為第三軍總司令。
這種革命形勢的出現，使孫中山極為振奮。
12月26日，他緻電黎天才，提出湘、鄂、川護法軍隊夾擊武漢的作戰方略，指出：“執事據荊襄重地，地扼江漢之形勝，南與滇黔川湘桂軍互為聲援，合力并進，以成腹背夾攻之勢，則必勝之算一操一自我手。
”③ 根據孫中山的指示和當時戰場的客觀形勢，湖北靖國軍拟定了基本作戰計劃：由第二軍分兵出荊州，攻宜昌，以打通長江上遊航路，接應滇黔靖國軍出川，進一逼一武漢；第一軍一部會同第三軍合攻武漢；黎天才率第一軍另一部北規信一陽一，控扼武勝關，切斷京漢鐵路，阻止北軍南援。
但是，湖北靖國軍雖号稱三軍，實際參加護法者不過萬人左右。
以此有限兵力，企圖分兵作戰，實現上述作戰計劃，顯然是不切實際的。
更為困難的是，此時湘桂粵聯軍正屯兵長沙，等待議和，無意援鄂，滇黔靖國軍正全力争奪四川，無暇東下，黎天才等隻好率靖國軍獨立作戰。
湖北之襄一陽一、荊州和武漢素稱“一鼎三足”。
荊、襄宣布獨立，武漢便陷于孤立。
湖北督軍王占元一面緻電北洋政一府乞援，一面組織鄂省部隊防堵靖國軍。
1918年1月10日，北洋政一府正式下達“武力戡定荊襄令”，命“第一路總司令曹锟、湖北督軍王占元各派得力隊伍，克日分路會剿”，“河南督軍趙倜派兵相機協剿”。
①在王占元主持下，北軍拟定了基本作戰計劃：将襄一陽一、荊州地區劃分為第一、第二“清匪”區。
北洋第三師代師長吳佩孚為第一區司令，指揮該師兩個旅和駐南一陽一之豫南總司令吳慶桐混成旅，“圍剿”黎天才部。
北洋第十一師師長李奎元為第二區司令，指揮北洋第二師之第四旅、吳光新所部兩個旅和第十八師一部，“圍剿”石星川部。
總兵力約二萬七千人。
（二）靖國軍荊、襄作戰相繼失利 黎天才宣布自主後，未能按既定計劃出兵河南信一陽一，控扼武勝關，而于1917年12月20日率兵一部進攻南一陽一。
在南一陽一外圍遭到豫軍阻擊，遂退據新野，數日後又撤回襄一陽一。
1918年1月初，北軍開始對襄一陽一發起總攻：第三師第六旅由信一陽一西進，吳慶桐旅由新野南進，另以反對獨立的原第九師第十八旅（旅長張聯升）由老河口（令光化）東進，第三師第五旅由孝感經鐘祥北進，對襄一陽一實行向心攻擊。
這時，黎天才所部靖國軍不足一旅，鑒于敵軍四面圍攻，難以抵禦，便于1月20日主動放棄襄一陽一，經南漳南進。
駐守棗一陽一、随縣之王安瀾軍也向南轉移，以圖與駐守荊門的第二軍靠攏。
石星川宣布獨立時，該師駐守荊州、沙市的兵力隻有一個師部和第一旅第一一團一，共有步兵三營、機關槍兩連。
不久，駐仙桃鎮第一旅第二一團一響應獨立，總兵力也不過六七營。
鑒于兵少力單，石星川一面匆匆招募新兵，擴充力量，一面疊電湘西護法軍總司令張學濟，請派軍隊出石首、公安，策應荊沙靖國軍行動。
張學濟接電後，立即率所部二十營出桃源，趨澧縣，增援荊州靖國軍。
1917年12月30日，其前衛司令胡瑛所部進抵湖北公安，遭到北洋第十八師阻擊，無法接近荊州。
當時，駐鄂省之北軍主力集中于武漢和嶽一陽一，武漢以西僅有第十八師之一個旅（駐監利、公安）、第二師之第四旅（駐宜昌西北），和剛從重慶退到宜昌的吳光新所部之李炳之、劉躍龍兩個旅。
為了圍攻荊、沙靖國軍，王占元令朱廷燦第四旅從當一陽一沿漳水南下，李炳之第十三旅沿長江東進，劉躍龍第二旅之一個一團一助攻宜都、松滋，第十八師負責攔擊湘西護法軍，并襲擊荊沙靖國軍後路。
北軍兵力雖居優勢，但系統雜亂，互不統屬，多路進攻，缺少協同。
荊沙靖國軍如能利用這些弱點，集中兵力，機動作戰，有可能将敵各個擊破。
但石星川面對強敵進攻，卻派出一一團一兵力到荊州以西，沿長江北岸分散設防，形成了分兵防堵、被動挨打的架勢。
1918年1月14、15兩日，北軍朱廷燦、李炳之旅開始向荊、沙進攻。
靖國軍節節後退，朱廷燦部連奪當一陽一、河溶、清溪河等要點。
李炳之旅未遇任何抵抗，直薄荊州城下。
石星川見北軍兵臨城下，而張學濟率領的湘西護法軍在公安遭到北軍阻擊，遠安的王安瀾軍也遲遲不能向荊、沙靠攏，遂喪失信心，于1月22日自行解職而去。
石星川出走後，其部下大多逃散，餘部在副司令唐克明帶領下退出荊州，會合湘西護法軍後撤往宜都。
22日夜，荊州城被李炳之旅占領。
湖北黎、石等部舉義，正值湘桂粵護法聯軍攻克長沙之後，如當時湘省護法聯軍迅速攻取嶽一陽一，進規湖北，則可以得到湖北靖國軍的有力配合，護法戰争的局面将會有很大改觀。
無奈護法聯軍在克複長沙後，即頓兵不前，緻使北洋政一府得以調集部隊“圍剿”荊、襄靖國軍。
湖北靖國軍之所以遭到重大損失，本身兵力薄弱和指揮不當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湘省護法聯軍既不配合作戰，又不及時救援①，也難辭其咎。
邵元沖①斷言，襄、荊失敗是“湘中桂軍按兵不救之罪也”②，此話不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