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北軍第一次攻湘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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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督軍和省長的地位，于是，一面在湘潭、株洲一帶集結兵力，一面向南軍提出按現有界線先行停戰，一切問題留待和平解決。
湘粵桂聯軍識破王、範的緩兵之計，繼續向湘潭、株洲進攻。
此時，北軍鬥志已喪，望風披一靡一，紛紛北逃。
當王汝勤的兵車駛過一鐵路橋時，“正值徒步潰兵擁塞橋上，王命火車直沖過去，當即軋死軋傷官兵七、八百人，血流數日，慘不忍睹”①。
11月17日，聯軍攻克湘潭、株洲。
這時，從湘鄉敗退的商震混成旅，不知湘譚已被護法軍攻占，全旅蜂擁入城，遭到護法軍伏擊。
商旅幾乎全軍覆沒，僅二百餘人逃往長沙。
20日，趙恒惕、程潛、劉建藩等部進占長沙。
王汝賢、範國璋率殘部逃往嶽一陽一。
程潛進入長沙後，馬上召集湖南各界代表會議，推舉陸榮廷為湘粵桂巡閱使，譚浩明為湖南督軍，程潛為省長兼軍務會辦。
軍事方面，除留少數部隊鎮守長沙外，立即令劉建藩、贲克昭等部分别向湘一陰一、平江方面開進，準備乘北軍潰敗的有利時機，收複嶽一陽一。
同時疊電進駐衡一陽一的聯軍總司令譚浩明“火速來省，指示方略”②。
但譚浩明一則對程潛任省長不滿，二則剛收到直、鄂、蘇、贛四督軍呼籲停戰議和的電報，便以“尚未準備停妥，未便一操一之過蹙”為借口，故意在衡一陽一遷延不進。
桂軍按兵不動，湘軍也未敢單獨深入，緻使北軍獲得了喘一息的機會，得以在嶽一陽一完成了防禦部署。
12月8日，程潛自動解除省長兼職，譚浩明才于17日到長沙。
譚抵長沙後，應各方要求，将粵桂護國軍改稱為護法軍。
18日，譚宣布他本人以湘粵桂護法軍總司令名義兼管湖南軍政事宜。
這個目不識丁的“草莽英雄”，依仗桂軍勢衆，攫取了湖南的軍政大權。
衡寶之戰是護法戰争中南北軍隊的第一次交戰。
作戰伊始，湘南護法軍就表現出了積極頑強的戰鬥一精一神。
在初戰失利、衡山失守的情況下，湘南護法軍利用賀家山有利地形，扼險阻敵，為扭轉戰局創造了條件。
當戰鬥進入相持階段後，護法軍領一導一人鑒于正面反擊難于取勝，遂及時調整部署，在堅守賀家山的同時，一抽一調相當兵力轉攻守備薄弱的寶慶，連克寶慶、永豐，一逼一使北軍前線将領停戰求和。
接着，又乘勢反擊，連克衡山、湘潭、株洲等地，并在中途伏擊潰敵，取得了全殲晉軍一混成旅的輝煌戰績。
這說明程潛等護法軍領一導一人具有一定的組織指揮能力，其戰術運用是成功的。
此外，桂、粵兩省及時出兵支援，與湘南護法軍并肩作戰，勇敢殺敵，對奪取衡寶之戰的勝利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三、嶽一陽一之戰（參見附圖三十二） （一）南軍頓兵待和，北軍積極備戰 王汝賢、範國璋通電主和，以及衡、寶作戰失利，打亂了段祺瑞的“武力統一”計劃，使其陷入尴尬的境地。
在王、範通電主和的次日，段即向大總統馮國璋請求辭去國務總理職。
11月18日，鄂督王占元、贛督陳光遠、蘇督李純（時稱“長江三督”），秉承馮國璋的旨意聯銜通電，主張北京政一府與西南各省撤兵停戰，并表示願負調停之責。
①22日，馮國璋批準段祺瑞辭職，并裝出準備同西南當局議和的姿态。
北洋政一府停戰議和的表示，在護法軍政一府和西南軍閥中引起了不同的反響。
孫中山于11月18日發表時局通電，明确表示“此次西南舉義，既由蹂一躏約法，解散國會，則舍恢複約法及舊國會外，斷無磋商之餘地”①。
非常國會也緻電程潛，揭露北洋政一府“一陽一托調和，一陰一則厚增援兵”，要程潛等迅速進攻嶽一陽一。
聯軍占領長沙後，孫中山又動員駐紮湖北的北洋陸軍第九師師長黎天才和湖北第一師師長石星川響應護法，與長沙聯軍向嶽一陽一、武昌對進，“以成腹背夾攻之勢”②，争取出現“控扼武漢重鎮，湘鄂連為一體”的形勢。
黎天才等接電後，立即部署起義，準備與護法聯軍協同動作。
然而，桂軍卻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針。
11月28日，在陸榮廷授意下，譚浩明擅自發出了停戰議和的通電，聲稱“段祺瑞奉令免職，根本已得解決，自應照約法停戰”③。
孫中山對此十分憤慨，一針見血地指出：“陸此次出兵，本在攫取湘權，長沙既得，其欲已償，故一再電馮停戰，而未及舊國會之應恢複，對于嶽州北軍，亦無驅逐之意，于軍府始終無誠意之表示，緻馮意益肆，局勢如此，危險實甚”①。
程潛等湘軍将領雖對議和持有異議，但因湘軍兵力不足，且恐進一步搞僵與桂系的關系，故亦未及時發兵進攻嶽一陽一。
于是，孫中山又把希望寄托在滇系軍閥身上。
12月10日，他緻電滇督唐繼堯，促其疾速率領滇軍沿長江東下，與黎天才、石星川之鄂軍會攻武漢，指出：“陸主停戰議和，全出于自便私圖”，“望蓂帥①迅出宜昌東下，進擊武漢，則長江以北将來屬軍府範圍，屆時陸雖單獨議和，亦無能為也”。
②唐繼堯卻回電聲稱：“川中逆軍尚未悉數蕩平，猝難東下”①。
這樣，孫中山的計劃便無法實現，并使湖北黎、石起義軍因孤立無援而處境日益危險。
段祺瑞下野後，不甘心于對西南用兵的失敗。
他策動各省皖系軍閥，并拉攏奉系張作霖和直系實力派曹锟，于12月2日在天津召開會議，一緻主戰，要求馮國璋明令讨伐湘粵。
會議初步制訂了兩路進兵湖南的計劃：第一路推曹锟為主帥，率所部由京漢路南下，經湖北進攻湖南；第二路推張懷芝為主帥，率軍由津浦路南下，經江西進攻湘東。
會議還确定了各省出兵的數目：直隸（今河北）、山東、安徽各出一萬，奉天（今遼甯）出二萬，山西、陝西各出五千。
軍費由各省自行負擔。
馮國璋等人唱着“議和”、“停戰”的高調，不過為了敷衍南方；在死守嶽一陽一，維護北洋軍閥根本利益問題上，與主戰派并無分歧。
在天津會議的脅迫下，馮國璋趕緊聲明：“本大總統對于湘事決不能尾憐求和”②。
12月15日，馮正式任命曹锟為第一路軍總司令，張懷芝為第二路軍總司令，令各率本路軍隊南下攻湘。
18日，馮又委段祺瑞為參戰督辦，段芝貴為陸軍總長，并規定關于參戰事務均交參戰督辦處理，把軍事指揮大權拱手送還段祺瑞。
這時，日本政一府也表示全力支持段祺瑞和北洋主戰派。
12月30日，與北洋陸軍部簽訂了一千八百餘萬日元的軍械借款合同。
日本帝國主義出面撐腰，大大助長了北洋軍閥的内戰氣焰。
1918年1月8日，馮國璋通電北洋各督，同意繼續對護法軍作戰。
喧嚣一時的南北停戰議和活動，為北洋政一府赢得了調兵遣将的時間，卻使南方軍政一府内部擴大了矛盾，并喪失了會攻武漢的有利時機。
（二）南北雙方在嶽一陽一地區的兵力部署 1918年1月，陸榮廷和護法聯軍将領見馮國璋附和主戰派，且有“先挫西南聲威，然後言和”的企圖，感到求
湘粵桂聯軍識破王、範的緩兵之計，繼續向湘潭、株洲進攻。
此時，北軍鬥志已喪，望風披一靡一，紛紛北逃。
當王汝勤的兵車駛過一鐵路橋時，“正值徒步潰兵擁塞橋上，王命火車直沖過去，當即軋死軋傷官兵七、八百人，血流數日，慘不忍睹”①。
11月17日，聯軍攻克湘潭、株洲。
這時，從湘鄉敗退的商震混成旅，不知湘譚已被護法軍攻占，全旅蜂擁入城，遭到護法軍伏擊。
商旅幾乎全軍覆沒，僅二百餘人逃往長沙。
20日，趙恒惕、程潛、劉建藩等部進占長沙。
王汝賢、範國璋率殘部逃往嶽一陽一。
程潛進入長沙後，馬上召集湖南各界代表會議，推舉陸榮廷為湘粵桂巡閱使，譚浩明為湖南督軍，程潛為省長兼軍務會辦。
軍事方面，除留少數部隊鎮守長沙外，立即令劉建藩、贲克昭等部分别向湘一陰一、平江方面開進，準備乘北軍潰敗的有利時機，收複嶽一陽一。
同時疊電進駐衡一陽一的聯軍總司令譚浩明“火速來省，指示方略”②。
但譚浩明一則對程潛任省長不滿，二則剛收到直、鄂、蘇、贛四督軍呼籲停戰議和的電報，便以“尚未準備停妥，未便一操一之過蹙”為借口，故意在衡一陽一遷延不進。
桂軍按兵不動，湘軍也未敢單獨深入，緻使北軍獲得了喘一息的機會，得以在嶽一陽一完成了防禦部署。
12月8日，程潛自動解除省長兼職，譚浩明才于17日到長沙。
譚抵長沙後，應各方要求，将粵桂護國軍改稱為護法軍。
18日，譚宣布他本人以湘粵桂護法軍總司令名義兼管湖南軍政事宜。
這個目不識丁的“草莽英雄”，依仗桂軍勢衆，攫取了湖南的軍政大權。
衡寶之戰是護法戰争中南北軍隊的第一次交戰。
作戰伊始，湘南護法軍就表現出了積極頑強的戰鬥一精一神。
在初戰失利、衡山失守的情況下，湘南護法軍利用賀家山有利地形，扼險阻敵，為扭轉戰局創造了條件。
當戰鬥進入相持階段後，護法軍領一導一人鑒于正面反擊難于取勝，遂及時調整部署，在堅守賀家山的同時，一抽一調相當兵力轉攻守備薄弱的寶慶，連克寶慶、永豐，一逼一使北軍前線将領停戰求和。
接着，又乘勢反擊，連克衡山、湘潭、株洲等地，并在中途伏擊潰敵，取得了全殲晉軍一混成旅的輝煌戰績。
這說明程潛等護法軍領一導一人具有一定的組織指揮能力，其戰術運用是成功的。
此外，桂、粵兩省及時出兵支援，與湘南護法軍并肩作戰，勇敢殺敵，對奪取衡寶之戰的勝利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三、嶽一陽一之戰（參見附圖三十二） （一）南軍頓兵待和，北軍積極備戰 王汝賢、範國璋通電主和，以及衡、寶作戰失利，打亂了段祺瑞的“武力統一”計劃，使其陷入尴尬的境地。
在王、範通電主和的次日，段即向大總統馮國璋請求辭去國務總理職。
11月18日，鄂督王占元、贛督陳光遠、蘇督李純（時稱“長江三督”），秉承馮國璋的旨意聯銜通電，主張北京政一府與西南各省撤兵停戰，并表示願負調停之責。
①22日，馮國璋批準段祺瑞辭職，并裝出準備同西南當局議和的姿态。
北洋政一府停戰議和的表示，在護法軍政一府和西南軍閥中引起了不同的反響。
孫中山于11月18日發表時局通電，明确表示“此次西南舉義，既由蹂一躏約法，解散國會，則舍恢複約法及舊國會外，斷無磋商之餘地”①。
非常國會也緻電程潛，揭露北洋政一府“一陽一托調和，一陰一則厚增援兵”，要程潛等迅速進攻嶽一陽一。
聯軍占領長沙後，孫中山又動員駐紮湖北的北洋陸軍第九師師長黎天才和湖北第一師師長石星川響應護法，與長沙聯軍向嶽一陽一、武昌對進，“以成腹背夾攻之勢”②，争取出現“控扼武漢重鎮，湘鄂連為一體”的形勢。
黎天才等接電後，立即部署起義，準備與護法聯軍協同動作。
然而，桂軍卻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針。
11月28日，在陸榮廷授意下，譚浩明擅自發出了停戰議和的通電，聲稱“段祺瑞奉令免職，根本已得解決，自應照約法停戰”③。
孫中山對此十分憤慨，一針見血地指出：“陸此次出兵，本在攫取湘權，長沙既得，其欲已償，故一再電馮停戰，而未及舊國會之應恢複，對于嶽州北軍，亦無驅逐之意，于軍府始終無誠意之表示，緻馮意益肆，局勢如此，危險實甚”①。
程潛等湘軍将領雖對議和持有異議，但因湘軍兵力不足，且恐進一步搞僵與桂系的關系，故亦未及時發兵進攻嶽一陽一。
于是，孫中山又把希望寄托在滇系軍閥身上。
12月10日，他緻電滇督唐繼堯，促其疾速率領滇軍沿長江東下，與黎天才、石星川之鄂軍會攻武漢，指出：“陸主停戰議和，全出于自便私圖”，“望蓂帥①迅出宜昌東下，進擊武漢，則長江以北将來屬軍府範圍，屆時陸雖單獨議和，亦無能為也”。
②唐繼堯卻回電聲稱：“川中逆軍尚未悉數蕩平，猝難東下”①。
這樣，孫中山的計劃便無法實現，并使湖北黎、石起義軍因孤立無援而處境日益危險。
段祺瑞下野後，不甘心于對西南用兵的失敗。
他策動各省皖系軍閥，并拉攏奉系張作霖和直系實力派曹锟，于12月2日在天津召開會議，一緻主戰，要求馮國璋明令讨伐湘粵。
會議初步制訂了兩路進兵湖南的計劃：第一路推曹锟為主帥，率所部由京漢路南下，經湖北進攻湖南；第二路推張懷芝為主帥，率軍由津浦路南下，經江西進攻湘東。
會議還确定了各省出兵的數目：直隸（今河北）、山東、安徽各出一萬，奉天（今遼甯）出二萬，山西、陝西各出五千。
軍費由各省自行負擔。
馮國璋等人唱着“議和”、“停戰”的高調，不過為了敷衍南方；在死守嶽一陽一，維護北洋軍閥根本利益問題上，與主戰派并無分歧。
在天津會議的脅迫下，馮國璋趕緊聲明：“本大總統對于湘事決不能尾憐求和”②。
12月15日，馮正式任命曹锟為第一路軍總司令，張懷芝為第二路軍總司令，令各率本路軍隊南下攻湘。
18日，馮又委段祺瑞為參戰督辦，段芝貴為陸軍總長，并規定關于參戰事務均交參戰督辦處理，把軍事指揮大權拱手送還段祺瑞。
這時，日本政一府也表示全力支持段祺瑞和北洋主戰派。
12月30日，與北洋陸軍部簽訂了一千八百餘萬日元的軍械借款合同。
日本帝國主義出面撐腰，大大助長了北洋軍閥的内戰氣焰。
1918年1月8日，馮國璋通電北洋各督，同意繼續對護法軍作戰。
喧嚣一時的南北停戰議和活動，為北洋政一府赢得了調兵遣将的時間，卻使南方軍政一府内部擴大了矛盾，并喪失了會攻武漢的有利時機。
（二）南北雙方在嶽一陽一地區的兵力部署 1918年1月，陸榮廷和護法聯軍将領見馮國璋附和主戰派，且有“先挫西南聲威，然後言和”的企圖，感到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