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護國戰争後的國内形勢和護法運動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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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國戰争結束後,中國在表面上出現了南北統一的局面,但實際上社會矛盾非但沒有緩和,反而更加尖銳激烈,突出地表現為軍閥集一團一之間的紛争加劇,以及民一主革命勢力與軍閥勢力之間在維護與毀棄《臨時約法》方面存在着尖銳的鬥争。

     袁世凱死後,帝國主義列強失去了控制中國的總代表,便各自尋找自己的代理人,達到其繼續侵略中國的目的。

    于是,在帝國主義列強支持下的各派軍閥,乘機擴大權勢,割據稱雄。

    在北洋軍閥内部,逐漸分裂成兩大派系,即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和以馮國璋為首的直系。

    皖系軍閥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控制着北京政一府和安徽、陝西、山東、浙江、福建等省,在各派軍閥中勢力最大;直系軍閥逐漸投靠美、英帝國主義,占有江蘇、江西、湖北等富庶省分,實力僅次于皖系。

    除以上兩大軍閥集一團一外,還有在東北崛起的以張作霖為首的奉系軍閥集一團一,和在護國戰争中發展起來的以唐繼堯、陸榮廷為首的滇、桂軍閥集一團一,它們都具有相當的實力。

    此外,尚有盤踞于某一省或某一地區的軍閥勢力,如山西的閻錫山、徐州的張勳和瓊州(今海南島)的龍濟光等。

    這些大小軍閥為了各自的私利,招兵買馬,争權奪利,紛争不已。

     中央政權是軍閥争奪的焦點。

    自1917年3月開始,總統黎元洪和國務總理段祺瑞圍繞着要不要對德宣戰問題而展開的“府院之争”,标志着這種權力鬥争進入了白熱化。

    1917年2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已進入後期。

    日本政一府為了控制中國,積極慫恿段祺瑞政一府對德宣戰。

    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為了撈到帝國主義的“參戰借款”,以便購置軍械,擴充實力,便進一步投靠日本帝國主義,“決意”對德宣戰。

    4月25日,段祺瑞召集“督軍一團一”①成員到京舉行會議,拟定了對德“宣戰案”,脅迫黎元洪和國會同意參戰。

    當參戰提案遭到國會抵制後,段便以督軍一團一的名義要求大總統解散國會。

    黎元洪則在國會的支持下,于5月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國務總理的職務。

    于是,段祺瑞憤然離京,當即唆使八省督軍宣布“獨立”②,并于6月2日在天津設立獨立各省總參謀處,以武力威脅總統。

    黎元洪為了擺脫僵局,邀請徐州的張勳入京“調停”。

     6月14日,張勳以調停“府院之争”為名,率三千辮子兵開進北京。

    接着,便演出了一場蓄謀已久的複辟醜劇。

    7月1日,張勳帶領清朝的舊臣遺老數十人進入清宮,将十二歲的已廢皇帝溥儀重新擁上黃龍寶座,宣告清帝複辟。

    黎元洪發現受騙,逃離總統府,躲進日本使館,電請副總統馮國璋代行總統職權,重新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并委托馮、段合力籌劃“救國大計”。

    複辟消息一經傳出,“全國民情,莫不反對”①。

    北京十幾家報紙一律停刊,以示抗議。

    上海、天津、武漢等地的人民也紛紛口誅筆伐,憤怒聲讨。

    本來暗中支持複辟的段祺瑞,見驅逐黎元洪、解散國會的圖謀已經得逞,于是搖身一變,馬上打起反複辟的旗号,于7月3日在天津馬廠誓師,宣布出師讨逆。

    12日,段親率“讨逆軍”進攻北京。

    辮子兵一觸即潰,張勳逃往荷蘭使館,其餘複辟分子也作鳥獸散,溥儀再次宣布退位。

    于是這一複辟醜劇僅演出十二天,就迅速破滅了。

     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産階級革命派,一直站在反對複辟帝制,反對北洋軍閥,為維護《臨時約法》和國會而鬥争的最前列。

    早在袁世凱死後第三天,孫中山即發表《規複〈臨時約法〉宣言》,表示:“袁氏既去,當與國民共荷監督之責,不使謀危民國者,複生于國内”①。

    1917年3月起,孫中山又接連發表聲明或通電,反對對德宣戰,維護國會職權。

    當段祺瑞和督軍一團一慫恿張勳進京“調停”時,孫又揭露張勳将脅迫黎元洪解散國會、推翻約法的一陰一謀,并籲請西南各省督軍“克日誓師,救此危局,作民保障”①。

    西南軍閥懂得,對他們威脅最大的乃是北洋軍閥,因而在“府院之争”中,表示擁護黎元洪,支持國會,維護《臨時約法》,反對北洋軍閥專權擅政,客觀上表現出一定的進步一性一。

    當同年4月段祺瑞一逼一迫國會通過“宣戰案”,北洋八省督軍企圖以武力倒黎時,雲南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