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袁世凱篡權後的倒行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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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嫌疑盡泯”，達到“行政統一，民國基礎自趨鞏固”③，立即對革命軍進行裁撤。
駐甯軍隊按照“客軍各回原省，留甯之軍汰弱留強”④的原則，先後解散了十餘萬人。
南京留守府也于1912年6月14日主動撤銷。
在江蘇的影響下，南方各省紛紛效法。
如湖南原有五個師兩個旅，縮編為五十三個守備營和一個混成旅；湖北原有八個師兩個混成旅，先後裁減五個師；江西也裁減八個一團一以上。
到讨袁戰争爆發時，由革命一黨一人控制的軍隊僅剩十餘萬人。
其中，江西有兩個師一個混成旅，江蘇有四個師兩個混成旅，安徽有一個師，湖南有一個混成旅，廣東有兩個師一個旅，福建、四川各有一個師。
此外，袁世凱還施展種種伎倆，拉攏收買南方革命軍的軍官，破壞南方革命軍的一團一結，并制造借口，槍殺革命軍将領，排斥革命一黨一人，使革命勢力受到削弱。
與此相反，袁世凱所控制的武裝，非但沒有減少一兵一卒，反而大大膨一脹起來。
在此期間，除繼續加強北洋陸軍七個師和中央禁衛軍一個師外，袁又命馮國璋将原直隸陸軍第一标擴編為混成旅，以劉詢為旅長；把為鎮壓武昌起義而招募的備補軍五路（每路五營）改為拱衛軍，另增募備補軍五路（1913年2月改編為護軍，直隸中央）；将原駐奉天的陸軍第二混成協改編為陸軍第二混成旅；令倪嗣沖在皖北編練新軍二十餘營；另增編騎兵第二旅和陸軍混成第一一團一，直屬陸軍部。
這樣，到1913年初，僅北洋軍和直、豫、魯三省軍隊，就已達二十二萬一千四百餘人①，總數遠遠超過南方革命軍，改變了武昌起義後南多北少的兵力對比情況。
（二）大量購置軍一火 袁世凱在加緊擴軍的同時，還大量購置軍一火，提高軍隊戰鬥力。
1913年4月29日，袁指令陸軍部派專員赴天津，通過奧國洋行向德國訂購大宗軍一火，計有野炮十八門、機關炮四十門、機關槍八挺、1888年式快槍五萬支、各種一子彈四百萬發。
另向奧國訂購1895年式曼利夏步槍一萬四千支。
同時，密令上海制造局将槍彈五十萬發解送揚州，交徐寶珍師儲存；令福建、德州制造局和漢一陽一兵工廠趕制槍炮運送北京，裝備北洋各師。
袁還通過大軍一火商雍劍秋接收德國艾哈德兵工廠“無償送給”的步槍六千支，口徑為二百四十毫米的大炮十尊（戰争打響後，德國公使又通過雍劍秋送給袁世凱步槍一萬支、口徑為七十五毫米的大炮二十尊和斯密特手槍等軍一火一批）。
另由海軍總長劉冠雄出面，向德、美、奧等國訂購新式魚雷艇，其中德國四艘、美國三艘已于1913年初駛達上海。
這樣，北洋軍在裝備方面也遠遠超過了南方革命軍。
此外，袁還秘密派人攜大宗款項，到武漢等地購買糧米，以備軍用。
（三）舉借外債，籌集戰争經費 袁世凱大搞擴軍，使國家财政更顯拮據。
根據北洋政一府的預算，1913年度的财政收入為四億一千二百六十六萬餘元，而支出則為四億九千七百八十七萬餘元，赤字八千五百二十餘萬元②。
而這一年全國軍費開支預算，僅陸軍就達二億元以上，後雖一再壓縮，仍達一億六千餘萬元。
加上海軍用費九百八十七萬元和各項臨時開支，全部軍費約占總支出的五分之二。
這樣龐大的軍費開支，仍遠不能滿足袁世凱發動反革命内戰的需要。
為了籌集戰争經費，袁不惜飲鸩止渴，以各種手段向帝國主義國家借款。
據統計，從1912年1月到1913年4月中旬，袁世凱向外國借款共二十八次，其中全部或大部用于購買軍一火、充當軍政費用的借款有十七次。
款項較大的有：1912年上半年從外國銀行取得的五次墊款（總計銀一千二百餘萬兩）；1912年至1913年瑞記洋行的三次軍一火貸款（共三百五十萬英鎊）；1913年4月10日與奧國簽訂的購買軍艦借款（三百二十萬英鎊）③。
這些借款都是以出賣國家主權或接受高額利息而獲得的。
但是，袁世凱仍不滿足于以上借款，又于1913年4月26日背着國會，與俄、英、法、德、日組織的“五國銀行一團一”簽訂了二千五百萬英鎊的巨額借款合同，即所謂“善後大借款”。
該借款合同規定四十七年還清，以鹽稅為擔保，并由銀行一團一指派外國顧問和會計監督中國财政開支。
袁世凱通過“善後大借款”，博得了帝國主義的歡心和支持，同時更加引起了中國人民的不滿。
革命一黨一人尤表憤慨，紛紛通電指責，要求袁“立罷前議”。
孫中山向五國銀行一團一寫信聲明：中國人民不承認非法借款。
對于革命一黨一人要求嚴懲暗殺宋教仁的兇犯和反對借款的呼聲，袁世凱斥之為“有意破壞，煽動訛言，逞少數人權利之私圖”④。
5月21日，他公開發表聲明，攻擊孫中山、黃興“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除搗亂外無本領”；聲言“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政一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⑤6月，他借口柏文蔚、李烈鈞、胡漢民三都督曾通電反對善後大借款是不服從中央，先後下令将三人褫職。
與此同時，密令北洋軍沿京漢、津浦路向南開進，決心推行其蓄謀已久的“武力統一”計劃。
駐甯軍隊按照“客軍各回原省，留甯之軍汰弱留強”④的原則，先後解散了十餘萬人。
南京留守府也于1912年6月14日主動撤銷。
在江蘇的影響下，南方各省紛紛效法。
如湖南原有五個師兩個旅，縮編為五十三個守備營和一個混成旅；湖北原有八個師兩個混成旅，先後裁減五個師；江西也裁減八個一團一以上。
到讨袁戰争爆發時，由革命一黨一人控制的軍隊僅剩十餘萬人。
其中，江西有兩個師一個混成旅，江蘇有四個師兩個混成旅，安徽有一個師，湖南有一個混成旅，廣東有兩個師一個旅，福建、四川各有一個師。
此外，袁世凱還施展種種伎倆，拉攏收買南方革命軍的軍官，破壞南方革命軍的一團一結，并制造借口，槍殺革命軍将領，排斥革命一黨一人，使革命勢力受到削弱。
與此相反，袁世凱所控制的武裝，非但沒有減少一兵一卒，反而大大膨一脹起來。
在此期間，除繼續加強北洋陸軍七個師和中央禁衛軍一個師外，袁又命馮國璋将原直隸陸軍第一标擴編為混成旅，以劉詢為旅長；把為鎮壓武昌起義而招募的備補軍五路（每路五營）改為拱衛軍，另增募備補軍五路（1913年2月改編為護軍，直隸中央）；将原駐奉天的陸軍第二混成協改編為陸軍第二混成旅；令倪嗣沖在皖北編練新軍二十餘營；另增編騎兵第二旅和陸軍混成第一一團一，直屬陸軍部。
這樣，到1913年初，僅北洋軍和直、豫、魯三省軍隊，就已達二十二萬一千四百餘人①，總數遠遠超過南方革命軍，改變了武昌起義後南多北少的兵力對比情況。
（二）大量購置軍一火 袁世凱在加緊擴軍的同時，還大量購置軍一火，提高軍隊戰鬥力。
1913年4月29日，袁指令陸軍部派專員赴天津，通過奧國洋行向德國訂購大宗軍一火，計有野炮十八門、機關炮四十門、機關槍八挺、1888年式快槍五萬支、各種一子彈四百萬發。
另向奧國訂購1895年式曼利夏步槍一萬四千支。
同時，密令上海制造局将槍彈五十萬發解送揚州，交徐寶珍師儲存；令福建、德州制造局和漢一陽一兵工廠趕制槍炮運送北京，裝備北洋各師。
袁還通過大軍一火商雍劍秋接收德國艾哈德兵工廠“無償送給”的步槍六千支，口徑為二百四十毫米的大炮十尊（戰争打響後，德國公使又通過雍劍秋送給袁世凱步槍一萬支、口徑為七十五毫米的大炮二十尊和斯密特手槍等軍一火一批）。
另由海軍總長劉冠雄出面，向德、美、奧等國訂購新式魚雷艇，其中德國四艘、美國三艘已于1913年初駛達上海。
這樣，北洋軍在裝備方面也遠遠超過了南方革命軍。
此外，袁還秘密派人攜大宗款項，到武漢等地購買糧米，以備軍用。
（三）舉借外債，籌集戰争經費 袁世凱大搞擴軍，使國家财政更顯拮據。
根據北洋政一府的預算，1913年度的财政收入為四億一千二百六十六萬餘元，而支出則為四億九千七百八十七萬餘元，赤字八千五百二十餘萬元②。
而這一年全國軍費開支預算，僅陸軍就達二億元以上，後雖一再壓縮，仍達一億六千餘萬元。
加上海軍用費九百八十七萬元和各項臨時開支，全部軍費約占總支出的五分之二。
這樣龐大的軍費開支，仍遠不能滿足袁世凱發動反革命内戰的需要。
為了籌集戰争經費，袁不惜飲鸩止渴，以各種手段向帝國主義國家借款。
據統計，從1912年1月到1913年4月中旬，袁世凱向外國借款共二十八次，其中全部或大部用于購買軍一火、充當軍政費用的借款有十七次。
款項較大的有：1912年上半年從外國銀行取得的五次墊款（總計銀一千二百餘萬兩）；1912年至1913年瑞記洋行的三次軍一火貸款（共三百五十萬英鎊）；1913年4月10日與奧國簽訂的購買軍艦借款（三百二十萬英鎊）③。
這些借款都是以出賣國家主權或接受高額利息而獲得的。
但是，袁世凱仍不滿足于以上借款，又于1913年4月26日背着國會，與俄、英、法、德、日組織的“五國銀行一團一”簽訂了二千五百萬英鎊的巨額借款合同，即所謂“善後大借款”。
該借款合同規定四十七年還清，以鹽稅為擔保，并由銀行一團一指派外國顧問和會計監督中國财政開支。
袁世凱通過“善後大借款”，博得了帝國主義的歡心和支持，同時更加引起了中國人民的不滿。
革命一黨一人尤表憤慨，紛紛通電指責，要求袁“立罷前議”。
孫中山向五國銀行一團一寫信聲明：中國人民不承認非法借款。
對于革命一黨一人要求嚴懲暗殺宋教仁的兇犯和反對借款的呼聲，袁世凱斥之為“有意破壞，煽動訛言，逞少數人權利之私圖”④。
5月21日，他公開發表聲明，攻擊孫中山、黃興“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除搗亂外無本領”；聲言“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政一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⑤6月，他借口柏文蔚、李烈鈞、胡漢民三都督曾通電反對善後大借款是不服從中央，先後下令将三人褫職。
與此同時，密令北洋軍沿京漢、津浦路向南開進，決心推行其蓄謀已久的“武力統一”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