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抗擊八國聯軍侵略的重大曆史意義和戰争失敗的原因
關燈
小
中
大
（二）财政拮據，饷械短绌
清政一府财政拮據，“部庫支绌”，隻得命令各省緊急籌款和趕運糧食接濟京師，令東南各省機器局星夜趕造軍械，以應急需。
但各省卻以“經費奇缺”等為由，向朝廷叫苦；東南各省督撫為了迫使清廷停戰求和，竟以“庫儲如洗”、“局存軍一火無多”為詞，拖延和拒絕接濟北方清軍，緻使參戰清軍饷械短绌。
無疑，财力物力嚴重不足，也是清軍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軍事落後，指導無方 清軍在直隸地區有十二萬人，加上四萬勤王之師，共有十六萬人，還有數萬義和一團一配合作戰。
而聯軍總兵力最多時雖有十二萬餘人，但實際參戰兵力僅有三四萬人，每次大的作戰行動，一般不超過兩萬人。
在天津和北京等處作戰時，清軍在兵力上都占有兩倍以上的優勢，其所以屢戰屢敗，從軍事方面看，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最高軍事當局昏庸混亂。
清廷在宣戰以後，委任榮祿統籌戰事，與徐桐、崇绮、奕、載漪并軍機大臣一起會商京師軍務。
從形式上看，這是清廷成立的最高指揮機構，但實際上這個機構處在慈禧的控制下，根本不能真正行使集中統一的指揮權。
榮祿等人都是後一黨一的核心人物，政治上唯慈禧之命是聽，軍事指揮上墨守陳規，颟顸無能。
在戰争過程中，經常消息不靈，情況不明，發布過時或不切實際的命令。
如大沽炮台于6月17日晨已經失守，而朝廷卻在6月19日發布了一個堅守大沽的作戰命令。
有時調動部隊朝令夕改，反複多變。
如6月初命董福祥部往天津助戰，而6月中又令其回京圍攻使館區。
又如從6月15日至7月24日的四十多天中，忽而令袁世凱帶隊來京，忽而令其原地駐守，忽而又令其派兵赴津作戰。
本來就不想參戰的袁世凱，便乘機拖延推诿，事後也無法追究其責任。
此外，部隊調動缺乏應有的組織和計劃。
6月17日，在決定宣戰前夕，朝廷令各省派勤王之師赴京調用，但是，關于各部隊到京的時間、地點、應執行的任務和隸屬關系，以及軍械糧饷的供給等問題，均無明确的要求和周密的計劃，緻使各省勤王之師有的到京後不知所措，有的徘徊不前，有的半道撤回，有的一戰即退，一片混亂景象。
第二，作戰方法保守落後。
聯軍進攻津京的作戰，基本上承襲1860年英法聯軍用過的老辦法。
如果清軍汲取曆史教訓，采取積極的防禦作戰方針，正面重點地部署守備兵力，同時集中強大的機動兵力于有利位置，協同守備部隊夾擊敵人，或主動攻擊聯軍的薄弱環節，并有計劃地和義和一團一配合，襲擊敵人後方交通運輸線，必然使遠隔重洋的侵略軍在人力物力的補充上日感困難，士氣不斷下降。
經過多次打擊，進而粉碎敵之進攻，奪取反侵略戰争的勝利，并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清軍采取的是分兵把口、單純防守的消極方針，在大沽、天津、北京各次防禦作戰中，都被敵人正面攻擊與側翼包圍而一舉攻破。
同時，清軍對于随着火炮的射速、射程和殺傷威力的提高而引起的作戰方式的發展變化，缺乏認識，保守過時的戰術，特别是在守城方法上，基本沿襲冷兵器時代的一套，因而盡避兵力居于優勢，仍不免于失敗。
第三，紀律松一弛，賞罰不明。
在這次反侵略戰争中，湧現出諸如聶士成、董福祥等積極抗戰的将領，由他們指揮的清軍，能同義和一團一一起打擊侵略者，并取得了一些勝利。
但是，在清軍高級将領中，恐洋畏敵、懼戰潰逃者居多數。
他們對所屬部隊平時不認真加以訓練，戰時又缺乏嚴格的紀律約束，以緻與敵接戰，一觸即潰，甚至不戰而逃。
統籌天津戰事的裕祿，不但不能與天津城共存亡，反而在城破之前率先逃跑。
宋慶受命後遲不赴津，到津後不僅不與聯軍作戰，反而槍口對内，殘殺義和一團一，天津失守後便一路狂逃至京。
馬玉昆由北倉敗經河西務時，遇敵不戰，徑逃南苑。
李秉衡曾上奏清廷，請求嚴明賞罰，懲辦潰逃之将。
清廷雖命李秉衡對敗逃清軍執行軍紀，但又包庇宋慶、馬玉昆等人，說他們“忠勇可靠”，并将馬提升為直隸提督。
相反，清延對抗戰比較堅決的聶士成卻屢加貶斥；說董福祥“驕難用”；對李秉衡也多方掣肘。
這種包庇重用敗軍之将，排斥打擊抗敵将領的做法，自然也是清軍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各省卻以“經費奇缺”等為由，向朝廷叫苦；東南各省督撫為了迫使清廷停戰求和，竟以“庫儲如洗”、“局存軍一火無多”為詞，拖延和拒絕接濟北方清軍，緻使參戰清軍饷械短绌。
無疑，财力物力嚴重不足，也是清軍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軍事落後，指導無方 清軍在直隸地區有十二萬人，加上四萬勤王之師，共有十六萬人，還有數萬義和一團一配合作戰。
而聯軍總兵力最多時雖有十二萬餘人，但實際參戰兵力僅有三四萬人，每次大的作戰行動，一般不超過兩萬人。
在天津和北京等處作戰時，清軍在兵力上都占有兩倍以上的優勢，其所以屢戰屢敗，從軍事方面看，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最高軍事當局昏庸混亂。
清廷在宣戰以後，委任榮祿統籌戰事，與徐桐、崇绮、奕、載漪并軍機大臣一起會商京師軍務。
從形式上看，這是清廷成立的最高指揮機構，但實際上這個機構處在慈禧的控制下，根本不能真正行使集中統一的指揮權。
榮祿等人都是後一黨一的核心人物，政治上唯慈禧之命是聽，軍事指揮上墨守陳規，颟顸無能。
在戰争過程中，經常消息不靈，情況不明，發布過時或不切實際的命令。
如大沽炮台于6月17日晨已經失守，而朝廷卻在6月19日發布了一個堅守大沽的作戰命令。
有時調動部隊朝令夕改，反複多變。
如6月初命董福祥部往天津助戰，而6月中又令其回京圍攻使館區。
又如從6月15日至7月24日的四十多天中，忽而令袁世凱帶隊來京，忽而令其原地駐守，忽而又令其派兵赴津作戰。
本來就不想參戰的袁世凱，便乘機拖延推诿，事後也無法追究其責任。
此外，部隊調動缺乏應有的組織和計劃。
6月17日，在決定宣戰前夕，朝廷令各省派勤王之師赴京調用，但是，關于各部隊到京的時間、地點、應執行的任務和隸屬關系，以及軍械糧饷的供給等問題，均無明确的要求和周密的計劃，緻使各省勤王之師有的到京後不知所措，有的徘徊不前，有的半道撤回，有的一戰即退，一片混亂景象。
第二，作戰方法保守落後。
聯軍進攻津京的作戰，基本上承襲1860年英法聯軍用過的老辦法。
如果清軍汲取曆史教訓，采取積極的防禦作戰方針，正面重點地部署守備兵力，同時集中強大的機動兵力于有利位置，協同守備部隊夾擊敵人，或主動攻擊聯軍的薄弱環節，并有計劃地和義和一團一配合，襲擊敵人後方交通運輸線，必然使遠隔重洋的侵略軍在人力物力的補充上日感困難，士氣不斷下降。
經過多次打擊，進而粉碎敵之進攻，奪取反侵略戰争的勝利，并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清軍采取的是分兵把口、單純防守的消極方針，在大沽、天津、北京各次防禦作戰中，都被敵人正面攻擊與側翼包圍而一舉攻破。
同時，清軍對于随着火炮的射速、射程和殺傷威力的提高而引起的作戰方式的發展變化，缺乏認識，保守過時的戰術，特别是在守城方法上，基本沿襲冷兵器時代的一套，因而盡避兵力居于優勢，仍不免于失敗。
第三，紀律松一弛，賞罰不明。
在這次反侵略戰争中，湧現出諸如聶士成、董福祥等積極抗戰的将領，由他們指揮的清軍，能同義和一團一一起打擊侵略者，并取得了一些勝利。
但是，在清軍高級将領中，恐洋畏敵、懼戰潰逃者居多數。
他們對所屬部隊平時不認真加以訓練，戰時又缺乏嚴格的紀律約束，以緻與敵接戰，一觸即潰，甚至不戰而逃。
統籌天津戰事的裕祿，不但不能與天津城共存亡，反而在城破之前率先逃跑。
宋慶受命後遲不赴津，到津後不僅不與聯軍作戰，反而槍口對内，殘殺義和一團一，天津失守後便一路狂逃至京。
馬玉昆由北倉敗經河西務時，遇敵不戰，徑逃南苑。
李秉衡曾上奏清廷，請求嚴明賞罰，懲辦潰逃之将。
清廷雖命李秉衡對敗逃清軍執行軍紀，但又包庇宋慶、馬玉昆等人，說他們“忠勇可靠”，并将馬提升為直隸提督。
相反，清延對抗戰比較堅決的聶士成卻屢加貶斥；說董福祥“驕難用”；對李秉衡也多方掣肘。
這種包庇重用敗軍之将，排斥打擊抗敵将領的做法，自然也是清軍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