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大沽、天津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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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漪等頑固派成員的慫恿下，她決定對各國宣戰。
6月21日，以皇帝名義發布了一個宣戰诏書，聲稱“與其苟且圖存，贻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②。
但是，慈禧的宣戰并非出于真意，宣戰不到十天，就以軍機處名義命令駐外公使向各國解釋宣戰乃出于“萬不得已”的苦衷，表示“即不自量，亦何至與各國同時開釁，并何至恃亂民以與各國開釁。
此意當為各國所深諒”③。
這充分暴露了慈禧等人假宣戰、真妥協的嘴臉。
其實，早在清廷發布宣戰《上谕》之前，天津的義和一團一和清軍已與紫竹林租界内的侵略軍展開了激烈的戰鬥。
當時，駐守天津城區的清軍有：總兵何永盛部練軍六營兩千五百人，駐守天津城東側、東機器局、馬家口及西沽武庫至三岔河口一帶；水師營駐三岔河口北岸炮台及金鐘河火藥庫；羅榮光部淮軍四營一千七百五十人駐城東及紫竹林租界西側；武衛前軍聶士成部十營約五千人，分别駐守城西南的廣仁堂、南門外海光寺、南機器局、紫竹林租界東北側及老龍頭車站北部一帶。
總兵力約一萬人左右。
參戰的義和一團一約有二三千人。
租界内的聯軍則不足兩千人。
6月15日前後，天津的義和一團一激于義憤，焚燒了馬家口及三岔河口望海樓等地的教堂。
聯軍開槍鎮壓，義和一團一奮起還擊。
17日，當聯軍再次開槍鎮壓時，駐防清軍也配合義和一團一進行還擊。
練軍炮擊紫竹林租界，水師營炮擊老龍頭車站，曹福田則率義和一團一民襲擊老龍頭車站及租界内聯軍，揭開了天津軍民反侵略戰争的序幕。
從18日至22日，清軍各部及義和一團一連續圍困和炮擊租界。
意大利軍司令官、英國的戒嚴司令官都受重傷。
俄國領事館、太古洋行、英租界的工部局、戈登堂及德軍司令部都遭到炮擊。
被圍聯軍因兵力單薄，隻得實行緩兵之計，“皆高挂白旗，以示不戰”①。
但義和一團一及清軍沒有停止攻擊，隻是由于缺乏統一的作戰計劃，僅限于炮擊和襲擾而已。
從當時的兵力對比看，天津一帶的清軍至少比紫竹林租界内的聯軍多四至五倍，再加上義和一團一數萬人，居于絕對優勢。
如果清軍與義和一團一密切配合，實行分割包圍的戰術，有可能将分兵把守紫竹林租界的聯軍各個殲滅。
但由于清軍天津地區的最高指揮官裕祿根本沒有決心真正同聯軍作戰，以緻喪失了有利戰機。
至6月22日，雙方在天津的兵力都發生了變化。
這時，武衛前軍楊慕時部三營一千餘人已抵北郊西沽、紅橋一帶；聶士成已率武衛前軍約五營兩千餘人回師天津；又有從大沽撤至津郊的淮軍六營約兩千人，其中一部駐租界西馬家口附近。
義和一團一主要有：曹福田部在老龍頭車站附近，韓以禮部在天津西南郊一帶，被稱為“天下第一一團一”的張德成部五千人在馬家口一帶。
聯軍則于6月21日（一說18日）由俄國軍官斯泰賽率領兩千八百餘人，從大沽乘火車增援天津。
這股侵略軍行至軍糧城車站時，因鐵路被毀，改為步行，後在老龍頭車站附近遭到義和一團一曹福田部及部分清軍的猛烈阻擊，死傷五百餘人，第二天才進入車站。
6月23日，又開來一部分聯軍，在租界内聯軍的接應下，進入租界。
至26日，連同從西沽武庫撤回的西摩爾軍，租界内的聯軍已增至七千餘人。
聯軍的兵力雖然增加了，但處于義和一團一和清軍的包圍之中，缺少食物，房屋毀壞，醫院中的傷病員擁擠不堪，處境仍然十分困難。
聯軍各軍司令官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萬不能向北京進發，隻得暫在天津，以圖自保。
若再不能自保，不如退守大沽”①。
于是決定采取碧守措施，由各軍分區防守。
紫竹林租界位于天津城東南，東臨白河，北面隔河緊一靠老龍頭火車站。
6月23日，聯軍各司令官會議決定：俄軍防守老龍頭火車站至租界東面的武備學堂一線，法軍防守租界西北部；美軍防守租界西南部；日、英、德、意、奧各軍分守自租界西南端沿牆子河至梁園門一帶。
除加強租界區防守外，還分兵控制天津至大沽間的交通線。
6月22日至29日，圍攻租界的清軍約有一萬六千人，義和一團一三萬餘人。
但是，由于清軍缺乏積極進攻一精一神，隻是向租界開炮遙擊，故聯軍損失不大。
義和一團一雖曾多次主動出擊，不斷給敵人以殺傷，但也沒有使聯軍受到嚴重打擊。
又由于清軍沒有切斷天津至大沽間的交通線，緻使聯軍能不斷得到兵力和糧彈的補充。
27日，聯軍集中近三千人的兵力，攻占了天津城東面的清軍主要軍一火補給點東機器局。
聯軍奪占該局後，既可免遭該處清軍對租界的炮擊，又可保證“與大沽通達消息之路”“平安無礙”，改善了防禦态勢，因而“視為極大之幸事”。
① 從6月30日開始，圍攻天津侵略軍的作戰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當天，裕祿向清廷提出了
6月21日，以皇帝名義發布了一個宣戰诏書，聲稱“與其苟且圖存，贻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②。
但是，慈禧的宣戰并非出于真意，宣戰不到十天，就以軍機處名義命令駐外公使向各國解釋宣戰乃出于“萬不得已”的苦衷，表示“即不自量，亦何至與各國同時開釁，并何至恃亂民以與各國開釁。
此意當為各國所深諒”③。
這充分暴露了慈禧等人假宣戰、真妥協的嘴臉。
其實，早在清廷發布宣戰《上谕》之前，天津的義和一團一和清軍已與紫竹林租界内的侵略軍展開了激烈的戰鬥。
當時，駐守天津城區的清軍有：總兵何永盛部練軍六營兩千五百人，駐守天津城東側、東機器局、馬家口及西沽武庫至三岔河口一帶；水師營駐三岔河口北岸炮台及金鐘河火藥庫；羅榮光部淮軍四營一千七百五十人駐城東及紫竹林租界西側；武衛前軍聶士成部十營約五千人，分别駐守城西南的廣仁堂、南門外海光寺、南機器局、紫竹林租界東北側及老龍頭車站北部一帶。
總兵力約一萬人左右。
參戰的義和一團一約有二三千人。
租界内的聯軍則不足兩千人。
6月15日前後，天津的義和一團一激于義憤，焚燒了馬家口及三岔河口望海樓等地的教堂。
聯軍開槍鎮壓，義和一團一奮起還擊。
17日，當聯軍再次開槍鎮壓時，駐防清軍也配合義和一團一進行還擊。
練軍炮擊紫竹林租界，水師營炮擊老龍頭車站，曹福田則率義和一團一民襲擊老龍頭車站及租界内聯軍，揭開了天津軍民反侵略戰争的序幕。
從18日至22日，清軍各部及義和一團一連續圍困和炮擊租界。
意大利軍司令官、英國的戒嚴司令官都受重傷。
俄國領事館、太古洋行、英租界的工部局、戈登堂及德軍司令部都遭到炮擊。
被圍聯軍因兵力單薄，隻得實行緩兵之計，“皆高挂白旗，以示不戰”①。
但義和一團一及清軍沒有停止攻擊，隻是由于缺乏統一的作戰計劃，僅限于炮擊和襲擾而已。
從當時的兵力對比看，天津一帶的清軍至少比紫竹林租界内的聯軍多四至五倍，再加上義和一團一數萬人，居于絕對優勢。
如果清軍與義和一團一密切配合，實行分割包圍的戰術，有可能将分兵把守紫竹林租界的聯軍各個殲滅。
但由于清軍天津地區的最高指揮官裕祿根本沒有決心真正同聯軍作戰，以緻喪失了有利戰機。
至6月22日，雙方在天津的兵力都發生了變化。
這時，武衛前軍楊慕時部三營一千餘人已抵北郊西沽、紅橋一帶；聶士成已率武衛前軍約五營兩千餘人回師天津；又有從大沽撤至津郊的淮軍六營約兩千人，其中一部駐租界西馬家口附近。
義和一團一主要有：曹福田部在老龍頭車站附近，韓以禮部在天津西南郊一帶，被稱為“天下第一一團一”的張德成部五千人在馬家口一帶。
聯軍則于6月21日（一說18日）由俄國軍官斯泰賽率領兩千八百餘人，從大沽乘火車增援天津。
這股侵略軍行至軍糧城車站時，因鐵路被毀，改為步行，後在老龍頭車站附近遭到義和一團一曹福田部及部分清軍的猛烈阻擊，死傷五百餘人，第二天才進入車站。
6月23日，又開來一部分聯軍，在租界内聯軍的接應下，進入租界。
至26日，連同從西沽武庫撤回的西摩爾軍，租界内的聯軍已增至七千餘人。
聯軍的兵力雖然增加了，但處于義和一團一和清軍的包圍之中，缺少食物，房屋毀壞，醫院中的傷病員擁擠不堪，處境仍然十分困難。
聯軍各軍司令官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萬不能向北京進發，隻得暫在天津，以圖自保。
若再不能自保，不如退守大沽”①。
于是決定采取碧守措施，由各軍分區防守。
紫竹林租界位于天津城東南，東臨白河，北面隔河緊一靠老龍頭火車站。
6月23日，聯軍各司令官會議決定：俄軍防守老龍頭火車站至租界東面的武備學堂一線，法軍防守租界西北部；美軍防守租界西南部；日、英、德、意、奧各軍分守自租界西南端沿牆子河至梁園門一帶。
除加強租界區防守外，還分兵控制天津至大沽間的交通線。
6月22日至29日，圍攻租界的清軍約有一萬六千人，義和一團一三萬餘人。
但是，由于清軍缺乏積極進攻一精一神，隻是向租界開炮遙擊，故聯軍損失不大。
義和一團一雖曾多次主動出擊，不斷給敵人以殺傷，但也沒有使聯軍受到嚴重打擊。
又由于清軍沒有切斷天津至大沽間的交通線，緻使聯軍能不斷得到兵力和糧彈的補充。
27日，聯軍集中近三千人的兵力，攻占了天津城東面的清軍主要軍一火補給點東機器局。
聯軍奪占該局後，既可免遭該處清軍對租界的炮擊，又可保證“與大沽通達消息之路”“平安無礙”，改善了防禦态勢，因而“視為極大之幸事”。
① 從6月30日開始，圍攻天津侵略軍的作戰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當天，裕祿向清廷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