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大沽、天津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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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布設水雷，控制外國艦船出入。
帝國主義者得此消息後，6月15日在俄國旗艦上開會，研究确定了從水陸兩路攻取大沽的作戰部署，當即令先已駛入白河的十艘吃水較淺的千噸以下艦艇做好作戰準備，并派遣日軍三百名（随帶火炮兩門）于當晚至塘沽登陸。
16日，各國海軍頭目又開會一精一心策劃，并令已在白河内的各艦駛泊各自的作戰位置：日艦“一愛一宕号”、美艦“莫諾卡西”号駛靠塘沽火車站附近的白河左岸邊，以便保護車站；英水雷驅逐艦“惠欽古”号、“弗一愛一摩”号駛靠清軍水雷營附近，監視北洋海軍的四艘魚雷艇；法炮艦“利夭”号、德炮艦“伊爾契斯”号駛靠位于塘沽、大沽之間的海關附近；俄炮艦“基裡亞克”号、“考裡埃芝”号、“保布爾”号駛靠白河右岸東沽附近；英巡洋艦“阿爾舍林”号在俄艦北側于家堡對岸，以便共同炮擊南北炮台。
各艦裝備有七至二十厘米口徑的速射炮，還有不少口徑為三十七至四十七毫米的機關炮。
當日，又有英、德、俄各軍約六百人，由德國海軍大校波爾指揮在塘沽分批登陸（連同15日晚登岸的日軍，共有九百餘人），準備從側後進攻大沽炮台。
至此，聯軍的作戰部署已基本就緒。
這時，大沽守軍也加強了炮台的守備，并于6月16日在白河口布設水雷，封鎖航道，阻止敵軍艦船出入。
聯軍即以此為借口，由俄國海軍副司令海爾布德朗出面，于16日19時半給羅榮光發出最後通牒，胡說清軍在白河口布設水雷及加強大沽防禦，“于我西人代平匪亂一事，實有不便”，無理限令中國守軍于17日淩晨2時交出炮台。
駐天津各國領事也将同樣内容的通牒遞交裕祿。
羅榮光嚴辭拒絕，并立即傳令各炮台準備戰鬥。
6月17日零時50分，距通牒限定的時間還差七十分鐘，侵略軍便開始進攻大沽炮台。
泊于白河的聯軍艦艇首先發炮轟擊南北兩岸炮台，守軍被迫還擊。
這時，集結在塘沽的聯軍分左中右三路直一逼一西北炮台。
在敵軍猛烈攻擊下，西北炮台于5時左右失守。
6時許，聯軍未遇抵抗便占據了北炮台。
之後，左岸陸路聯軍從北炮台，法、俄各艦從所在位置向南炮台猛烈轟擊。
同時，俄、德、法軍一部，由北炮台附近渡至白河南岸，從側後抄襲南炮台。
南炮台守軍腹背受敵，彈藥庫又中彈起火，傷亡不斷增加，被迫撤退。
至6時50分，大沽炮台全部失守，清軍殘部向新城方向退走。
此次作戰，清軍陣亡七八百人，北洋海軍“海容”号巡洋艦及四艘魚雷艇也被聯軍擄走。
聯軍死五十八人，傷一百九十七人，并有四艘戰艦負傷。
聯軍奪占大沽炮台後，控制了大沽口和火車站，使海上援兵能夠順利地運往天津，給津京、直隸地區軍民的防禦作戰增加了不少困難。
大沽炮台的失守，與清政一府在兵力部署上采取重北京而輕津沽的方針有很大關系。
6月上旬，各國軍艦雲集大沽，侵略軍大批上岸的時候，清政一府仍沒有增派軍隊加強大沽、塘沽、北塘的守禦，緻使分守大沽炮台、火車站、海關等地的三千清軍，在毫無外援和不能互相策應的情況下，被侵略軍各個擊破。
其次，大沽炮台的失守，還與戰備不及時有關。
守将羅榮光，直至侵略軍的十艘艦艇駛入白河作戰位置後，才在白河口布設水雷，封鎖航道；九百多名敵海軍陸戰隊在塘沽登陸時，也沒有及時采取應急措施，緻使聯軍順利實施水陸夾攻，在六個小時内即奪占了整個炮台。
大沽炮台的失守，也反映出炮台構築的落後，如炮位及軍一火倉庫，都沒有采取蔭蔽、僞裝和加強保護的措施，全部暴露在外，成為敵人轟擊的目标。
在守備戰術上，羅榮光以絕大部分兵力分守幾處炮台，台外缺少機動兵力，以緻當敵人從側後抄襲時，不能組織有效的阻擊，粉碎敵人的進攻。
事實再一次證明，孤立地防守炮台，總是難以守住的。
三、天津之戰（參見附圖二十一） 6月19日，清廷還不知道大沽炮台已經失守，但已接到6月17日裕祿關于列強強索大沽炮台的奏折，于是一面令裕祿固守大沽炮台，一面照會各國公使，抗議列強的無理行為，并要求各國駐華公使于二十四小時内從北京撤往天津。
鑒于形勢嚴峻，慈禧于6月16日至19日多次召開禦前會議，讨論和戰問題。
當時，光緒帝存有依靠列強恢複自身權力的幻想，因此，以他為首的帝一黨一，對外主和，對内主“剿”。
他們認為，“諸國之強，十倍于日本，合而謀我，何以禦之？”并提出“亂民當早除，不然，禍不測”。
①中央和地方的洋務派官僚也主張與帝國主義媾和，全力鎮壓義和一團一。
以慈禧為首的後一黨一本來也不願與帝國主義作戰，但當時和帝國主義存在一些矛盾。
特别是慈禧欲立端郡王載漪的兒子溥俊為大阿哥（帝位繼承人），一逼一迫光緒讓位，各國公使表示不予承認，這使她對帝國主義列強非常不滿。
在
帝國主義者得此消息後，6月15日在俄國旗艦上開會，研究确定了從水陸兩路攻取大沽的作戰部署，當即令先已駛入白河的十艘吃水較淺的千噸以下艦艇做好作戰準備，并派遣日軍三百名（随帶火炮兩門）于當晚至塘沽登陸。
16日，各國海軍頭目又開會一精一心策劃，并令已在白河内的各艦駛泊各自的作戰位置：日艦“一愛一宕号”、美艦“莫諾卡西”号駛靠塘沽火車站附近的白河左岸邊，以便保護車站；英水雷驅逐艦“惠欽古”号、“弗一愛一摩”号駛靠清軍水雷營附近，監視北洋海軍的四艘魚雷艇；法炮艦“利夭”号、德炮艦“伊爾契斯”号駛靠位于塘沽、大沽之間的海關附近；俄炮艦“基裡亞克”号、“考裡埃芝”号、“保布爾”号駛靠白河右岸東沽附近；英巡洋艦“阿爾舍林”号在俄艦北側于家堡對岸，以便共同炮擊南北炮台。
各艦裝備有七至二十厘米口徑的速射炮，還有不少口徑為三十七至四十七毫米的機關炮。
當日，又有英、德、俄各軍約六百人，由德國海軍大校波爾指揮在塘沽分批登陸（連同15日晚登岸的日軍，共有九百餘人），準備從側後進攻大沽炮台。
至此，聯軍的作戰部署已基本就緒。
這時，大沽守軍也加強了炮台的守備，并于6月16日在白河口布設水雷，封鎖航道，阻止敵軍艦船出入。
聯軍即以此為借口，由俄國海軍副司令海爾布德朗出面，于16日19時半給羅榮光發出最後通牒，胡說清軍在白河口布設水雷及加強大沽防禦，“于我西人代平匪亂一事，實有不便”，無理限令中國守軍于17日淩晨2時交出炮台。
駐天津各國領事也将同樣内容的通牒遞交裕祿。
羅榮光嚴辭拒絕，并立即傳令各炮台準備戰鬥。
6月17日零時50分，距通牒限定的時間還差七十分鐘，侵略軍便開始進攻大沽炮台。
泊于白河的聯軍艦艇首先發炮轟擊南北兩岸炮台，守軍被迫還擊。
這時，集結在塘沽的聯軍分左中右三路直一逼一西北炮台。
在敵軍猛烈攻擊下，西北炮台于5時左右失守。
6時許，聯軍未遇抵抗便占據了北炮台。
之後，左岸陸路聯軍從北炮台，法、俄各艦從所在位置向南炮台猛烈轟擊。
同時，俄、德、法軍一部，由北炮台附近渡至白河南岸，從側後抄襲南炮台。
南炮台守軍腹背受敵，彈藥庫又中彈起火，傷亡不斷增加，被迫撤退。
至6時50分，大沽炮台全部失守，清軍殘部向新城方向退走。
此次作戰，清軍陣亡七八百人，北洋海軍“海容”号巡洋艦及四艘魚雷艇也被聯軍擄走。
聯軍死五十八人，傷一百九十七人，并有四艘戰艦負傷。
聯軍奪占大沽炮台後，控制了大沽口和火車站，使海上援兵能夠順利地運往天津，給津京、直隸地區軍民的防禦作戰增加了不少困難。
大沽炮台的失守，與清政一府在兵力部署上采取重北京而輕津沽的方針有很大關系。
6月上旬，各國軍艦雲集大沽，侵略軍大批上岸的時候，清政一府仍沒有增派軍隊加強大沽、塘沽、北塘的守禦，緻使分守大沽炮台、火車站、海關等地的三千清軍，在毫無外援和不能互相策應的情況下，被侵略軍各個擊破。
其次，大沽炮台的失守，還與戰備不及時有關。
守将羅榮光，直至侵略軍的十艘艦艇駛入白河作戰位置後，才在白河口布設水雷，封鎖航道；九百多名敵海軍陸戰隊在塘沽登陸時，也沒有及時采取應急措施，緻使聯軍順利實施水陸夾攻，在六個小時内即奪占了整個炮台。
大沽炮台的失守，也反映出炮台構築的落後，如炮位及軍一火倉庫，都沒有采取蔭蔽、僞裝和加強保護的措施，全部暴露在外，成為敵人轟擊的目标。
在守備戰術上，羅榮光以絕大部分兵力分守幾處炮台，台外缺少機動兵力，以緻當敵人從側後抄襲時，不能組織有效的阻擊，粉碎敵人的進攻。
事實再一次證明，孤立地防守炮台，總是難以守住的。
三、天津之戰（參見附圖二十一） 6月19日，清廷還不知道大沽炮台已經失守，但已接到6月17日裕祿關于列強強索大沽炮台的奏折，于是一面令裕祿固守大沽炮台，一面照會各國公使，抗議列強的無理行為，并要求各國駐華公使于二十四小時内從北京撤往天津。
鑒于形勢嚴峻，慈禧于6月16日至19日多次召開禦前會議，讨論和戰問題。
當時，光緒帝存有依靠列強恢複自身權力的幻想，因此，以他為首的帝一黨一，對外主和，對内主“剿”。
他們認為，“諸國之強，十倍于日本，合而謀我，何以禦之？”并提出“亂民當早除，不然，禍不測”。
①中央和地方的洋務派官僚也主張與帝國主義媾和，全力鎮壓義和一團一。
以慈禧為首的後一黨一本來也不願與帝國主義作戰，但當時和帝國主義存在一些矛盾。
特别是慈禧欲立端郡王載漪的兒子溥俊為大阿哥（帝位繼承人），一逼一迫光緒讓位，各國公使表示不予承認，這使她對帝國主義列強非常不滿。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