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節 中國戰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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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如虎、臨陣脫逃的敗軍之将，如葉志超、方伯謙、龔照玙、趙懷業、劉超佩、李光久等等。
連自動請纓的湘軍将領吳大澄，也“一遁于雙台子，再遁于石山站，以緻前敵軍皆不支”①。
由于将領畏葸無能，多數清軍紀律敗壞。
如鴨綠江防線失守後，“逃軍潰卒，勢如潮湧”，衛汝貴所部更是“沿途肆掠，所過之處，雞犬一騷一然，海城、蓋平一帶，居民逃避幾空，畏官兵甚于畏倭寇矣”。
②這樣腐敗的軍隊，其戰鬥力自然是十分低下的。
徐慶璋曾痛切地指出：“所失各城，非失于賊之殊能，實失于我之不守。
且前敵各軍，爾忌我詐，我前爾卻，勝固不讓，敗亦不救，甚至敗則退，勝亦退，步步退讓，賊焉得不步步前進。
”③ 軍事技術裝備方面，清軍在洋務運動中雖有所改善，但與日軍相較，畢竟存在不少差距。
據估計，清軍在甲午戰争中尚有近百分之四十的士兵使用大刀、土槍等落後的武器作戰。
就是裝備近代武器的部隊，也是品種繁多，規格雜亂，不但各省軍隊武器不同，一營之中也往往類型不一，大大增加了戰時彈藥供一應的困難。
清軍缺乏訓練，特别是陸軍和海軍都缺少在基本的戰略戰術和使用武器等方面具有相當知識的軍官（而這正是使士兵獲得軍事知識的先決條件），以緻有的士兵常常使用自己并不熟練甚至未曾受過一操一作訓練的近代武器，與戰術技術訓練有素的敵人對陣，盡避其中不少人具有勇敢堅毅的良好品質，也難免受制于人，為敵所敗。
五、脫離群衆，不支持人民抗日鬥争，是戰争失敗的基本原因之一 “戰争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衆之中。
”①封建統治階級與人民群衆處于完全對立的地位，自然不可能動員和依靠人民群衆進行戰争。
可是，當外國侵略者打進國土，危及國家民族存亡之際，人民群衆必然自發地以各種形式同入侵之敵進行鬥争。
甲午戰争中，日本侵略者所到之處，人民群衆紛紛武裝起來，以非常簡陋的武器與日寇拚殺，給了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
特别是台灣人民的殊死抗日，更表現出了中華民族決心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
清朝統治當局盡避有時也能利用一下群衆抗日的熱情（如嘉獎遼一陽一民一團一等），但在妥協投降路線的指導下，防民甚于防寇，非但不真心支持群衆抗日，而且予以阻撓破壞。
甲午戰争爆發不久，就有人提出在天津興辦一團一練的建議，結果遭到李鴻章等人的斥責。
清政一府連興辦一團一練都要加以斥責，對于真正的抗日群衆武裝，自然更不容許了。
更有甚者，當台灣軍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與日寇浴血奮戰的時候，清廷竟借口“有礙和約”，不但不接濟饷械，連劉永福派人到大一陸募集的捐款也被扣留。
這種助敵殃民的賣國行徑，終于導緻了可歌可泣的台灣軍民抗日鬥争的夭折。
除上述各種主觀原因外，中國之所以戰敗，還有其深刻的國際背景。
這次戰争不但是日本對中國和朝鮮的侵略戰争，也是列強在世界範圍内争奪殖民地鬥争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特别要指出的是，狡詐毒辣的沙皇俄國政一府，與日本軍國主義者狼狽為一奸一，積極參與了這場罪惡的侵華戰争。
在戰争爆發以前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内，沙俄的擴張重點已經移向遠東，但鑒于自己在遠東的力量還不雄厚，無法與英國匹敵，因而極力拉攏日本，在朝鮮問題上進行某種程度的合作，以排擠清政一府和英國的在朝勢力。
這就助長了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
戰争爆發前夕，幻想“以敵制敵”的李鴻章四處奔波，請求外國幹預，尤其對沙俄寄予很大希望。
沙俄佯稱願意調處，實則慫恿日軍挑釁。
當日軍雲集漢城、仁川，丁汝昌等一再請求積極備戰時，李鴻章繼續被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關于沙俄允許調停之說所騙，對前線将士的要求不予理睬。
這就給日軍以可乘之機，招緻了豐島海戰和成歡之戰的失敗。
清軍初戰失利，對以後戰局的發展不能不産生重大的影響。
迨至日軍進攻中國本土，相繼占領大連、旅順等地，沙俄發現日本的侵略活動已越出其許可的範圍時，它便積極配合日本進行誘降活動。
“日本政一府得悉俄國政一府如此贊助，甚為欣悅”①，于是更加有恃無恐地接連攻占牛莊、營口，直一逼一津京。
《馬關條約》簽訂後，沙俄等三國幹涉還遼，最後使甲午戰争按照俄、日對中朝的分贓協議結束。
之後，沙俄又以還遼“有功”，誘迫清廷與之簽訂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東北地區淪為它的勢力範圍。
恩格斯早在1894年就指出：“中日戰争是把日本作為工具的俄國政一府挑一起來的。
”①甲午戰争的進程和結果，完全證實了革命導師這種鞭辟入裡的深刻揭露。
連自動請纓的湘軍将領吳大澄，也“一遁于雙台子，再遁于石山站，以緻前敵軍皆不支”①。
由于将領畏葸無能，多數清軍紀律敗壞。
如鴨綠江防線失守後，“逃軍潰卒，勢如潮湧”，衛汝貴所部更是“沿途肆掠，所過之處，雞犬一騷一然，海城、蓋平一帶，居民逃避幾空，畏官兵甚于畏倭寇矣”。
②這樣腐敗的軍隊，其戰鬥力自然是十分低下的。
徐慶璋曾痛切地指出：“所失各城，非失于賊之殊能，實失于我之不守。
且前敵各軍，爾忌我詐，我前爾卻，勝固不讓，敗亦不救，甚至敗則退，勝亦退，步步退讓，賊焉得不步步前進。
”③ 軍事技術裝備方面，清軍在洋務運動中雖有所改善，但與日軍相較，畢竟存在不少差距。
據估計，清軍在甲午戰争中尚有近百分之四十的士兵使用大刀、土槍等落後的武器作戰。
就是裝備近代武器的部隊，也是品種繁多，規格雜亂，不但各省軍隊武器不同，一營之中也往往類型不一，大大增加了戰時彈藥供一應的困難。
清軍缺乏訓練，特别是陸軍和海軍都缺少在基本的戰略戰術和使用武器等方面具有相當知識的軍官（而這正是使士兵獲得軍事知識的先決條件），以緻有的士兵常常使用自己并不熟練甚至未曾受過一操一作訓練的近代武器，與戰術技術訓練有素的敵人對陣，盡避其中不少人具有勇敢堅毅的良好品質，也難免受制于人，為敵所敗。
五、脫離群衆，不支持人民抗日鬥争，是戰争失敗的基本原因之一 “戰争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衆之中。
”①封建統治階級與人民群衆處于完全對立的地位，自然不可能動員和依靠人民群衆進行戰争。
可是，當外國侵略者打進國土，危及國家民族存亡之際，人民群衆必然自發地以各種形式同入侵之敵進行鬥争。
甲午戰争中，日本侵略者所到之處，人民群衆紛紛武裝起來，以非常簡陋的武器與日寇拚殺，給了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
特别是台灣人民的殊死抗日，更表現出了中華民族決心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
清朝統治當局盡避有時也能利用一下群衆抗日的熱情（如嘉獎遼一陽一民一團一等），但在妥協投降路線的指導下，防民甚于防寇，非但不真心支持群衆抗日，而且予以阻撓破壞。
甲午戰争爆發不久，就有人提出在天津興辦一團一練的建議，結果遭到李鴻章等人的斥責。
清政一府連興辦一團一練都要加以斥責，對于真正的抗日群衆武裝，自然更不容許了。
更有甚者，當台灣軍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與日寇浴血奮戰的時候，清廷竟借口“有礙和約”，不但不接濟饷械，連劉永福派人到大一陸募集的捐款也被扣留。
這種助敵殃民的賣國行徑，終于導緻了可歌可泣的台灣軍民抗日鬥争的夭折。
除上述各種主觀原因外，中國之所以戰敗，還有其深刻的國際背景。
這次戰争不但是日本對中國和朝鮮的侵略戰争，也是列強在世界範圍内争奪殖民地鬥争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特别要指出的是，狡詐毒辣的沙皇俄國政一府，與日本軍國主義者狼狽為一奸一，積極參與了這場罪惡的侵華戰争。
在戰争爆發以前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内，沙俄的擴張重點已經移向遠東，但鑒于自己在遠東的力量還不雄厚，無法與英國匹敵，因而極力拉攏日本，在朝鮮問題上進行某種程度的合作，以排擠清政一府和英國的在朝勢力。
這就助長了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
戰争爆發前夕，幻想“以敵制敵”的李鴻章四處奔波，請求外國幹預，尤其對沙俄寄予很大希望。
沙俄佯稱願意調處，實則慫恿日軍挑釁。
當日軍雲集漢城、仁川，丁汝昌等一再請求積極備戰時，李鴻章繼續被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關于沙俄允許調停之說所騙，對前線将士的要求不予理睬。
這就給日軍以可乘之機，招緻了豐島海戰和成歡之戰的失敗。
清軍初戰失利，對以後戰局的發展不能不産生重大的影響。
迨至日軍進攻中國本土，相繼占領大連、旅順等地，沙俄發現日本的侵略活動已越出其許可的範圍時，它便積極配合日本進行誘降活動。
“日本政一府得悉俄國政一府如此贊助，甚為欣悅”①，于是更加有恃無恐地接連攻占牛莊、營口，直一逼一津京。
《馬關條約》簽訂後，沙俄等三國幹涉還遼，最後使甲午戰争按照俄、日對中朝的分贓協議結束。
之後，沙俄又以還遼“有功”，誘迫清廷與之簽訂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東北地區淪為它的勢力範圍。
恩格斯早在1894年就指出：“中日戰争是把日本作為工具的俄國政一府挑一起來的。
”①甲午戰争的進程和結果，完全證實了革命導師這種鞭辟入裡的深刻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