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節 中國戰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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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衡指揮。
前敵清軍這種隸屬關系上的錯綜複雜，勢必造成作戰指揮上的混亂，嚴重影響海陸協同和陸軍各部之間的密切配合，以緻為敵所乘，各個擊破。
第二，缺乏抗登陸作戰的起碼知識。
抗登陸作戰，特别是半島抗登陸作戰，應考慮到敵人可能從正面強行登陸，更可能從側後遠方登陸，對主要攻擊目标實行海陸夾攻。
這是常識問題。
然而，清朝最高軍事當局對此卻無明确認識，更無有效措施。
在兩次大的抗登陸作戰中，都沒有事先在敵人可能登陸的地段布置防禦，也沒有在旅大和威海軍港的側後實行堅守防禦的得力措施。
日軍由花園口登陸時，由于地形不利，遇到不少困難，行動相當緩慢，是清軍實施反擊，迫敵背水作戰的有利時機。
可是，無論陸軍和海軍，都沒有及時發現，更未能半渡而擊，或機動兵力，在灘頭挫敗登陸日軍。
當敵人由側後抄襲金州時，守軍除部分部隊依托山地緊急修築臨時工事阻敵進攻外，仍未主動出擊。
金州南部地勢狹窄，形似蜂腰，是旅大的陸路咽喉。
清軍未能及時調動部隊堅守金州，扭轉敗局，以緻旅大後方一裸一露，咽喉被扼，建設多年的海軍基地很快淪入敵手。
事後，清軍最高當局仍未汲取教訓，在山東半島的作戰中重蹈覆轍，使日軍得以沿襲進犯旅大的故伎，一舉攻占威海，全殲北洋海軍。
第三，不懂得正确使用海軍。
清朝海軍軍艦大多購自外洋，全部是新式裝備，但是，組織編制和作戰思想并無多大變化。
北洋海軍是整個海軍的一精一華，其主要指揮官海軍提督丁汝昌卻不是海軍出身，不熟悉近代海戰原則。
權力很大的外國雇員漢納根等也是濫竽充數，并非真有本事。
海軍作為一個軍種，本應有自己的作戰計劃，并應考慮如何實施海陸協同作戰問題。
日軍渡海作戰，奪取制海權是實現其戰略方針的關鍵一着。
中國海軍為粉碎敵人的戰略意圖，則必須有計劃、有準備地進行必要的海上較量。
從當時雙方海軍力量的對比來看，互有短長。
中國四支海軍如能在正确的戰略方針指導下，密切協同，不分畛域，集中力量對敵，與日本聯合艦隊争奪黃海制海權或局部制海權，特别是牢固控制渤海海峽，是完全有可能的。
即使在黃海海戰之後，中國海軍仍可實行近海積極防禦的方針，以遼東半島、山東半島為依托，以旅大、威海各炮台的岸炮火力為後盾，采取陸海協同、岸炮與艦炮相配合的戰法，在一定海域内遊弋，監視和牽制日本聯合艦隊的行動，并尋找有利條件下的攻擊機會。
這樣，便可發揮清軍兵力優勢和本土作戰的長處，減煞敵海陸軍隊的進攻勢頭，甚至粉碎其在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登陸的企圖。
可是，中國四支海軍非但未能聯成一氣，而且唯一參戰的北洋艦隊也被李鴻章視為私産，借口“保船制敵”，實行避戰自保的消極方針，放棄争奪制海權。
而在日本聯合艦隊已經駐泊朝鮮西海岸港口，并急于尋求與中國海軍主力決戰之際，李鴻章等又令北洋艦隊在思想和物資準備都不充分的情況下執行護送陸軍赴大東溝的任務，結果遭到日本聯合艦隊的襲擊，造成了黃海海戰的失利。
之後，李鴻章故意誇大北洋艦隊的損失，進一步壓抑一愛一國官兵巡海迎敵的要求。
旅大失守之後，北洋艦隊株守威海，作繭自縛，偶爾出口巡弋，西不過登州，東不過成山而已。
這種避戰自保，坐以待斃的消極方針，終于招緻了北洋艦隊的全軍覆滅。
第四，忽視戰略戰役偵察。
利用各種手段，諸如海上偵察、戰場偵察、敵後偵察等等，及時準确地獲取戰前定下決心和戰鬥進程中實施正确指揮所必需的有關敵人的兵力配備、作戰意圖、主攻方向、武器裝備等方面的情報，是保障作戰勝利的首要環節。
日軍在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戰前對朝鮮全境和中國東北等預定作戰地域的地形、天候、海岸設防、軍隊編制、駐防情況等無不一一探明，了如指掌，并進行了充分的有針對一性一的戰争準備。
戰争進程中，同樣十分重視戰略戰役偵察，連續獲取可靠情報，據以定下決心。
清軍的情況正好相反。
由于戰争準備不足，對敵人的情況、戰略意圖等事先缺乏了解，戰争過程中又忽視戰略戰役偵察，往往主觀臆斷，或被敵人的佯動所迷惑，以緻對敵人主攻方向一再判斷錯誤，造成極大損失。
四、軍隊腐敗，紀律松一弛，裝備不一良，訓練不足，造成清軍戰鬥力低下 甲午戰争前，清政一府雖在軍事改革方面作過一些努力，但由于清軍固習太深，上層鑽營舞弊、士兵紀律廢弛、陸軍湘淮争鬥，海軍各分畛域等現象依然比比皆是。
戰争過程中，清軍将領中雖然湧現出諸如左寶貴、鄧世昌、聶士成、劉永福等勇敢善戰的人物，但也不乏畏
前敵清軍這種隸屬關系上的錯綜複雜，勢必造成作戰指揮上的混亂，嚴重影響海陸協同和陸軍各部之間的密切配合，以緻為敵所乘，各個擊破。
第二，缺乏抗登陸作戰的起碼知識。
抗登陸作戰，特别是半島抗登陸作戰，應考慮到敵人可能從正面強行登陸，更可能從側後遠方登陸，對主要攻擊目标實行海陸夾攻。
這是常識問題。
然而，清朝最高軍事當局對此卻無明确認識，更無有效措施。
在兩次大的抗登陸作戰中，都沒有事先在敵人可能登陸的地段布置防禦，也沒有在旅大和威海軍港的側後實行堅守防禦的得力措施。
日軍由花園口登陸時，由于地形不利，遇到不少困難，行動相當緩慢，是清軍實施反擊，迫敵背水作戰的有利時機。
可是，無論陸軍和海軍，都沒有及時發現，更未能半渡而擊，或機動兵力，在灘頭挫敗登陸日軍。
當敵人由側後抄襲金州時，守軍除部分部隊依托山地緊急修築臨時工事阻敵進攻外，仍未主動出擊。
金州南部地勢狹窄，形似蜂腰，是旅大的陸路咽喉。
清軍未能及時調動部隊堅守金州，扭轉敗局，以緻旅大後方一裸一露，咽喉被扼，建設多年的海軍基地很快淪入敵手。
事後，清軍最高當局仍未汲取教訓，在山東半島的作戰中重蹈覆轍，使日軍得以沿襲進犯旅大的故伎，一舉攻占威海，全殲北洋海軍。
第三，不懂得正确使用海軍。
清朝海軍軍艦大多購自外洋，全部是新式裝備，但是，組織編制和作戰思想并無多大變化。
北洋海軍是整個海軍的一精一華，其主要指揮官海軍提督丁汝昌卻不是海軍出身，不熟悉近代海戰原則。
權力很大的外國雇員漢納根等也是濫竽充數，并非真有本事。
海軍作為一個軍種，本應有自己的作戰計劃，并應考慮如何實施海陸協同作戰問題。
日軍渡海作戰，奪取制海權是實現其戰略方針的關鍵一着。
中國海軍為粉碎敵人的戰略意圖，則必須有計劃、有準備地進行必要的海上較量。
從當時雙方海軍力量的對比來看，互有短長。
中國四支海軍如能在正确的戰略方針指導下，密切協同，不分畛域，集中力量對敵，與日本聯合艦隊争奪黃海制海權或局部制海權，特别是牢固控制渤海海峽，是完全有可能的。
即使在黃海海戰之後，中國海軍仍可實行近海積極防禦的方針，以遼東半島、山東半島為依托，以旅大、威海各炮台的岸炮火力為後盾，采取陸海協同、岸炮與艦炮相配合的戰法，在一定海域内遊弋，監視和牽制日本聯合艦隊的行動，并尋找有利條件下的攻擊機會。
這樣，便可發揮清軍兵力優勢和本土作戰的長處，減煞敵海陸軍隊的進攻勢頭，甚至粉碎其在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登陸的企圖。
可是，中國四支海軍非但未能聯成一氣，而且唯一參戰的北洋艦隊也被李鴻章視為私産，借口“保船制敵”，實行避戰自保的消極方針，放棄争奪制海權。
而在日本聯合艦隊已經駐泊朝鮮西海岸港口，并急于尋求與中國海軍主力決戰之際，李鴻章等又令北洋艦隊在思想和物資準備都不充分的情況下執行護送陸軍赴大東溝的任務，結果遭到日本聯合艦隊的襲擊，造成了黃海海戰的失利。
之後，李鴻章故意誇大北洋艦隊的損失，進一步壓抑一愛一國官兵巡海迎敵的要求。
旅大失守之後，北洋艦隊株守威海，作繭自縛，偶爾出口巡弋，西不過登州，東不過成山而已。
這種避戰自保，坐以待斃的消極方針，終于招緻了北洋艦隊的全軍覆滅。
第四，忽視戰略戰役偵察。
利用各種手段，諸如海上偵察、戰場偵察、敵後偵察等等，及時準确地獲取戰前定下決心和戰鬥進程中實施正确指揮所必需的有關敵人的兵力配備、作戰意圖、主攻方向、武器裝備等方面的情報，是保障作戰勝利的首要環節。
日軍在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戰前對朝鮮全境和中國東北等預定作戰地域的地形、天候、海岸設防、軍隊編制、駐防情況等無不一一探明，了如指掌，并進行了充分的有針對一性一的戰争準備。
戰争進程中，同樣十分重視戰略戰役偵察，連續獲取可靠情報，據以定下決心。
清軍的情況正好相反。
由于戰争準備不足，對敵人的情況、戰略意圖等事先缺乏了解，戰争過程中又忽視戰略戰役偵察，往往主觀臆斷，或被敵人的佯動所迷惑，以緻對敵人主攻方向一再判斷錯誤，造成極大損失。
四、軍隊腐敗，紀律松一弛，裝備不一良，訓練不足，造成清軍戰鬥力低下 甲午戰争前，清政一府雖在軍事改革方面作過一些努力，但由于清軍固習太深，上層鑽營舞弊、士兵紀律廢弛、陸軍湘淮争鬥，海軍各分畛域等現象依然比比皆是。
戰争過程中，清軍将領中雖然湧現出諸如左寶貴、鄧世昌、聶士成、劉永福等勇敢善戰的人物，但也不乏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