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節 中國戰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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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的消極方針。
本來，清軍雲集平壤，意在南北對進，夾攻漢城一帶日軍，而李鴻章等卻主張“先定守局，再圖進缺，一再抗拒光緒帝關于迅速進兵的谕令，緻使平壤清軍“束手以待敵人之攻”。
當然，四路援軍抵達平壤之際，牙山清軍已戰敗北走，南北夾擊的可能一性一不複存在；但當時日軍除大島混成旅一團一外，其餘部隊正在赴朝途中，清軍在朝兵力優于日軍，如能當機立斷，一面繼續增兵，一面長驅南下，在朝鮮人民的支援配合下，予日軍以重大打擊，不是不可能的。
日軍分路進犯平壤時，每路為數不多，清軍如能集中兵力，主動出擊，打敵一路，則減煞敵之進攻勢頭，甚至殲其一路，也不是不可能的。
對于清軍應主動出擊問題，連日本軍界人士也認為，當時日軍包圍攻擊平壤，殊為危險，如果清軍“拒止一方”，集中兵力向某路日軍“轉取飽勢，則可得逐次各個擊破之機會”。
①由于清軍将領消極怯戰，決心猶豫，以緻坐失戰機。
在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抗登陸作戰中，清軍同樣實行單純守點、分兵把口的消極防禦方針。
日軍在花園口登陸并向金州方向前進，嚴重威脅旅大側後時，李鴻章仍令守軍“各守營盤”。
徐邦道等建議向皮子窩方向主動出擊，也遭到趙懷業的反對。
山東半島作戰時，戴宗骞鑒于“大連灣守兵不并力陸援，旅順諸軍不據南關嶺而株守營牆，均以失事”的教訓，建議采勸雖布近局，仍扼外險，甯力戰圖存，勿坐以待困”的積極戰法，無疑是可取的；然而，李鴻章不予采納，仍堅持其“扼要埋伏地溝”的消極方針，以緻造成被動挨打的局面，加上守衛要塞的将領大多畏葸無能，沒有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因而要點也無法守祝清軍消極防禦的另一表現是，隻注重于分兵守點，沒有集中必要的預備隊，置于有利于對付敵之進攻的機動位置，以增強要點防禦的穩固一性一。
這種主觀指導上的錯誤，在兩次抗登陸作戰中都招緻了不可估量的嚴重損失。
三、軍事思想落後，組織指揮笨拙，遠不能适應近代作戰的需要 随着新的作戰工具的出現，“軍隊的整個内部組織就必然改變了，各個人借以組成軍隊并能作為軍隊行動的那些關系就改變了，各個軍隊相互間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
”①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對軍事制度逐步地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改革，使之與軍事技術裝備的發展相适應。
而經過了幾十年洋務運動的清朝政一府，雖然也通過購買和仿制近代武器而改善了軍隊裝備，并多少進行了一些軍制方面的改革；但由于社會制度沒有任何根本一性一的變化，軍事制度也就不可能有實質一性一的進步。
由于同樣的原因，清軍軍事思想因循守舊，墨守成規，因而組織指揮笨拙，遠遠不能适應變化了的客觀形勢的需要。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指揮不統一，不能協調陸海軍之間的動作，發揮整體力量。
在海陸軍聯合作戰條件下，隻有實施正确的不間斷的集中統一指揮，才能在統一的戰略意圖下協調前敵各軍的作戰行動，發揮整體威力。
日本軍國主義一貫重視軍隊的建設和集中統一指揮，甲午戰争前夕，又成立了直隸于天皇的戰時大本營，作為海陸軍的最高指揮機構，統籌和協調與戰争有關的重要事宜。
為了集中使用海軍力量，它建立了聯合艦隊，并調整了海軍頭目，以積極主張侵華的桦山資紀為海軍軍令部長，接替主張艦隊勸守勢運動”的原軍令部長中牟田倉之助。
在戰争過程中，其大本營能及時了解和分析前線軍情，基本做到了從雙方實際出發，實施不間斷的集中統一指揮。
清軍則不然。
由于帝後一黨一争不已，清廷實際上沒有一個真正的最高軍事指揮機關，戰争的組織指揮大權基本上一操一于李鴻章一人之手。
他在慈禧的支持和庇護下，對主戰派的意見和光緒帝的作戰谕旨或者一陽一奉一陰一違，或者置若罔聞，遷延不辦。
因此，非但最高當局始終不能協調一緻地統籌戰争全局，制定明确的戰略方針和作戰計劃，實施集中統一指揮，前敵各軍也大多由于李鴻章的“因循怠弛”，漫無布置，而互不統屬，往往各行其是，一盤散沙。
綜觀中日甲午戰争的全過程，清朝海軍與陸軍之間、陸軍各部之間，都不能進行密切配合。
如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兩次抗登陸作戰中，北洋海軍既未進行認真的海上偵察和巡邏，沒有擾敵于上船、航渡、登陸等任何一個階段，又未能向自己軍隊的瀕海翼側進行策應，配合陸軍實施反登陸作戰，因而疊遭失敗。
陸路各軍的隸屬關系更是紊亂。
金州、旅大唇齒相依，但金州方面歸奉天指揮，旅大方面由天津指揮。
山東方面，全省防務由李秉衡負責，不受李鴻章的節制，而北洋所屬各軍又不歸
本來，清軍雲集平壤，意在南北對進，夾攻漢城一帶日軍，而李鴻章等卻主張“先定守局，再圖進缺，一再抗拒光緒帝關于迅速進兵的谕令，緻使平壤清軍“束手以待敵人之攻”。
當然，四路援軍抵達平壤之際，牙山清軍已戰敗北走，南北夾擊的可能一性一不複存在；但當時日軍除大島混成旅一團一外，其餘部隊正在赴朝途中，清軍在朝兵力優于日軍，如能當機立斷，一面繼續增兵，一面長驅南下，在朝鮮人民的支援配合下，予日軍以重大打擊，不是不可能的。
日軍分路進犯平壤時，每路為數不多，清軍如能集中兵力，主動出擊，打敵一路，則減煞敵之進攻勢頭，甚至殲其一路，也不是不可能的。
對于清軍應主動出擊問題，連日本軍界人士也認為，當時日軍包圍攻擊平壤，殊為危險，如果清軍“拒止一方”，集中兵力向某路日軍“轉取飽勢，則可得逐次各個擊破之機會”。
①由于清軍将領消極怯戰，決心猶豫，以緻坐失戰機。
在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抗登陸作戰中，清軍同樣實行單純守點、分兵把口的消極防禦方針。
日軍在花園口登陸并向金州方向前進，嚴重威脅旅大側後時，李鴻章仍令守軍“各守營盤”。
徐邦道等建議向皮子窩方向主動出擊，也遭到趙懷業的反對。
山東半島作戰時，戴宗骞鑒于“大連灣守兵不并力陸援，旅順諸軍不據南關嶺而株守營牆，均以失事”的教訓，建議采勸雖布近局，仍扼外險，甯力戰圖存，勿坐以待困”的積極戰法，無疑是可取的；然而，李鴻章不予采納，仍堅持其“扼要埋伏地溝”的消極方針，以緻造成被動挨打的局面，加上守衛要塞的将領大多畏葸無能，沒有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因而要點也無法守祝清軍消極防禦的另一表現是，隻注重于分兵守點，沒有集中必要的預備隊，置于有利于對付敵之進攻的機動位置，以增強要點防禦的穩固一性一。
這種主觀指導上的錯誤，在兩次抗登陸作戰中都招緻了不可估量的嚴重損失。
三、軍事思想落後，組織指揮笨拙，遠不能适應近代作戰的需要 随着新的作戰工具的出現，“軍隊的整個内部組織就必然改變了，各個人借以組成軍隊并能作為軍隊行動的那些關系就改變了，各個軍隊相互間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
”①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對軍事制度逐步地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改革，使之與軍事技術裝備的發展相适應。
而經過了幾十年洋務運動的清朝政一府，雖然也通過購買和仿制近代武器而改善了軍隊裝備，并多少進行了一些軍制方面的改革；但由于社會制度沒有任何根本一性一的變化，軍事制度也就不可能有實質一性一的進步。
由于同樣的原因，清軍軍事思想因循守舊，墨守成規，因而組織指揮笨拙，遠遠不能适應變化了的客觀形勢的需要。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指揮不統一，不能協調陸海軍之間的動作，發揮整體力量。
在海陸軍聯合作戰條件下，隻有實施正确的不間斷的集中統一指揮，才能在統一的戰略意圖下協調前敵各軍的作戰行動，發揮整體威力。
日本軍國主義一貫重視軍隊的建設和集中統一指揮，甲午戰争前夕，又成立了直隸于天皇的戰時大本營，作為海陸軍的最高指揮機構，統籌和協調與戰争有關的重要事宜。
為了集中使用海軍力量，它建立了聯合艦隊，并調整了海軍頭目，以積極主張侵華的桦山資紀為海軍軍令部長，接替主張艦隊勸守勢運動”的原軍令部長中牟田倉之助。
在戰争過程中，其大本營能及時了解和分析前線軍情，基本做到了從雙方實際出發，實施不間斷的集中統一指揮。
清軍則不然。
由于帝後一黨一争不已，清廷實際上沒有一個真正的最高軍事指揮機關，戰争的組織指揮大權基本上一操一于李鴻章一人之手。
他在慈禧的支持和庇護下，對主戰派的意見和光緒帝的作戰谕旨或者一陽一奉一陰一違，或者置若罔聞，遷延不辦。
因此，非但最高當局始終不能協調一緻地統籌戰争全局，制定明确的戰略方針和作戰計劃，實施集中統一指揮，前敵各軍也大多由于李鴻章的“因循怠弛”，漫無布置，而互不統屬，往往各行其是，一盤散沙。
綜觀中日甲午戰争的全過程，清朝海軍與陸軍之間、陸軍各部之間，都不能進行密切配合。
如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兩次抗登陸作戰中，北洋海軍既未進行認真的海上偵察和巡邏，沒有擾敵于上船、航渡、登陸等任何一個階段，又未能向自己軍隊的瀕海翼側進行策應，配合陸軍實施反登陸作戰，因而疊遭失敗。
陸路各軍的隸屬關系更是紊亂。
金州、旅大唇齒相依，但金州方面歸奉天指揮，旅大方面由天津指揮。
山東方面，全省防務由李秉衡負責，不受李鴻章的節制，而北洋所屬各軍又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