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戰争的爆發和雙方戰略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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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面山頂則設有炮兵陣地，控制日軍必經的驿道。
28日夜，日軍自素沙場分兩路進犯：一從大道進攻，鉗制清軍主力；一從東面迂回，進攻清軍右側。
當夜，武備學堂學生于光炘等冒雨偵察敵情，發現日軍偷襲，立即報告聶士成，并率兵一部預伏安城渡橋側，控制要點。
半夜，日軍右路前鋒進抵安城渡橋北，于光炘等奮力阻擊，殺傷不少日軍，使其前鋒敗退。
可是，聶士成未能及時增援，而日軍後隊又至，于光炘等英勇抵抗，力戰犧牲。
29日黎明，日軍攻占成歡西北面山坡，聶士成率主力抵抗，戰鬥甚為激烈。
正在這時，日軍迂回部隊突然襲占請軍右翼之東北面山坡，并發炮轟擊清軍東面諸壘。
經過激戰，清軍不支，聶士成率隊退往公州。
這時，葉志超已放棄公州向北逃跑，于是兩部合軍北走。
日将大島原來判斷清軍必退牙山，因而率隊向牙山追擊；及抵牙山，不見清軍蹤影，便留一小隊駐防該處，自率大隊返回漢城。
葉志超逃跑時，因害怕同日軍遭遇，繞道遠離漢城的朝鮮東部山區，經清州、忠州、堤川、原州、狼川、金化、平康、伊川、遂安、祥原，渡大同江抵平壤，途中曆時近一個月。
當時正逢炎夏，“殘軍饑疫死者相屬”，而葉志超竟無恥地向李鴻章謊報戰功，詭稱“沿途疊敗倭兵”。
①于是清廷“論功行賞”，嘉獎員弁數百人，賞軍士銀二萬兩，并提升葉志超為平壤各軍的總指揮。
日軍豐島偷襲，并進犯駐朝清軍，揭開了中日戰争的序幕。
但是，李鴻章不但不積極準備抗戰，反而認為“高升系怡和商船，租與我用，上挂英旗，日敢無故擊沉，英人必不答應”②，幻想英國出面幹涉。
可是，随着後來戰事的發展，英國見日方處處居于優勢，竟然不顧事實和國際公法，聲稱7月23日日軍侵入朝鮮王宮之時，即中日開戰之日，“高升”号系“開戰後”駛離大沽口，因此責任不在日方。
清政一府不敢抗争，最後竟由出面租船的輪船招商局賠償英商損失。
三、中日宣戰和雙方戰略方針 清政一府見日本侵略者已公然揭開戰幕，被迫于8月1日對日宣戰，日本也于同日宣戰，中日甲午戰争正式開始。
早在宣戰之前，日本即已成立戰時大本營，統一籌劃和指揮陸海軍作戰事宜。
大本營首席長官由參謀本部總長陸軍大将有栖川宮熾仁親王擔任（1895年1月熾仁親王死後，由陸軍大将小松宮彰仁親王代理），由參謀本部次長陸軍中将川上一操一六和海軍軍令部長中牟田倉之助（7月17日，中牟田倉之助免職，海軍中将桦山資紀接任）二人共同輔佐。
在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首相等的親自參與下，日本戰時大本營在戰前已制訂好侵略中國的“作戰大方針”，即：以主力在山海關附近登陸，于直隸平原同清軍主力決戰，奪取北京。
在這一戰略方針指導下，日軍制定了如下作戰計劃：首先派陸軍第五師一團一進占朝鮮，鉗制和擊敗在朝清軍；海軍則以聯合艦隊擊破中國北洋艦隊，迅速奪取黃海和渤海制海權。
下一步則視海軍勝敗情況而定：第一，如海軍主力決戰獲勝，則将陸軍主力輸送至渤海灣（以山海關為主）登陸，實施直隸平原決戰；第二，如果海上決戰不分勝負，中日雙方均不能掌握制海權，就用陸軍主力侵占整個朝鮮；第三，如果海上決戰失敗，清軍控制了制海權，本國又受威脅，則盡力援助在朝的陸軍，而把陸軍主力留守本土，以防清軍反攻。
①日軍這一作戰計劃的核心是，消滅北洋艦隊，奪取黃海、渤海的制海權，控制海上運輸線，進而與清軍進行直隸平原決戰。
清軍方面，事先沒有明确的戰略方針。
當時，清朝統治集一團一内部分為“後一黨一”和“帝一黨一”兩派。
光緒帝自1889年“親政”以來，力圖有所作為。
他與戶部尚書翁同和為首的“帝一黨一”，竭力主戰。
而實際把持朝政的西太後慈禧與李鴻章為首的“後一黨一”，為了保持實力，竭力主和，積極推行“屈辱求和”、“避戰自保”的政策。
由于政治腐敗和内部紛争，清廷始終不能協調一緻地統籌全局，因而事先既未組成專門的作戰指揮機構，又未制定相應的戰略方針，以對付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
開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國的所謂“調停”。
當朝鮮形勢極度緊張，全國輿論和清軍某些一愛一國官兵強烈要求清政一府積極抗戰時，主和派既不敢公開反對，又不願認真備戰。
直至戰争爆發之後，清王朝為形勢所迫，才臨渴掘井，在宣戰诏書中提出了一個海守陸攻的戰略方針：“著李鴻章嚴饬派出各軍，迅速進剿，厚集雄師，陸續進發，……并著沿江、沿海各将軍、督撫及統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輪船駛入各口，即行迎頭痛擊，悉數殲除”①。
根據這一方針，決定增調陸軍赴朝，先在平壤集中，然後南下驅逐在朝日軍；以海軍各艦隊分守各自防區内的海口，北洋艦隊即集結于黃海北部，扼守渤海海峽，策應在朝清軍，并确保京畿門戶的安全。
28日夜，日軍自素沙場分兩路進犯：一從大道進攻，鉗制清軍主力；一從東面迂回，進攻清軍右側。
當夜，武備學堂學生于光炘等冒雨偵察敵情，發現日軍偷襲，立即報告聶士成，并率兵一部預伏安城渡橋側，控制要點。
半夜，日軍右路前鋒進抵安城渡橋北，于光炘等奮力阻擊，殺傷不少日軍，使其前鋒敗退。
可是，聶士成未能及時增援，而日軍後隊又至，于光炘等英勇抵抗，力戰犧牲。
29日黎明，日軍攻占成歡西北面山坡，聶士成率主力抵抗，戰鬥甚為激烈。
正在這時，日軍迂回部隊突然襲占請軍右翼之東北面山坡，并發炮轟擊清軍東面諸壘。
經過激戰，清軍不支，聶士成率隊退往公州。
這時，葉志超已放棄公州向北逃跑，于是兩部合軍北走。
日将大島原來判斷清軍必退牙山，因而率隊向牙山追擊；及抵牙山，不見清軍蹤影，便留一小隊駐防該處，自率大隊返回漢城。
葉志超逃跑時，因害怕同日軍遭遇，繞道遠離漢城的朝鮮東部山區，經清州、忠州、堤川、原州、狼川、金化、平康、伊川、遂安、祥原，渡大同江抵平壤，途中曆時近一個月。
當時正逢炎夏，“殘軍饑疫死者相屬”，而葉志超竟無恥地向李鴻章謊報戰功，詭稱“沿途疊敗倭兵”。
①于是清廷“論功行賞”，嘉獎員弁數百人，賞軍士銀二萬兩，并提升葉志超為平壤各軍的總指揮。
日軍豐島偷襲，并進犯駐朝清軍，揭開了中日戰争的序幕。
但是，李鴻章不但不積極準備抗戰，反而認為“高升系怡和商船，租與我用，上挂英旗，日敢無故擊沉，英人必不答應”②，幻想英國出面幹涉。
可是，随着後來戰事的發展，英國見日方處處居于優勢，竟然不顧事實和國際公法，聲稱7月23日日軍侵入朝鮮王宮之時，即中日開戰之日，“高升”号系“開戰後”駛離大沽口，因此責任不在日方。
清政一府不敢抗争，最後竟由出面租船的輪船招商局賠償英商損失。
三、中日宣戰和雙方戰略方針 清政一府見日本侵略者已公然揭開戰幕，被迫于8月1日對日宣戰，日本也于同日宣戰，中日甲午戰争正式開始。
早在宣戰之前，日本即已成立戰時大本營，統一籌劃和指揮陸海軍作戰事宜。
大本營首席長官由參謀本部總長陸軍大将有栖川宮熾仁親王擔任（1895年1月熾仁親王死後，由陸軍大将小松宮彰仁親王代理），由參謀本部次長陸軍中将川上一操一六和海軍軍令部長中牟田倉之助（7月17日，中牟田倉之助免職，海軍中将桦山資紀接任）二人共同輔佐。
在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首相等的親自參與下，日本戰時大本營在戰前已制訂好侵略中國的“作戰大方針”，即：以主力在山海關附近登陸，于直隸平原同清軍主力決戰，奪取北京。
在這一戰略方針指導下，日軍制定了如下作戰計劃：首先派陸軍第五師一團一進占朝鮮，鉗制和擊敗在朝清軍；海軍則以聯合艦隊擊破中國北洋艦隊，迅速奪取黃海和渤海制海權。
下一步則視海軍勝敗情況而定：第一，如海軍主力決戰獲勝，則将陸軍主力輸送至渤海灣（以山海關為主）登陸，實施直隸平原決戰；第二，如果海上決戰不分勝負，中日雙方均不能掌握制海權，就用陸軍主力侵占整個朝鮮；第三，如果海上決戰失敗，清軍控制了制海權，本國又受威脅，則盡力援助在朝的陸軍，而把陸軍主力留守本土，以防清軍反攻。
①日軍這一作戰計劃的核心是，消滅北洋艦隊，奪取黃海、渤海的制海權，控制海上運輸線，進而與清軍進行直隸平原決戰。
清軍方面，事先沒有明确的戰略方針。
當時，清朝統治集一團一内部分為“後一黨一”和“帝一黨一”兩派。
光緒帝自1889年“親政”以來，力圖有所作為。
他與戶部
而實際把持朝政的西太後慈禧與李鴻章為首的“後一黨一”，為了保持實力，竭力主和，積極推行“屈辱求和”、“避戰自保”的政策。
由于政治腐敗和内部紛争，清廷始終不能協調一緻地統籌全局，因而事先既未組成專門的作戰指揮機構，又未制定相應的戰略方針，以對付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
開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國的所謂“調停”。
當朝鮮形勢極度緊張，全國輿論和清軍某些一愛一國官兵強烈要求清政一府積極抗戰時，主和派既不敢公開反對，又不願認真備戰。
直至戰争爆發之後，清王朝為形勢所迫，才臨渴掘井，在宣戰诏書中提出了一個海守陸攻的戰略方針：“著李鴻章嚴饬派出各軍，迅速進剿，厚集雄師，陸續進發，……并著沿江、沿海各将軍、督撫及統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輪船駛入各口，即行迎頭痛擊，悉數殲除”①。
根據這一方針，決定增調陸軍赴朝，先在平壤集中，然後南下驅逐在朝日軍；以海軍各艦隊分守各自防區内的海口，北洋艦隊即集結于黃海北部，扼守渤海海峽，策應在朝清軍，并确保京畿門戶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