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戰争的爆發和雙方戰略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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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争的導火線
1894年春，朝鮮全羅道爆發農民起義。
在東學一黨一的領導下，起義者舉起“盡滅權貴”、“逐滅洋倭”的革命旗幟，反對國内封建剝削，反對西方列強和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
6月1日，起義軍占領全羅道首府——全州，各地農民紛紛響應，起義勢力逐漸波及全國，朝鮮封建王朝驚恐萬狀。
東學一黨一起義後，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認為借口侵朝的良機已到，不可失之交臂。
參謀本部次長川上一操一六也向内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建議：“東學一黨一勢甚猖獗，韓兵不能鎮壓，目下趨勢必向清國請求援兵，清國政一府必容納此種請求。
我國如欲保護在韓臣民，維持帝國均勢，殊有出兵之必要。
”① 中國方面，李鴻章開始并不主張出兵朝鮮，但當時清朝政一府派駐朝鮮的商務大臣袁世凱積極主張派兵“助剿”，并援引日本駐朝使館譯員鄭永邦所說“貴政一府何不速代韓戡”，“我政一府必無他意”②等語，鼓動李鴻章派兵赴朝。
這樣做正好上了日本侵略者的圈套，因為中國一旦出兵，日本便有了出兵的借口，進而把清朝政一府拖入預設的戰争陷阱中去。
6月4日，李鴻章接到朝鮮政一府關于“酌遣數隊，速來代剿”①的正式請求，随即命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派“濟遠”、“揚威”二艦赴仁川、漢城護商（連同已在仁川的“平遠”号共計三艦），并命直隸提督葉志超率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統兵二千餘人，由海道赴朝。
6月6日，聶士成所率前鋒九百人搭乘招商局輪船“圖南”号自大沽出發，8日抵牙山口後，換乘駁船，9日于白石浦登陸，進駐牙山。
葉志超自率後隊一千五百餘人，搭乘“海晏”、“海定”号，6月8日自山海關出發，于11日抵達朝鮮，登陸後，與聶部合屯牙山縣。
在派兵赴朝的同時，按照中日天津條約的規定，由中國駐日公使汪鳳藻将出兵情況通知日本外務部，并表明一旦完成鎮壓東學一黨一起義後，随即班師回國。
在中國派兵赴朝之前，日本内閣會議已于6月2日作出決定，以保護使館和僑民的名義出兵朝鮮，并立即下達秘密動員令。
日本侵略者決定采取先發制人的政策，命正在休假的駐朝公使大一鳥圭介返回朝鮮，由海軍陸戰隊四百餘人以“護送”公使為名，直入漢城。
接着，又悍然派出一個混成旅一團一（以駐廣島的第五師一團一第九旅一團一為基礎，計有第十一和第二十一兩個步兵聯隊、一個騎兵中隊、一個野戰炮兵大隊、一個工兵中隊，以及辎重隊、衛生隊和兩個野戰醫院，共八千餘人），由陸軍少将大島義昌率領赴朝，占據漢城至仁川一帶戰略要地。
海軍則派出“松島”（常備艦隊司令伊東祐亨的旗艦）、“千代田”、“高雄”、“赤城”、“築紫”、“大和”、“八重山”和“吉野”等軍艦，控制海港釜山和仁川，監視海面，并布設水雷障礙等。
在清軍既已前去朝鮮，日軍劍拔一弩一張，戰争迫在眉睫之際，李鴻章并未采取緊急措施，做好應戰部署，仍然寄希望于“以敵制敵”，徒勞地奔波于俄、英等國駐華公使之間，乞求歐美帝國主義列強出面“調停”，結果四處碰壁。
他明知“日兵分駐漢、仁，已占先著”①，非但不與抗争，反而于7月初将在朝軍艦全部調回。
這一行動，在戰略上是一大失策。
因為放棄仁川，無異于給日軍提一供了由海道進犯中國的前進基地，并使牙山清軍處于孤立無援的嚴重地位。
日本方面，挑一起戰争是其既定方針。
當清朝政一府以“韓亂”已息，要求根據中日天津條約同時撤兵時，日本政一府不僅不同意，反而無理提出于涉朝鮮内政的所謂“改革方案”，故意制造糾紛。
同時，日本政一府又以默許英、俄等國的在華利益為條件，換取了列強在中日兩國沖突中采取有利于日本的“中立”立常7月14日，日本政一府見其一陰一謀外交得逞，而且軍事上已占先着，便照會請政一府，斷然拒絕中日雙方同時從朝鮮撤兵的建議，反誣中國政一府“有意滋事”，聲言“嗣後因此即有不測之變，我政一府不任其責”②，企圖把中日開戰的責任歸咎于清政一府。
實際上，陸奧宗光早在7月12日即已電告日本駐朝公使大一鳥圭介：“目前有采取斷然處置之必要，……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開始實際行動。
”③随後，日本海軍主力艦艇于佐世保軍港集結，成立聯合艦隊（由常備艦隊和西海艦隊合編而成，伊東祐亨任司令官），下分本隊和第一、第二遊擊隊。
7月23日，日軍闖入朝鮮王宮，非法囚禁朝鮮國王李熙及闵妃，誘脅大院君李昰應主持國事，并強迫朝鮮宣布廢除過去同中國所簽訂的一切條約。
25日，日軍在豐島附近偷襲中國艦船，并進犯牙山清軍，正式挑一起侵略中國的戰争。
二、戰争的序幕 （一）豐島海戰 由于日本侵略者蓄意挑釁，清廷不得不責令李鴻章速籌戰備。
7月16日，光緒帝又電谕李鴻章“斷不可意存畏葸”，并嚴厲指出：“若顧慮不前，徒事延宕，馴緻贻誤事機，
在東學一黨一的領導下，起義者舉起“盡滅權貴”、“逐滅洋倭”的革命旗幟，反對國内封建剝削，反對西方列強和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
6月1日，起義軍占領全羅道首府——全州，各地農民紛紛響應，起義勢力逐漸波及全國，朝鮮封建王朝驚恐萬狀。
東學一黨一起義後，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認為借口侵朝的良機已到，不可失之交臂。
參謀本部次長川上一操一六也向内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建議：“東學一黨一勢甚猖獗，韓兵不能鎮壓，目下趨勢必向清國請求援兵，清國政一府必容納此種請求。
我國如欲保護在韓臣民，維持帝國均勢，殊有出兵之必要。
”① 中國方面，李鴻章開始并不主張出兵朝鮮，但當時清朝政一府派駐朝鮮的商務大臣袁世凱積極主張派兵“助剿”，并援引日本駐朝使館譯員鄭永邦所說“貴政一府何不速代韓戡”，“我政一府必無他意”②等語，鼓動李鴻章派兵赴朝。
這樣做正好上了日本侵略者的圈套，因為中國一旦出兵，日本便有了出兵的借口，進而把清朝政一府拖入預設的戰争陷阱中去。
6月4日，李鴻章接到朝鮮政一府關于“酌遣數隊，速來代剿”①的正式請求，随即命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派“濟遠”、“揚威”二艦赴仁川、漢城護商（連同已在仁川的“平遠”号共計三艦），并命直隸提督葉志超率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統兵二千餘人，由海道赴朝。
6月6日，聶士成所率前鋒九百人搭乘招商局輪船“圖南”号自大沽出發，8日抵牙山口後，換乘駁船，9日于白石浦登陸，進駐牙山。
葉志超自率後隊一千五百餘人，搭乘“海晏”、“海定”号，6月8日自山海關出發，于11日抵達朝鮮，登陸後，與聶部合屯牙山縣。
在派兵赴朝的同時，按照中日天津條約的規定，由中國駐日公使汪鳳藻将出兵情況通知日本外務部，并表明一旦完成鎮壓東學一黨一起義後，随即班師回國。
在中國派兵赴朝之前，日本内閣會議已于6月2日作出決定，以保護使館和僑民的名義出兵朝鮮，并立即下達秘密動員令。
日本侵略者決定采取先發制人的政策，命正在休假的駐朝公使大一鳥圭介返回朝鮮，由海軍陸戰隊四百餘人以“護送”公使為名，直入漢城。
接着，又悍然派出一個混成旅一團一（以駐廣島的第五師一團一第九旅一團一為基礎，計有第十一和第二十一兩個步兵聯隊、一個騎兵中隊、一個野戰炮兵大隊、一個工兵中隊，以及辎重隊、衛生隊和兩個野戰醫院，共八千餘人），由陸軍少将大島義昌率領赴朝，占據漢城至仁川一帶戰略要地。
海軍則派出“松島”（常備艦隊司令伊東祐亨的旗艦）、“千代田”、“高雄”、“赤城”、“築紫”、“大和”、“八重山”和“吉野”等軍艦，控制海港釜山和仁川，監視海面，并布設水雷障礙等。
在清軍既已前去朝鮮，日軍劍拔一弩一張，戰争迫在眉睫之際，李鴻章并未采取緊急措施，做好應戰部署，仍然寄希望于“以敵制敵”，徒勞地奔波于俄、英等國駐華公使之間，乞求歐美帝國主義列強出面“調停”，結果四處碰壁。
他明知“日兵分駐漢、仁，已占先著”①，非但不與抗争，反而于7月初将在朝軍艦全部調回。
這一行動，在戰略上是一大失策。
因為放棄仁川，無異于給日軍提一供了由海道進犯中國的前進基地，并使牙山清軍處于孤立無援的嚴重地位。
日本方面，挑一起戰争是其既定方針。
當清朝政一府以“韓亂”已息，要求根據中日天津條約同時撤兵時，日本政一府不僅不同意，反而無理提出于涉朝鮮内政的所謂“改革方案”，故意制造糾紛。
同時，日本政一府又以默許英、俄等國的在華利益為條件，換取了列強在中日兩國沖突中采取有利于日本的“中立”立常7月14日，日本政一府見其一陰一謀外交得逞，而且軍事上已占先着，便照會請政一府，斷然拒絕中日雙方同時從朝鮮撤兵的建議，反誣中國政一府“有意滋事”，聲言“嗣後因此即有不測之變，我政一府不任其責”②，企圖把中日開戰的責任歸咎于清政一府。
實際上，陸奧宗光早在7月12日即已電告日本駐朝公使大一鳥圭介：“目前有采取斷然處置之必要，……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開始實際行動。
”③随後，日本海軍主力艦艇于佐世保軍港集結，成立聯合艦隊（由常備艦隊和西海艦隊合編而成，伊東祐亨任司令官），下分本隊和第一、第二遊擊隊。
7月23日，日軍闖入朝鮮王宮，非法囚禁朝鮮國王李熙及闵妃，誘脅大院君李昰應主持國事，并強迫朝鮮宣布廢除過去同中國所簽訂的一切條約。
25日，日軍在豐島附近偷襲中國艦船，并進犯牙山清軍，正式挑一起侵略中國的戰争。
二、戰争的序幕 （一）豐島海戰 由于日本侵略者蓄意挑釁，清廷不得不責令李鴻章速籌戰備。
7月16日，光緒帝又電谕李鴻章“斷不可意存畏葸”，并嚴厲指出：“若顧慮不前，徒事延宕，馴緻贻誤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