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日本侵華的軍事準備與中國的軍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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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鋼骨鐵皮艦和鋼質艦共八艘，總排水量為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噸。
與此同時，又從英法等國購入軍艦八艘，總計二萬七千餘噸。
①這些軍艦都具有當時較先進的技術水平，裝備有較多的速射炮。
它們編入艦隊以後，使日本海軍面貌為之一新，戰鬥力大為提高。
不過，由于日本财力畢竟有限，無力購買和建造大型裝甲艦，而又企圖擊穿中國北洋艦隊七千噸級的裝甲艦“鎮遠”和“定遠”，隻好在四千二百多噸的“橋立”、“嚴島”、“松島”三艘軍艦上裝配三十二厘米口徑的大炮，開創了世界造艦史上罕見的“奇迹”。
（四）實地偵察 在擴軍備戰的同時，日本當局還不斷派遣大批特務，到中國和朝鮮進行實地偵察，搜集有關情報。
早在參謀本部成立的第二年，就以“武官”、“留學生”等名義派遣官員來華，刺探清朝政一府各方面的情況。
1880年山縣有朋上呈天皇的《鄰邦兵備略》，就是根據派遣人員的見聞與調查編撰而成的。
1893年4—7月間，日本參謀本部次長川上一操一六等又親自溜到朝鮮釜山、仁川和中國天津、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重點窺一探中國的軍備、士兵訓練、軍隊裝備、地形地貌等等。
甲午戰争爆發前，日本侵略者早就繪好了包括朝鮮和中國東三盛渤海灣在内的詳細軍用地圖，上面标明了這些地區的每一座小丘和每一條道路。
（五）戰備演習 為做好實戰準備，日本還多次進行各種軍事演習。
1889年2月，專門制定了《陸海軍聯合大演習條例》。
在次年3月舉行的陸海軍聯合大演習（“尾參大演習”）中，共動員官兵三萬餘人、軍艦二十艘、運輸船三隻。
1892年10月，又舉行有二萬七千餘人參加的陸軍特别大演習，除檢驗一般内容外，還特地演習了預備役的動員、軍隊的鐵路輸送等項目。
1893年5月，日本制定《戰時大本營條例》。
至此，侵華戰争的各種準備工作基本就緒。
二、中國的軍事概況 對于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一陰一謀，清朝政一府缺乏清醒的估計，始終采取妥協、退讓的政策，沒有進行足夠的戰争準備。
但自琉球事件以來，清朝統治集一團一中的某些人對于日本的狂妄野心，還是有所察覺的，因此，随着洋務運動的繼續進行，不斷增強防禦能力。
特别是朝鮮“壬午兵變”和“甲申政變”之後，清朝政一府加深了對“日本近在肘腋，永為中土之患”①的認識。
鑒于中法戰争的教訓，深感有必要加強防禦措施，以備不虞。
由于日本是東方島國，因此，清政一府為對付日本侵略而采取的各種措施，始終以籌辦海防、建設海軍為第一要務。
（一）籌辦海防 日本侵台事件之後，李鴻章等見日本學習西方兵制兵法，與英國勾結，“其勢日張，其志不小，故敢稱雄東土，藐視中國，有窺犯台灣之舉”，“今雖勉強就範，……将來稍予間隙，恐仍狡焉思逞”①，建議清廷從速籌辦海防。
于是，經過總理衙門奏準，海防問題被列為“當務之急”、“久遠之圖”。
可是，當時中國生産力很低，加之宮廷揮霍，官吏貪一污，外債累累，财政拮據，海防籌款非常困難，隻好由各省必協款，分年呈解。
戶部初定南北洋海防經費每年四百萬兩，實際上曆年解送不足半數，以緻海防建設進展緩慢。
盡避這樣，南北洋沿海各口的防務畢竟有所加強，主要是興建或重修了一些新式炮台，添置了一批新式岸炮，并在重要海口增設水雷營，加強海防兵力。
北洋所轄直隸（今河北）、山東、奉天（今遼甯）三省，沿海各口較南洋為少，但由于地近京師，又和日本、沙俄二強相近，故北洋海防始終被置于優先地位。
其中直隸的津沽海口更是京畿門戶，“北連遼東，有旅順、大連以為左翼，南走登、萊，有威海衛以為右翼，為北洋第一重鎮”②。
清朝政一府一貫重視此處防務，鴉片戰争以後，又陸續修築了大沽、北塘、新城等處炮台，并以蘆台為北塘後路，設營駐守。
籌辦海防以來，李鴻章複于上述各處增築近代炮台和營壘，增調淮、練各營駐守，并将沿海防區一直延伸至山海關一帶。
李鴻章又鑒于旅順和威海衛扼渤海之門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對其防務同樣予以特别關注。
從1882年起，在旅順口的黃金山頂，仿築德國新式炮台③，安設巨炮，海口内布置水雷，并于沿岸便于登陸之處擇要埋設地雷，後又在大連灣老龍頭等處築炮台多座。
在威海衛，則築南北岸炮台，繼又增築黃泥崖、竈北嘴等新式炮台，并于劉公島新築地阱炮台，設二十四厘米口徑後膛巨炮于隧道内，用機械升降，頗為靈便，其西之黃島，水中之日島，都築炮台，與南岸相應。
經過多年經營，使旅順和威海衛兩處成為兩個重要的海軍基地。
甲午戰争前，總計直、東、奉三省沿海各口駐有馬、步、水師共五十餘營，其中約二萬人用于把守沿海各炮台。
① （二）建設海軍 建設海軍是與籌辦海防緊密相關的一環。
早在籌建之初，李鴻章等就積極主張購買外國
與此同時，又從英法等國購入軍艦八艘，總計二萬七千餘噸。
①這些軍艦都具有當時較先進的技術水平，裝備有較多的速射炮。
它們編入艦隊以後，使日本海軍面貌為之一新，戰鬥力大為提高。
不過，由于日本财力畢竟有限，無力購買和建造大型裝甲艦，而又企圖擊穿中國北洋艦隊七千噸級的裝甲艦“鎮遠”和“定遠”，隻好在四千二百多噸的“橋立”、“嚴島”、“松島”三艘軍艦上裝配三十二厘米口徑的大炮，開創了世界造艦史上罕見的“奇迹”。
（四）實地偵察 在擴軍備戰的同時，日本當局還不斷派遣大批特務，到中國和朝鮮進行實地偵察，搜集有關情報。
早在參謀本部成立的第二年，就以“武官”、“留學生”等名義派遣官員來華，刺探清朝政一府各方面的情況。
1880年山縣有朋上呈天皇的《鄰邦兵備略》，就是根據派遣人員的見聞與調查編撰而成的。
1893年4—7月間，日本參謀本部次長川上一操一六等又親自溜到朝鮮釜山、仁川和中國天津、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重點窺一探中國的軍備、士兵訓練、軍隊裝備、地形地貌等等。
甲午戰争爆發前，日本侵略者早就繪好了包括朝鮮和中國東三盛渤海灣在内的詳細軍用地圖，上面标明了這些地區的每一座小丘和每一條道路。
（五）戰備演習 為做好實戰準備，日本還多次進行各種軍事演習。
1889年2月，專門制定了《陸海軍聯合大演習條例》。
在次年3月舉行的陸海軍聯合大演習（“尾參大演習”）中，共動員官兵三萬餘人、軍艦二十艘、運輸船三隻。
1892年10月，又舉行有二萬七千餘人參加的陸軍特别大演習，除檢驗一般内容外，還特地演習了預備役的動員、軍隊的鐵路輸送等項目。
1893年5月，日本制定《戰時大本營條例》。
至此，侵華戰争的各種準備工作基本就緒。
二、中國的軍事概況 對于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一陰一謀，清朝政一府缺乏清醒的估計，始終采取妥協、退讓的政策，沒有進行足夠的戰争準備。
但自琉球事件以來，清朝統治集一團一中的某些人對于日本的狂妄野心，還是有所察覺的，因此，随着洋務運動的繼續進行，不斷增強防禦能力。
特别是朝鮮“壬午兵變”和“甲申政變”之後，清朝政一府加深了對“日本近在肘腋，永為中土之患”①的認識。
鑒于中法戰争的教訓，深感有必要加強防禦措施，以備不虞。
由于日本是東方島國，因此，清政一府為對付日本侵略而采取的各種措施，始終以籌辦海防、建設海軍為第一要務。
（一）籌辦海防 日本侵台事件之後，李鴻章等見日本學習西方兵制兵法，與英國勾結，“其勢日張，其志不小，故敢稱雄東土，藐視中國，有窺犯台灣之舉”，“今雖勉強就範，……将來稍予間隙，恐仍狡焉思逞”①，建議清廷從速籌辦海防。
于是，經過總理衙門奏準，海防問題被列為“當務之急”、“久遠之圖”。
可是，當時中國生産力很低，加之宮廷揮霍，官吏貪一污，外債累累，财政拮據，海防籌款非常困難，隻好由各省必協款，分年呈解。
戶部初定南北洋海防經費每年四百萬兩，實際上曆年解送不足半數，以緻海防建設進展緩慢。
盡避這樣，南北洋沿海各口的防務畢竟有所加強，主要是興建或重修了一些新式炮台，添置了一批新式岸炮，并在重要海口增設水雷營，加強海防兵力。
北洋所轄直隸（今河北）、山東、奉天（今遼甯）三省，沿海各口較南洋為少，但由于地近京師，又和日本、沙俄二強相近，故北洋海防始終被置于優先地位。
其中直隸的津沽海口更是京畿門戶，“北連遼東，有旅順、大連以為左翼，南走登、萊，有威海衛以為右翼，為北洋第一重鎮”②。
清朝政一府一貫重視此處防務，鴉片戰争以後，又陸續修築了大沽、北塘、新城等處炮台，并以蘆台為北塘後路，設營駐守。
籌辦海防以來，李鴻章複于上述各處增築近代炮台和營壘，增調淮、練各營駐守，并将沿海防區一直延伸至山海關一帶。
李鴻章又鑒于旅順和威海衛扼渤海之門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對其防務同樣予以特别關注。
從1882年起，在旅順口的黃金山頂，仿築德國新式炮台③，安設巨炮，海口内布置水雷，并于沿岸便于登陸之處擇要埋設地雷，後又在大連灣老龍頭等處築炮台多座。
在威海衛，則築南北岸炮台，繼又增築黃泥崖、竈北嘴等新式炮台，并于劉公島新築地阱炮台，設二十四厘米口徑後膛巨炮于隧道内，用機械升降，頗為靈便，其西之黃島，水中之日島，都築炮台，與南岸相應。
經過多年經營，使旅順和威海衛兩處成為兩個重要的海軍基地。
甲午戰争前，總計直、東、奉三省沿海各口駐有馬、步、水師共五十餘營，其中約二萬人用于把守沿海各炮台。
① （二）建設海軍 建設海軍是與籌辦海防緊密相關的一環。
早在籌建之初，李鴻章等就積極主張購買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