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戰争的結局與經驗教訓
關燈
小
中
大
了避敵之長，補己之短。
如鎮南關、諒山大捷過程中，依靠邊疆各族人民群衆的積極參戰和支援，選擇有利的地形條件，構築較堅固的防禦陣地，集中優勢兵力，進行有把握的決戰等。
又如基壟淡水抗登陸作戰中，預設埋伏，引一誘敵人上岸，待其脫離艦炮火力支援後，與之短兵相接，近戰殲敵。
再如鎮海海岸防禦作戰中，事先堵塞航道，封鎖港口，合理部署兵力，利用事先構築的防禦工事，水陸結合，連續打退了孤拔艦隊的進攻和偷襲。
又如滇軍和黑旗軍普遍構築地營，大大減弱了敵人的武器優勢，在左育阻援、臨洮敗敵等戰鬥中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實踐證明，戰争是各種因素的全面較量，人的勇敢，加上武器的一精一良和戰略戰術的正确，才能取得作戰的勝利。
（四）貌似強大的侵略者，不是不可戰勝的 中法戰争的經過表明，侵略者在軍事上的一時強大是不足畏的。
法軍并不象當時清朝政一府中的主和派所形容的那樣厲害可怕。
黑旗軍以簡陋的武器裝備多次痛殲法寇，馮子材指揮的鎮南關、諒山大捷等，都以無可争辯的事實證明了這點。
縱觀戰争全局，法國侵略者的有利因素并不多，不利因素卻不少，特别是它發動的戰争是侵略的非正義的戰争，政治上是不得人心的，加之它的戰線很長，兵力不足，遠隔重洋，補給困難等，使它并不具備必勝的條件。
它的戰略決策主要是建立在清軍不敢打、不能打的基礎上的，是一種以軍事冒險配合政治訛詐的政策。
在作戰指導上，法又犯有逐次增兵和分散兵力的錯誤。
如果清軍在海上集中艦隊，陸上集中兵力，采取積極堅決抗擊的方針，實行集中統一的指揮，那麼，法軍無論在陸地、海上，都将遭到更大的失敗。
至于它将大量艦隻駛入閩江口，長期與中國艦船首尾相連地同泊一處，完全是一種極端冒險的軍事賭注。
如果清廷稍有膽識，敢于趁漲潮的有利時機先發制敵，則全軍覆沒的很可能不是福建海軍，而是孤拔艦隊。
法軍對基隆的占領及其在台北與清軍的長期相持，也是它在軍事戰略上的一大錯誤。
對此，巴德諾和孤拔均曾深為憂慮，他們“怕這個占領，對于（中國）中央政一府不能發生任何效力，甚而使它安了心，因為它知道所有孤拔提督能支配的援軍，從此停滞在台灣，不能活動了”①。
沙俄外長則嘲笑法軍攻台不過是“蜂螫象背”而已。
法軍在北圻戰場上的一時得勢，主要是利用了清軍前敵将領的無能，一旦清軍加強了前線指揮，貌似強大的法國侵略軍便難免連戰皆敗，狼狽潰逃。
（五）清王朝的妥協求和政策，導緻了中國的“不敗而敗”和兩次鴉片戰争一樣，清統治者在對待中法戰争的态度上，也總是和人民的意志背道而馳。
盡避他們從自身的統治利益出發，有時不得不下令對侵略者進行某些抵抗，但始終沒有堅定的抗戰決心；即使在不得已而決心一戰時，依然寄希望于外交談判解決問題。
這正好适應了法國侵略者外交訛詐與軍事冒險相結合的戰略需要，也給了其它資本主義列強和政治投機分子如赫德之流以“調停”為名從中漁利的機會。
更為嚴重的是，清廷的妥協求和政策，大大束縛了前線軍民的手腳，招緻了戰争過程中的多次失利，并造成在作戰勝利的情況下反而卑屈求和的可恥結局。
本來，當時法國侵略者在普法戰争中新敗于德，元氣稍有恢複便大舉向非洲和遠東同時擴張，力量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直接進攻中國本土，不但力不從心，而且不可避免地和英、德、美等資本主義列強的在華利益相沖突，在某些方面受到它們的制約（如戰區限于長江以南，且不得進攻上海、廣州等等）。
法國統治集一團一内部對發動這場侵略戰争是有很大分歧的。
它之所以終于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争，并逐步升級，正是利用了清王朝一再妥協求和的軟弱立常 當時，中國雖在海軍方面居于劣勢，難與法軍在海上争雄，但陸軍卻占有兵力優勢，而且桂軍、滇軍、黑旗軍等基本上都是本地人，能适應當地自然環境，熟悉地形，又有人民群衆的支援，隻要作戰方針正确，選将用兵得當，徹底打敗投機冒險、兵力有限的法國侵略軍，是完全可能的。
無奈清政一府在政治上妥協求和，在軍事上也就無所作為。
因此，前線軍民的抗戰勝利，不僅未能根本改變中國反抗外國侵略的戰略形勢，反而成了最高統治者屈辱求和的資本，最後造成“不敗而敗”。
這種曆史的悲劇，一方面加深了中國人民的災難，另方面也進一步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敗無能，加速了它自己的滅亡進程。
如鎮南關、諒山大捷過程中，依靠邊疆各族人民群衆的積極參戰和支援，選擇有利的地形條件，構築較堅固的防禦陣地，集中優勢兵力，進行有把握的決戰等。
又如基壟淡水抗登陸作戰中，預設埋伏，引一誘敵人上岸，待其脫離艦炮火力支援後，與之短兵相接，近戰殲敵。
再如鎮海海岸防禦作戰中，事先堵塞航道，封鎖港口，合理部署兵力，利用事先構築的防禦工事，水陸結合，連續打退了孤拔艦隊的進攻和偷襲。
又如滇軍和黑旗軍普遍構築地營，大大減弱了敵人的武器優勢，在左育阻援、臨洮敗敵等戰鬥中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實踐證明，戰争是各種因素的全面較量，人的勇敢，加上武器的一精一良和戰略戰術的正确，才能取得作戰的勝利。
（四）貌似強大的侵略者，不是不可戰勝的 中法戰争的經過表明，侵略者在軍事上的一時強大是不足畏的。
法軍并不象當時清朝政一府中的主和派所形容的那樣厲害可怕。
黑旗軍以簡陋的武器裝備多次痛殲法寇，馮子材指揮的鎮南關、諒山大捷等，都以無可争辯的事實證明了這點。
縱觀戰争全局，法國侵略者的有利因素并不多，不利因素卻不少，特别是它發動的戰争是侵略的非正義的戰争，政治上是不得人心的，加之它的戰線很長，兵力不足，遠隔重洋，補給困難等，使它并不具備必勝的條件。
它的戰略決策主要是建立在清軍不敢打、不能打的基礎上的，是一種以軍事冒險配合政治訛詐的政策。
在作戰指導上，法又犯有逐次增兵和分散兵力的錯誤。
如果清軍在海上集中艦隊，陸上集中兵力，采取積極堅決抗擊的方針，實行集中統一的指揮，那麼，法軍無論在陸地、海上，都将遭到更大的失敗。
至于它将大量艦隻駛入閩江口，長期與中國艦船首尾相連地同泊一處，完全是一種極端冒險的軍事賭注。
如果清廷稍有膽識，敢于趁漲潮的有利時機先發制敵，則全軍覆沒的很可能不是福建海軍，而是孤拔艦隊。
法軍對基隆的占領及其在台北與清軍的長期相持，也是它在軍事戰略上的一大錯誤。
對此，巴德諾和孤拔均曾深為憂慮，他們“怕這個占領，對于（中國）中央政一府不能發生任何效力，甚而使它安了心，因為它知道所有孤拔提督能支配的援軍，從此停滞在台灣，不能活動了”①。
沙俄外長則嘲笑法軍攻台不過是“蜂螫象背”而已。
法軍在北圻戰場上的一時得勢，主要是利用了清軍前敵将領的無能，一旦清軍加強了前線指揮，貌似強大的法國侵略軍便難免連戰皆敗，狼狽潰逃。
（五）清王朝的妥協求和政策，導緻了中國的“不敗而敗”和兩次鴉片戰争一樣，清統治者在對待中法戰争的态度上，也總是和人民的意志背道而馳。
盡避他們從自身的統治利益出發，有時不得不下令對侵略者進行某些抵抗，但始終沒有堅定的抗戰決心；即使在不得已而決心一戰時，依然寄希望于外交談判解決問題。
這正好适應了法國侵略者外交訛詐與軍事冒險相結合的戰略需要，也給了其它資本主義列強和政治投機分子如赫德之流以“調停”為名從中漁利的機會。
更為嚴重的是，清廷的妥協求和政策，大大束縛了前線軍民的手腳，招緻了戰争過程中的多次失利，并造成在作戰勝利的情況下反而卑屈求和的可恥結局。
本來，當時法國侵略者在普法戰争中新敗于德，元氣稍有恢複便大舉向非洲和遠東同時擴張，力量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直接進攻中國本土，不但力不從心，而且不可避免地和英、德、美等資本主義列強的在華利益相沖突，在某些方面受到它們的制約（如戰區限于長江以南，且不得進攻上海、廣州等等）。
法國統治集一團一内部對發動這場侵略戰争是有很大分歧的。
它之所以終于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争，并逐步升級，正是利用了清王朝一再妥協求和的軟弱立常 當時，中國雖在海軍方面居于劣勢，難與法軍在海上争雄，但陸軍卻占有兵力優勢，而且桂軍、滇軍、黑旗軍等基本上都是本地人，能适應當地自然環境，熟悉地形，又有人民群衆的支援，隻要作戰方針正确，選将用兵得當，徹底打敗投機冒險、兵力有限的法國侵略軍，是完全可能的。
無奈清政一府在政治上妥協求和，在軍事上也就無所作為。
因此，前線軍民的抗戰勝利，不僅未能根本改變中國反抗外國侵略的戰略形勢，反而成了最高統治者屈辱求和的資本，最後造成“不敗而敗”。
這種曆史的悲劇，一方面加深了中國人民的災難，另方面也進一步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敗無能，加速了它自己的滅亡進程。